《論語》、《孟子》的儒家思想

傅玲玲(輔仁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壹、 前言　
　
說到儒家，談到孔孟，在許多人的刻板印象中，孔子、孟子總是強調「道德」的規範，總是教人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但是對於這些行為規範與人生有何關聯？孔孟為何如此說？卻常常被忽略，因此，許多人對孔子及孟子的認識僅僅是「滿口道德教條」的古代人，而未能對孔孟儒學思想的核心精神有深入的理解。我們就從問題的起點出發，以了解孔孟的主張，並理會儒家所關心的問題，以及其間的思考方式，希望可以從中體會到孔子、孟子的思想其實是與「人生」息息相關的，而這也就是何以孔孟對中國文化能有如此深遠影響的原因。

貳、春秋戰國的時代背景──當時「人」所面臨的人生問題

思想的產生，與思想家所處的時代背景、所遭遇的人生課題有關，因此，對於孔子、孟子所處的時代環境，應先有所了解。

孔子為春秋時人，孟子為戰國時人，皆當東周亂世，於其時，維持西周三百餘年穩定之舊有封建制度隨著周天子權力之式微而崩毀，同時原有的經濟制度、社會制度亦隨之頹圮，此一時期的人們，處於一個舊秩序崩解而新秩序尚未確立的混亂時代，不論是春秋五霸或戰國七雄，各諸候國競相擴展勢力，窮兵黷武，苛稅重賦，在這樣的時局中，人民在政治社會混亂、生命遭遇困頓的處境中，對人生充滿了不確定感，因此，為了安身立命，為了解決人世的混亂，便產生了許多偉大的思想家，也造就了中國思想史上百家爭鳴的巔峰成就。其中以儒、道、墨、法四家為顯學，尤其是儒家道德取向的人文思想及道家道法自然的無為思想對後世影響最深。
　
參、《論語》思想概述

一、孔子的故事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為政）

此為孔子自述其生命歷程之語。孔子出身於沒落的士族，三歲喪父，孤兒寡母生活極為清苦，其少時雖曾受平民層級的教育，但孔子並不滿足或侷限於如此粗淺的教育，所謂十五立志向學，便是孔子就此立定為學志向的人生階段，孔子極為好學，其一生為學不輟，乃是出於對自我的期許。

所謂「三十而立」，即是「自立」，亦即「頂天立地」，也就是確立自我價值，這是孔子三十歲的人生階段，此時的孔子亦開始教育學生，秉持著「有教無類」的精神，孔子的學生上自貴族下至賤民皆有之，由於他打破了知識傳播的階級藩籬，而且採取因材施教的方式，因此，被後世尊為「至聖先師」。

孔子三十而能有所自立，至於四十歲時，因著對自我的人生志向與理想的堅持，故能不因一時的遭遇而困惑，亦不會受到他物的引誘而迷惑，此時的孔子已精進至「不惑」的境界。

五十歲的孔子「知天命」，所謂「知天命」，即是孔子對自我生命的使命感。孔子雖滿腹淑世之學，但直至五十一歲方才出仕，初任魯國中都宰，其後官至大司寇，出仕不過四年，卻是政績卓著，但季氏當權終使其離開魯國，而開始長達十四年的周遊列國，其間曾受困於匡，但孔子以「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一語則道出了其以傳繼周文為天命的使命感。

「六十而耳順」，乃是孔子自述的「知人」境界。而孔子此時仍在周遊列國，為淑世理想而奔波，雖未能有一展抱負的政治舞台，孔子仍堅持其理想，即使生活困頓，如在陳絕糧，面對子路「君子亦有窮乎？」的質疑與抱怨，其「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衛靈公）的回答，正顯現出孔子堅守自我的價值與對生命理想的堅定。筆者認為，孔子固然是一位教育家、思想家，但最為令人感動的，則是他以整個生命去實踐自我價值的精神，讓我們反省自己：是否確立了自己的生命價值與目標？是否曾經也有過理想？而對於生命，是否曾有如此的熱情與堅持？

