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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8/30 10:56:00瀏覽67｜回應0｜推薦0 | |
| 戰國末年，戰亂頻仍，農業生產大受破壞。加上列國並立，此亦不利於商人謀取利益。當時，不少農民及商人基於經濟之考慮，遂渴望全國能盡快統一。終於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掃平六國，一統海內。然而，秦始皇雖一統天下，他卻需面對戰國遺留下來的若干經濟問題（或難局），約言之，共下列四點。 （一）農業之重新整頓：雖然戰國時期各國皆施行法家式的變革，急耕厲戰，富國強兵，但隨著戰國末年戰亂之轉趨激烈及殘暴，不少農地已被戰爭破壞，成丁又因被徵出戰，使農民之數目大減，農民也因戰亂而錯過耕作時間，農業因此大受破壞，農民也因此欲渴望統一，以避免農業之進一步被打擊。秦始皇之一統既本農民之求保護農業之心而來，他自需對農業作一番整頓，加以恢復。 （二）貨幣之統一：戰國商人之所以支持秦之統一乃由於當時列國並立，而列國使用不同之法定貨幣，令他們每至別國貿易皆需兌換貨幣，造成困難所致。秦之統一，某程度上也是商人渴望統一貨幣所致。「如何令貨幣統一，以便利商人？」乃秦之另一經濟問題。 （三）關隘之拆毀消除：各國之關隘令商人無法自由至各地通商，造成地域上的阻隔，秦統一以後，自要對各地關隘加以處理，以滿足商人的要求。 （四）度量衡之統一：戰國時期，七雄並起，列國使用之量度單位各不相同，秦自孝公用商鞅變法後，雖統一了全國之度量衡制度，但此僅限於秦國之境內，未及其餘之六國。秦統一後，基於商人的要求，其亦需把統一度量衡的政策普及至全國。 明白秦始皇所面對的來自各方面的經濟訴求（主要來自農民及商人），我們即可論述秦始皇施行之經濟政策。秦始皇之經濟政策主要有下列數項： （一）統一貨幣：禁止戰國時列國所使用的龜、貝、玉等貨幣，而以金、銅為全國通行之貨幣。黃金為上幣，以鎰為單位；銅錢為下幣，以半兩為單位。 （二）拆毀城廓：對於各國於不同地理險要地帶所設置的城廓、關隘，加以掃除，所謂「拆毀城廓，決通川防、夷平險阻」。 （三）統一度量衡：將原本施行於秦國的統一度量衡之政策普及於全國，使全國有劃一的量度單位，便利商人。 （四）繁榮首都：將東方富豪十二萬戶遷至首都咸陽，以繁榮首都。 上述四項政策中（一）、（二）及（三）皆是對治當時商人的訴求，處理當時代所出現的經濟問題。至於（四），則其雖是一經濟政策，但其背後實更有一政治目的：始皇欲防止東方富豪和六國遺民聯合，前者給予後者經濟支援以使後者可反秦，它更近一政治政策。 然而，縱觀四項政策，我們不難發現秦始皇完全未有安頓農業之政策。中國自商以來一直以農業發展為主要生產活動，秦始皇當不能不知農業生產之重要，何以始皇自統一後一直未有恢復農業之政策？此可透過秦之立國精神處加以解釋。 秦自商鞅變法以來即以法家為其政策之指導思想，法家之主要特色為求快捷見速效，則求速效可算是秦國精神之一部份。又秦國僻處西隅，和戎人為鄰，不得不生出強捍暴力之風，強暴亦是秦之精神。此二精神之結合，在戰國時，使秦能急速富強，掃平六國。可是，在統一後，此精神當如何展現呢？沒有國可被滅了，沒有目標要再追了，於是，秦始皇遂將強暴精神施於六國之遺民上，嚴加控制；求速效之精神用於快速建築各項大型建設上，將人民勞役至極點。中國人口大多數皆是農民，既因秦之重速效及貴族習氣驅使以從事大型建設，其自不能從事農業，此自不待言。秦始皇亦因求快求速之眼光，往往只見長城之可防匈奴、疏竣鴻溝及鑿靈渠之有助水路運輸，不見收成較慢、成效較不顯著之農業之重要。結果，在上者不重農，在下者也沒法為農，偶有怨言，也因秦法嚴苛，不敢申說。有秦一代，農業因而不如戰國末年農民之所想望，此亦種下後來劉邦一路以農民為主之反秦力量。 當然，有人或謂：「法家不是重農抑商，並強調因應時勢而調整政策嗎？」然而，我們當知此只是韓非之理論，秦始皇能否完全本韓非之想法落實於現實乃另一事。再者，即使如韓非所言，法家重農當初也只是為了令國家富足，繼而令國家可養兵打仗。併吞他國乃法家重農之最終目的（當然法家也可因其他理由重農，但主要理由／首要理由仍在此）。六國統一，農業已再沒有利用價值了，即使本法家立場，秦也未必重視農業。 由於秦之未能重農，多把農民用於不同之建設上，勞役他們，此令農民出現不滿之情緒。加上始皇不久病死沙丘，六國遺民於二世元年以後相繼反叛，農民於是亦乘機加入反秦行列。其中劉邦為首的反秦力量，因劉邦及其部下多是平民出身，故農民的數目也較多。歷子嬰出降及楚漢之爭後，高祖得國，西漢建立。西漢乃中國歷史中具有平民氣息之朝代（因開國之高祖為平民故），它得以建立，似亦源於秦之經濟政策未能滿足農民之需求所致，由此又可再證經濟影響政治。 西漢高祖乃一平民出身之皇帝，深知農民之心意及民間疾苦，其自不同於始皇自始至終皆為一貴族，和平民有距離。在經濟措施上，高祖一方面輕徭薄賦，鼓勵農業生產；一方面又興修各地水利，促進農業發展。鑑於商人之勢力漸大，恐令國人重末輕本，高祖又對商人採取制抑之措施。商人及其子孫不得為官，也不可衣絲乘車。然而，高祖之抑商止此，並未從商人之利益之削除上考慮（此和後來漢武帝之抑商政策已大不相同）。 高祖後又有文帝，其仍主重農之政策，文帝曾下詔：「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皇帝親自下田耕種，一方表示皇帝重視農業，一方也能使農民不致棄農從商。文帝又把稅（即田租）定為十五稅一，比孟子的理想之稅「什一之稅」還輕，體恤農民。商業上，民間土地買賣仍合法進行，土地私有；商人仍可從事商業置富，繼續購置田產，不受政府之嚴格限制（這和文帝時以行黃老無為而治有關）。經濟政策仍一承高祖。景帝即位，又下詔：「朕親耕，後親桑，以奉宗廟秶盛祭服，為天下先」，稅為三十稅一，稅收更輕，商業則仍採不干預政策。高祖至文景可說是一脈相承，一面重農，一面又只是名義上／儀節上抑商，農、商在漢高、文、景之治下同享利益，西漢初年因而得以致治。 可是，土地兼併之日趨激烈、人民思想之越傾以利計、佃戶數目之上升、私人鑄幣之令貧富懸殊，也隨著西漢初年之昇平日子而來臨，卒有漢武帝之重農抑商政策出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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