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為簽了一分保密協議，不能提及這個公司的名字，讓我姑且就叫它大公司吧。這個大公司上個月邀請全世界一百多位業界人士到一個著名的海灘度假勝地參與一個長達九天的show case，一方面做宣傳，一方面也看看與會者們的反應，到了第三天我發現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我發現我很不會玩。

所有人裡，最會玩的可能是歐洲人，很多人早上去海灘散步，工作空檔要看世界盃足球賽，工作一結束，就看他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跳進泳池或碧藍的海水裡，傍晚時就看他們成群結隊在沙灘上踼自己的世界盃足球賽，晚上大公司照例會辦有主題的party，比如這一天大公司早早就發了通知希望大家穿綠色衣服與會，增加氣氛，只見這些歐洲人個個都穿得像隻螳螂，綠油油一片。一位芬蘭來的女士甚至要求贊助商贊助一件綠色大禮服從芬蘭帶來，十分搶人氣。音樂一開，螳螂們個個張牙舞爪，跳得起勁。就算在沒有宴會的夜晚，這些賓客也會自己找樂子，到旅館的酒吧占據舞台，自己唱起卡拉OK，旅館花錢請來的女歌手，樂得在一旁納涼。

身為唯二被邀請的台灣人之一，我發現我完全沒有為國爭光。我不怎麼看足球，每天是偷懶看CNN的進球集錦(不看不行，不然沒法跟人聊天)，大家看球看得大呼小叫，我在旁邊上網看新聞；展示會一結束，我是到健身房跑步，看著其他與會者在泳池裡打水仗； 晚上的party，我總是去看看熱鬧，一杯酒喝不完，不到一小時便早早一人回房睡覺。海灘這麼美，我卻一直到第五天才換上泳衣去走走。我都在做什麼呢?不是在想明天的採訪，就是在想回紐約後的採訪，我的休息是抱著電子書，埋頭看書。

一位澳洲女朋友，第一晚便喝得大醉，幾位好朋友護著她，確認她是回到自己的房間去休息。一位日本女朋友，聽說喝到送急診。我初時覺得很荒唐，但幾天下來，我覺得有問題的是我，為什麼這麼放不開?但我看另一位台灣來的與會者，也是差不多，工作甚至比我更努力，我開始想，會不會是我們台灣人都不怎麼會玩?

一位荷蘭來的同業堅持在荷蘭隊踼世界盃時，不去說明會要留在房間內看比賽，因此跟大公司起了點爭執，我初時想，本來這趟來就是要工作的，本當以工作優先。但看到歐洲同業們同仇敵愾，保衛自己的觀賽權，我開始認知，這不是個人喜好的問題，這恐怕是文化差異。

西歐國家的工會勢力普遍很大，勞工權益很受到保護，所以歐洲人可以一年休假一兩個月，一位只有二十歲出頭，只在媒体業工作兩年多的年輕記者，一開始就有一年一個月的帶薪休假，比我這己經工作近二十年的記者還要長。一般被正式雇用後便很難被解雇，所以他們可以很大聲說，老子就是要看球。在他們看來，美國人太喜歡工作，不知道享受人生，殊不知不是美國人不喜歡享受人生，而是制度不同，資本主義的美國，加上清教徒的傳統，基本上還是認為勤勞是美德。到了亞洲，勤勞不再只是美德，還是生存必需要件，看看富士康就知道。

勞資結構的問題太大，在這裡先不做討論，我想說的是，在個人能控制的範圍裡，我們自己是不是把工作看得太嚴重了?

台灣私人企業普遍工作時數很長，長久下來工作變成生活唯一的重點。有一年我先生Roberto生日，我特地請了假跟他到外地去渡假，正準備去看一場話劇，洋基的公關打電話來，我們在電話上講了十五分鐘，掛了電話，我看我老公的臉拉得老長，我問他怎麼了，他滿心不高興的說，不是說渡假嗎?為什麼工作電話講不停?我當時對他的幼稚非常不諒解，兩人大吵一架，我後來自行飛回紐約，一個計劃了半年多的休假就這麼毀了。我當時自以為工作優先，不過是十五分鐘，叫什麼叫?但現在想起來，覺得錯的是自己，錯的是把工作跟私人生活混在一起，己影響家人生活而毫不自覺。那十五分鐘電話不講，不會影響我和洋基的闗係，不會影響我在電視台的工作，不會影響我接下來跟王建民的採訪，唯一的影響，是我的手機響起時，我無法接電話的罪惡感。

我們長期將頭埋在工作裡，久而久之，看到美的藝術品，不知道美，在大廚的餐廳裡，吃不出美味，看到碧海藍天，不會想去散步，想到的是太陽好曬。工作變成懶惰的藉口，懶得去美術館，懶得看書，懶得跟女朋友聊天，甚至懶得作愛。

歐洲人享受人生的本事，其實讓很多美國人也很羡慕。美國暢銷書Eat Prey Love的美國作者對義大利人堅信，在辛勤工作之後，好好享樂是基本人權的民族性印象非常深刻，她引述了兩句義大利人掛在口頭上的兩句話，一句是:Bel far niente 意思是什麼都不做的甜美感覺，另一句是I’arte d’arrangiaris 意思是從”無”中創造新意的藝術。我雖不是義大利人，但我告訴自己，今天在工作完之後，我也要穿上我的性感比基尼，到海邊去曬太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