「從心所欲」是每個人所嚮往的，但為什麼現實生活中，總是難以達成？原因在於「不踰矩」！對絕大多數人而言，「不踰矩」代表著對某些行為的規範，是「克己」而成、勉力而行的，換言之，也就表示對「心之所欲」的節制；如此，我們試著想想，能夠「從心所欲」且不致於「踰矩」的孔子，是一個怎樣的修養境界？而孔子又是如何以自己的一生體證了他的思想！

孔子曾經與弟子們談論各自的志向，其自述的志向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冶長），可見其淑世理想在於建立一個安詳幸福的社會，而亦惟有如此的社會，人們才能真正享有曾點所志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先進）祥和的生活境界，《論語》記載了孔子「吾與點也！」之喟歎，正表現了孔子所追求的社會想理，是建基於對「人的幸福」的人文關懷！

二、《論語》思想概述
　　　
《論語》一書，為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錄，宋代時與《孟子》、《大學》、《中庸》合稱《四書》，是探討孔子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獻，其中多為語錄式記載，但因缺少完整的論證形式，因此，欲了解《論語》中的思想，應該以綜合及分析的方法去掌握其中的思維脈絡，才能確實理解孔子思想的涵義。以下，將就三個部份探討之：

一、以「人生哲學」為出發點，闡述孔子思想中對於「人」的問題的關懷，而這也正是儒家思想發展中，最重要的人文底蘊；

二、以「仁」、「禮」觀念的關聯，理解孔子如何看待人與群體的關係；

三、以「德治」、「正名」觀念說明孔子的政治思想，由於孔子對於「道德」及「禮」的肯定與堅持，在其政治思想中，則表現為「德治」及「正名」等特色。

1.人生哲學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里仁）

孔子並不否認人對於「富貴」的欲求，但認為對於富貴的獲得，必須以道德作為衡量取捨的標準，因為一個想要成就自我的君子，如果失去了「仁」德的內涵，就不足以稱之為「君子」了，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孔子所認取的人生價值，並不在於富貴，而是在於一個人對於自我德性的完成，所以，孔子又曾言：「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述而）、「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顯示孔子並非刻意標榜清高，其所否定的並不是「富貴」，而是「不義」；換言之，在人生的價值追求中，成為一個「仁義之人」遠比做為「富貴之人」更為重要，惟其如此，才是生命真正的喜樂，孔子也曾稱讚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雍也）如此的「樂」，使得孔子、顏回不論富貴或貧賤的環境，都能安然處之，因為物質環境是次要的，是不足以影響其生命精神發展的。

孔子的思想確立了人生的道德價值，而因著對人生價值的追求，則能使人產生莫大且深刻的生命情操，即孔子所言的「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子罕），因為既能確立人生所追求的目標，則能堅定自持，不致有所疑惑，故「智者不惑」；而完成生命的道德意義，即是自我生命內涵的圓滿，則何所憂慮？故「仁者不憂」；而因著追求生命意義的動機，乃能激發出一個人最偉大的勇氣，故「勇者不懼」。換言之，「不惑」、「不憂」、「不懼」的生命情操，是建立於對自我生命意義的肯定與認取，而孔子認為這意義便是「仁德」，對「人」而言，這是無上的價值，因此，孔子才有「殺身成仁」（衛靈公）之論，這是孔子在人生哲學上顯現出的高度思維。

2.「仁」與「禮」

什麼是「仁」？儒家思想以「仁」為核心，孔子以「仁」立教，「仁」不僅涵括所有德性，亦是一崇高之道德境界，從《論語》中可看出孔子不輕易以「仁」讚許人，則「仁」是否為一遙不可及的理想？孔子認為「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我們若能自覺自發地以「仁」為目標，則「仁」的實踐是可以達成的，《論語》曾記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
　
孔子教育子貢：要做到「仁」，並非一定要有「博施濟眾」的道德與功業，只要從自我做起，「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便是「仁」德的實踐。孔子亦曾經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回答仲弓問仁（顏淵），也曾以此言教子貢終身行之（衛靈公）。「立人達人」或「不欲勿施」，其核心思考都在於「推己及人」，亦即今人所謂的「同理心」，其最基本的精神在於從己身做起，並進而尊重甚至幫助他人，此一「仁之方」，是落實於吾人生活行為中的，是如此貼近我們生命的「仁」。

