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到海地去救災，原本應該是一個無私的行為，但在過程中，我卻看到許多自私的舉動。

比如美國因海地政府無力管制太子港空中交通，而接管太子港機場，但國際上撻伐聲不斷，批評美國凡事以美國優先，撤美僑優先，美軍補給優先。離開海地前，台灣紅十字會救災隊去孤兒院送物資，市中心交通一片混亂，我們的車子在十字路口被美軍擋下，一等兩個鐘頭，只為了讓幾輛美軍車輛先行，我當時也想要下車罵人。

各國搜救隊之所以爭先恐後，前往海地進行搜救工作，用意是幫助海地沒錯，但同樣重要的因素，是為了讓自己的搜救人員藉海地進行訓練，將來自己國家內發生重大災難時，更知如何應對。這也是為什麼美國搜救隊一見有生還者可救，也不管之前是不是己有他國搜救隊己進行工作，便強行上場，並堅持用自己的方式救人。因為”業績”優良，回去要裝備要人，可以大聲很多。許多國家的搜救隊包括台灣，對美國搜救隊的霸道多有微詞，台灣與美國搜救隊起爭執那天，我也認為台灣搜救隊一定要搶到底，當時己經是第二度美國介入台灣搜救隊的工作，每次都讓出來，台灣搜救隊學什麼?但我這想法馬上被小我近二十歲的消防隊員吳正倫糾正，說是太自私。

在這樣一個幫助他人的情境，自私對不對?當然不對，但能像佛祖一樣割肉餵鷹，完全無私的，世上有幾人?這是為什麼許多國家對企業進行慈善捐款時，給予減稅等各項優惠，因為許多經驗證明，在利他的同時，如能利己，才是能匯聚最大資源的慈善政策。

問題是，利己的念頭，常讓很多人忘了利他的本意。

國際救災是個非常龐大的作業，來自六十多個國家的各種救難團体，在最短的時間內要找到一起合作的方式，的確很困難。台灣第一支救難隊由內政部消防署及台中縣消防局組成，兩個單位之間己需要磨合，中央要地方聽命行事，地方則覺得沒有公平待遇。第二支由紅十字會領軍的救災隊，就更複雜了，本身就由紅十字會，台北市消防局及三軍總醫院三個單位組成，再加上是民間團体的身分，還要與外交部協調，另外還有台北市與中央的楣楣角角。各單位有各單位的作業程序，行事風格，在這麼緊急的時候，很難面面俱到，我在一旁看單位協調時，常想這麼小的事情也可以喬這麼久?但這就是台灣民主的利與弊，只能概括承受。不然像中國大陸的威權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動的速度可能快一點，但我不覺得值得拿來交換民權。

這是為什麼在現今台灣的環境裡，最好的人才是能夠把握原則(在海地的情況是救人，不是民間團体的自主性，不是政府的主權，不是各單位的待遇不同)，不墨守成規，但又能以最快速度溝通的人。最糟糕的則是自以為是，剛愎自用，協調力又差的人，這種人坐在上位，什麼事都做不成。

這也是為什麼我對留守海地的張台輔參事印象非常深刻，張台輔在大使館倒塌，徐勉生公使及齊王德公使被埋在廢墟裡時，使館人手不夠挖不出來，他可以硬著頭皮去找中國大陸方面幫忙，就因為救人優先，其他的都其次。(雖然左等右等，沒有人來，不知是中國大陸方面自己也忙得焦頭爛額，還是在等上級指示?)

這次在海地的救災，我對我們台灣年輕一輩深感驕傲。不管專長是消防，醫療或外交，他們熱情專業，而且吃苦耐勞，大大打破以往年輕一輩是”草莓”的觀感。雖然因諸多原因到了海地己過了七十二小時黃金救援時間，帶的工具又不夠，大有有志難伸的遺憾。回來以後，有網友留言，認為這次台灣救災派出大批人馬，只救了兩條生命，效果不彰，反而是與災民搶資源，不如不去。我原先也持此看法，但再深一層想，如果我們事事都想著有大國去做就好，那台灣是不是什麼都不用做了?就是因為有印尼，蕯爾瓦多，伊朗及海地的救災經驗，我們將來可以做得更好。台北市消防局的郭恩書隊長就說，經過這次經驗，將來在國際救災上，台灣也許應該要發展搜索的專長，把生還者找出來之後，交給他國救難隊去挖，我就覺得這是有建設性，而且非常無私的想法。中國大陸搜救隊做DNA搜集，將來可用來確認死者身分，也被國際上大大讚許。每次救災不落人後的慈濟，這次在地震發生後一星期，才派先遺部隊去觀察，做中長期救援的打算，也很有遠見，慈濟人不用搶先，但他們要他們的資源發揮到最大效果。

台灣雖小，我們能提供的資源也許不能與美國這些大國相比，但我們也可以貢獻。但就是因為我們小，所以要更注重效率，更注重資源的整合，更注重各單位之間的默契，更注重經驗的傳承，更注重細節，把能做的做到最好。一位急診室醫生告訴我，在急診室裡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沒有人做的事是小事，開刀的醫生與握著病人手的小護士一樣重要。台灣可以有做醫生的志向，但在此之前，且讓我們做一個稱職的護士。

讓我以台灣駐海地工程公司李士綺副總的話做結論:勿以善小而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