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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8/30 10:52:00瀏覽28｜回應0｜推薦0 | |
| 夏桀之暴虐，促使其臣屬諸侯成湯發動革命，推翻夏朝，建立商朝，被視為「第一次貴族革命」。第一次貴族革命，在中國史上固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它表示了王權只要不得民心，其承自天的統治合法性即可被革去。可是，即使不從貴族革命處入手，對於商朝，我們仍可有不同的討論空間。易言之，即商除了貴族革命外，仍有其獨特的價值，可讓我們進行搜尋。本文即意圖從一經濟角度去理解商朝所特有的歷史價值及面貌 商朝的經濟，可謂是上承三皇五帝、堯舜禹等的經濟基礎而來。所以，我們要探究商的經濟，亦宜先了解商以前的經濟狀況為何。中國在商以前，主要是以農業及畜牧業為主。其實，若要推至最前，即中國人最初出現，其所從事之生產為何？則該答以打獵謀生為更近。因按照現時考古發現之所得，在不少中國原始人民聚居之遺址，大批打獵用的器具已然出土，若當時人民非從事打獵，何以會得出這些器具？此乃一證。再者，依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發展及人類智商發展之研究顯示，任何地方的原始生產模式必是以狩獵開始，而原始人的智力亦只足夠容許他們進行狩獵，而不能作較複雜的農耕及牲畜管理。若依此而猜想，則我們說中國最原始的生產活動是狩獵，未嘗不可也。 當然，有人或質疑打獵作為一種生產方式，甚至稱它根本不能列入經濟史的闡述中。可是，筆者覺得或應如此看。「何以原始人要打獵呢？他們打甚麼東西為主？他們會不會打獵得到的物多於他們的需要呢？」當我們考量打獵時，我們應問一下自己上述的問題，而不只是思及打獵本身。透過上述問題，我們會知原始人們的一些動機及心態（如知道他們打獵主要是出於謀一己及一家之生的心態，所以他們多數會打一些有毛皮的動物，一來可用來做衣服，一來可用作食物為生等），而這些動機及心態往往是具有普遍性，即不受時空之所限而影響及以後的經濟活動，我們研究及述及原始人打獵，雖就此活動本身言，它不符合一個嚴格經濟生產活動的要求，可是，觀乎原始人進行打獵活動的背後理由，這對我們研究日後的經濟發展仍是有裨益的，因其有裨益，這就值得把打獵放在經濟史的闡述中，故於此先略提一下。 所以，打獵乃中國先祖們最初的活動。因其進行此活動最初的動機乃在謀生命（包括自己及家人）之保全，此意念日後逐步發展在經濟活動中，遂使中國的經濟普遍有一維持自己及他人生命／生活之傾向。 又打獵本身畢竟是常涉及大量和禽獸之生死搏鬥，對於中國先祖們有一定的危險性，於是，先祖們遂謀另一活動方式，以圖一方面減輕打獵產生的危險性，一方面又能得和打獵同等的利益及好處，畜牧業便因此應運而生。 畜牧業，顧名思義，就是和牲畜的放牧有關。既然打獵一物危及生命，何不先捕捉一群動物，再用飼養、繁殖等法令其留有後代，這樣不就是既可長期保有動物，又能減低損失生命的可能？所以，某程度上，畜牧業可說是中國文明上一進步。而畜牧業較之打獵，又涉及更多為動物找尋居所、有系統管理禽獸等技能，此更證畜牧業比打獵在人類文化上更上一層樓。 直至夏代為止，中國的畜牧業皆是極度昌盛的，且曾成為主要的生產方式。到了商代，雖農業逐步佔據主導地位，但這決不代表畜牧業已走向衰微，反之，商代的祭祀多使用數百頭牛、羊以祭，由這龐大的牲宰數字，可反映畜牧業在商代仍然興盛之事實。 畜牧業乃商以前的經濟活動方式，而在商一代，其盛依然，已述。