孔子身處於春秋亂世，面對政治、社會及倫理綱常的失序，除了關切個人的生命意義外，更冀望在混亂的世局中，能有撥亂反正的積極作為，而孔子認為「禮」便是針砭良藥。「禮」就其形式而言，乃是作為行為規範與指導的「禮制」；就其目的而言，則在於建構社會的秩序，並維持社會的和諧安定；而探究「禮」的深層涵義與本質，可由《論語》中「宰我問三年之喪」 的記載中了解：依據當時禮制的規範，父母逝世後，子女當守喪三年以盡哀思，但宰我認為守喪以一年為期即可。「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孔子認為居喪期間的哀思之情應使人無心亦無法真正享樂，由此可知，孔子認為「禮」是因著人的本性及情感而制定的，因此，在回答「禮之本」的問題時，說道：「喪，與其易也，寧戚。」（八佾），又曾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陽貨）在在顯示孔子所重視及堅持的，不在於形式之禮儀，而在「禮」之根本涵義，他把禮的根源歸結於人的內心情感與要求，對孔子而言，「禮」其實是因著人的自覺而產生的倫理行為，亦是仁德的外在顯現，而宰我竟能於居喪期間「安」於各項物質享樂，孔子認為是因為他對父母無愛，是其內心「不仁」的表現，因此，孔子說「女安，則為之。」認為人若無仁心，則失去了「禮」的內涵與本質，如此的「禮」不過是徒具形式之儀節罷了，而非孔子所強調、所追求的「禮」，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仁」才是「禮」的真正本質。

孔子雖堅持「禮」的重要性，但並不是墨守形式不知變通，所謂「禮，與其奢也，寧儉。」（八佾）、「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子罕）只要不違反「禮」的道德本質，「從儉」亦無妨，但驕泰對上，則是違反道德精神的，故孔子對於「拜下」是有所堅持的。因此，孔子認為「季氏八佾舞於庭」不僅是違背了禮制，更是季氏心中無仁的表現，而此種作為與心態，正是破壞社會穩定秩序的元凶，亦是人世混亂的根源，故嚴厲譴責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

孔子對「禮」的執著，乃是出於對社會秩序的關注，視個人為整體社會之組成份子，雖重視「禮」的規範性，但「禮」出自於人的仁德之心，因此，對於「禮」之持守亦是個人修養自我道德的方法，故曾說「克已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以「禮」克制自我的私欲、規範自我的行為，就能與仁德若合符節了。

3.政治思想

「禮」是仁德顯現於外的行為，乃是聖人依仁德而訂定「禮樂制度」之儀節，以之作為人民的行為規範，進而達到教化人民的功效，所謂「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即是孔子在政治思想中所主張的德政觀念。

孔的政治思想，與其道德理論相應一貫，他主張「為政以德」（為政），認為施政者應修養自身成為有德之人，如此則能以道德為施政原則，才能以仁德惠澤於民，此外，「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顏淵）一個有德的為政者，亦當以自身的道德為人民之表率，進而教化人民，成就道德社會。

就當時政治社會的亂象而言，孔子對「禮」的執著，也表現在「正名」的主張上。孔子曾曰：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子路）

所謂「正名」，就是端正名分，也就是依其名分而各務其本份，孔子回答齊景公問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顏淵），君臣、父子是當時在政治上、社會上最基本的倫理關係，如若每個人都能各正其名、各盡其份，則政治、社會之倫理秩序便能維繫，因此，正其名而節之以禮，正是孔子處於混亂失序之時代中，其政治思想的特色觀點。

肆、《孟子》思想概述

一、孟子的故事
     
孟子，戰國時人，三歲喪父，由母親教養之，孟母三遷、斷織教子使孟子自幼即努力向學，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其思想與子思承應相貫，故被稱「思孟學派」，為儒家思想中重要的一脈。孟子三十一歲授徒傳道，四十三歲開始遊說　諸候，一生致力於儒家聖賢之道的傳繼與發揚，孟子口才甚佳，但亦因其滔滔雄辯，曾遭人批評為「好辯」，然而孟子則自述曰：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滕文公下）

當孟子之時，「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認為楊氏為「無君」之言，墨氏為「無父」之論，皆是邪說淫亂，而孟子對於孔子最為景仰，更以承繼禹、周公、孔子的聖人之徒自我期許，因此，「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乃是孟子一生之職志。

二、《孟子》思想概述

《孟子》一書，據《史記》所載，為孟子晚年與其弟子等完成的言行錄，其言辭精鍊，論說精闢，尤其擅用譬喻，顯見孟子無礙之辯才，如我們耳熟能詳的「五十步笑百步」（梁惠王上）即出自《孟子》。

以下將以「人生哲學」及「政治思想」二部份闡述孟子的思想，尤其對於「性善論」作為孟子人生哲學的中心思想的說明，及其間思考脈絡的釐清，是我們理解孟子思想的重要進路；而孟子的「政治思想」中如「仁政」、「民為貴」、「誅一夫」等觀念，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深具特色，即使在今日的民主時代，亦頗具警醒作用。

1.人生哲學
　
「人是什麼？」、「人與禽獸草木有何區別？」、「人之所以為人的條件是什麼？」這些問題從古至今一直在人類的心靈中徘徊，而孟子的「性善論」，正是對於「人之所以為人」這個問題經過深入的思考後所提出的觀點。孟子曰：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離婁下）

「人跟禽獸的相異處，只有一點點！」由此可知：道孟子並不否定人與禽獸有其相同之處，但正由於這一點點的差別，區別了我們是「人」而非禽獸，換言之，這一點點的差別，便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條件，孟子「性善論」所指的「人性」，便是這一點點差別，而非指人的全部性質，其「性善論」就在提點出這一點「人性」是善的，所以人與禽獸有別。孟子的說法，其實深深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文化，觀諸社會中，對於壞事做盡的壞人，經常以「畜牲」、「禽獸」這種語詞責?他，其實這正隱含了所謂的道德評價，亦即以某人不道德的行為而否定其人格，也否認其具有身為「人」的條件。

孟子以「即心言性」闡論其「人性」為「善」的主張，乃是以人具善心而論證人性為善。孟子言：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公孫丑上）

孟子認為吾人「乍見」到幼童將掉落井裏的當下，皆會有驚恐同情之心，即是所謂的「惻隱之心」，此惻?之心的發生並非由於利益的考量或輿論的影響才產生，而是當下直接地呈露的，孟子以此說明人心是善的，而因為人心是善的，這個善的人心便是吾人的人性內涵，所以，人性也是善的。因此，孟子又曰：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

惻隱之心是同理同情之心，表現的是「仁」的德性；羞惡之心，是做了壞事而心存羞恥，表現的是「義」的德性；恭敬之心，是見到長輩而有恭敬之意，表現的是「禮」的德性；是非之心，是遇事明辨而能判斷善惡，表現的是「智」的德性；孟子以這四種德性，概括心所具有的德性，主張心是善的，也是人性之所在，所謂「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盡心上）便是指這個作為仁義禮智所具在的「心」，即是一個君子所要去反省自覺的人性。

所謂人性，當是生而為人所具有的，是先天所固有的、內在於我們主體的，不是經由外在學習而來的，因此，孟子認為沒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的人，乃「非人也」！孟子如是說：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公孫丑上）

此所謂「端」者，乃是「端緒」之意，孟子雖然講「性善論」，但並非主張人人在先天上就已是個完全成德的聖人，我們所具有的是「善的端」，就人而言，「善端」就像四肢一般，是原就具有的，而我們應當將「端」予以擴充，讓生命充滿道德意義，讓道德的人性價值獲得實踐。「四端」對人而言，就像是德性的「萌芽」，吾人當以修養的工夫來使我們的生命在道德涵養上不斷地成長，而所謂的「聖人」，就是自覺到人性的道德意義，而去修養自我，努力地去實踐生命的意義的人，因此孟子稱頌舜：「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舜，是孟子最稱道的「聖人」，正是因為能自覺到自我的善性，體會到身為「人」的道德意義，他的作為是因著其德性主體而展現、發生的仁義的行為，並不是為了仁義行為的好處的才勉力去做、才用一個框架去規定自己行仁義。因此，如果自稱不能行仁義，就是否定自己本就具有的善性，就是否定自己的人性，亦即是一種對自我生命意義的傷害，也就是孟子所謂的自暴自棄了。