可是，除畜牧外，農業在商以前也已漸漸萌芽。早於夏代，農業已十分興盛，和畜牧業鼎足而立，只是其還未取得主要生產方式的地位。乃至商代，農業成為主要生產方式，而畜牧業次之。可是，大體上，商代經濟仍是源於前代的經濟基礎。 商代的經濟活動主要可分為農、商及畜牧三支，而又雜有手工業。自此以後，中國的經濟活動大體不外此四類，即此而言，可謂商代實為中國的經濟活動定下了規範，確立了發展的基礎。 又如上所言，畜牧業在商代已不如農業般興盛；手工業方面，此時手工業主要是製造有助耕作的農具及用於祭祀慶典的囂物，則手工業也間接依於農業；而商業則以農產品及手工業製品為營商的貨物來源。如是者，則四項活動又非同具相等重要性，而是以農業最為重要，畜牧次之，手工業及商業則在農業的基礎上發展。 有關商代畜牧業的盛況，在前一節已略述，商代天子普遍有祭天之儀式，而每次祭祀，所使用的牛、羊數量幾乎有數百頭，而既有如此多的牲畜可供祭祀使用，則其供養牲畜的事業必已達極為完善之境，此亦依理而推知，足見商代的畜牧之盛。 至於農業上，當時的釀酒事業興盛（從出土的酒器眾多可見），酒於當時主要由米製成，米即為一農作物矣，酒的出產數量既多，此實暗含稻米的產量亦龐大，這可見出商代農業的興盛。又由現今出土的農具分析，我們發現商代是有不同種類的農具被發明的。不同農具的被發明，正反映當時人民從事農業的迫切性。若農業於商不盛，農具的發明必不多，但現在商代的農具被發現的甚多，款式亦甚不同，此又是另一端可見商代農業之興盛了。第三處我們可持以證商代農業之興盛則為曆法。商人創造出曆法，目的則在記錄一年中哪些時候及日子適合農業活動的進行，若商人不重視農業、農業不能普及全國，此實無曆法建立之必要，曆法得以建立，此正支持了商代農業之盛。 當然，最有力見出商人重農的線索，乃為盤庚之遷殷。事實上，由商人多次遷都的原因皆是為了尋找更優秀的土地以供耕作，可見商人重視農業。盤庚時，遷都至殷地，殷地肥沃，適合農業耕作，商人自此不遷，盤庚遷殷表面上雖是首都之遷移，其實質含意卻包括商人重視農業，此也為商代農業興盛之一證。 商代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方式，配以手工、畜牧等業。但是，吾人當知農業發展至一定水平時，農業即不只可達至自給自足的原來目的，其更可有助補充、滿足他人的需要。舉例言之，甲地的農業生產（假設是稻米）高而乙地低，甲地的稻米產量必有剩餘而乙地的稻米產量則嫌不足，此時，甲地的米即可運至乙地改善、解決乙地缺米之問題，此運送及交易過程便是商業貿易的初型，農業有助解決他人需要也於此可見。 貿易，在商代，必建基於農業之高度發展，而其設立的原初目的即在以己之所有予彼之所無，故中國的商業一開始非一剝削型的商業，而是為人民牟利的福利事業。 初時貿易的形式主要是以物易物，後來，鑑於交易物品之數量龐大，蔬果等物也難以長期保存，於是，商人遂發明了貨幣，時有所謂貝幣（以貝殼製成之貨幣），作為貿易的交易媒介。農業的發達，驅動商業的蓬勃，又商業蓬勃使商業制度更具規模。此一方面可說是對商代經濟特色的描述，然另一方面也是商代在經濟上比前代更進一步的地方。 總括而言，商代一方面承接夏代的主要生產活動－畜牧業，一方面又積極發展農業，使之成為全國最主要的生產方式。而隨著農業發展達至高度的水平，不同的農業器物，如酒器、農耕工具等被發明，間接促成手工業的興盛；商人又以自己所剩的農作物通過交易方式接濟缺乏的他人，商業也因而昌盛，有商一代之經濟約略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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