既是「人性」，則應該要普遍於每一個「人」，就孟子而言，人人都具有人性，人人皆具善端之心，孟子強調：「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告子上）我們也擁有與聖人同然之善性，若能同聖人一般地擴充善端、存養善心、實踐善性，則亦能達到堯、舜的聖賢境界，故孟子肯定的「人皆可以為堯舜」。　　

孟子主張「性善」，然而，現實人世間的諸多罪惡從何而來？孟子認為人有「耳目之官」與「心之官」，耳目感官無思考自覺的官能，因而易受外物的引誘與蒙蔽，是所謂的「小體」；但「心」則不但是道德心，亦具思考自覺的能力，為孟子所謂的「大體」，由此可知，孟子並未忽略人還有生理的、感官的層面，但是，孟子強調「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告子上），因為「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告子上）孟子教人應以「心」的道德自覺為此身的指導，則能貞定自我的生命意義與目標，不致為感官所蒙蔽。　　

總而言之，孟子講性善，主要是對於「人之所以為人者何？」的省思，當他以「道德」做為人性的內涵時，其所肯定之生命意義就在於「做一個道德的人」，因此，生命的價值就在於「成為一個道德的人」！孟子以「魚與熊掌」為例，指出在「道德生命」與「形體生命」兩難抉擇之時，為了真正實踐生命的意義，「舍生取義」 乃是其人生價值的最高表現。

2.政治思想

孟子處於戰國之亂世，為能使天下安定昌盛，乃遊說諸候達三十年，其間除推展其人性思想外，更對當時的政治弊亂提出諸多藥石之論，孟子的政治思想頗為精詳，但今昔有異，在此不一一詳述，僅就其中「仁政」、「民為貴」等主要特色說明之。　　

孟子認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公孫丑上）所謂「不忍人之政」即是「仁政」，此「仁政」的主張，實建基於其對道德人性的肯定，孟子認為古代聖王之治，乃因聖王之施政皆發於其不忍人之仁心，因此才能成就聖王時代的仁政治世，才能使人民安定幸福，而仁心為人所皆有，因此，亦皆能成就先王之仁政，孟子便以此勸說諸候施行仁政，其曾以齊宣王不忍釁鐘之牛無罪而就死，指出齊宣王是具有仁心的，之所以「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乃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只要能夠推恩，則能「保民而王」也。 　　

孟子的政治思想中，以「民為貴」（盡心下）的觀點最具特色，雖然不同於當今的民主觀念，但其尊崇人民在政治中的尊貴性，甚至言「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在傳統的封建政治中，的確是獨樹一幟的，而民貴觀點的具體表現，則在其「保民」的主張，孟子認為「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離婁上）反之，若以仁德治天下，對人民若保赤子，則能使民心歸向，故其言「保民而王」、「仁者無敵」（梁惠王上）。　　

由於主張仁政，重視人民，因此，對於商湯放桀，周武伐紂，孟子認為：「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梁惠王下）因為桀、紂的殘賊仁義，故孟子並不視之為弒君，且贊同誅伐之，這表示了孟子以人民的感受為主，甚至是贊成革命的，此一觀點，即使在今日看來，仍頗具價值。

伍、結論
　
孔孟的儒家思想，主張以道德價值確立「人」之生命意義，以之突顯「人」的存在價值，而觀之現今人文與科技發展失衡、失序的時代，孔孟思想最重要的價值即在對於「人」自身的定位及生命本質的深刻思考；在經濟掛帥、科技發展迅速的全球化時代，因著交通、資訊之發達，使人際關係較之孔孟所面臨的倫理關係要複雜許多，而社會型態亦與往昔有著截然不同樣貌，不可諱言地，時代的變遷，的確使孔孟思想亦面臨著許多質疑與挑戰，更有人認為儒家學說已不足以對應於當前的狀態而排斥之，然而筆者認為，不論客觀環境如何變遷，對於自我生命意義的思索，對於人生幸福的追求，都是人類最為關注的問題；而人倫之際、群我之間，也都是以「人」為關係之主體，因此，均需建基於對「人」的認識與尊重，均脫離不了以「人」為問題核心的思考；而孔孟儒學，或許有部份主張不適宜於當代社會，但其所關切的人文議題，仍然是吾人不可不深思的生命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