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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8/30 10:55:00瀏覽10｜回應0｜推薦0 | |
| 春秋戰國之經濟有別於西周的地方是商業之特別發達。在第一章中，我們已述說商業貿易始於商代，主要以農業之高度發達為其基礎。春秋戰國時代雖不是中國商業開始出現的時代，但卻是中國傳統商業急速發展，且帶來深遠影響的時代。 何以於春秋戰國時期商業能夠迅速發展，帶來商人數目的增加？約言之，原因有四。 （一）農業產量之上升：春秋戰國時期為一農業發達的時期，此時農民的身份已由依附貴族轉變成「自耕農」，能擁有自己所耕作的土地的所有權及自己辛勞所得的收成，他們既享有土地之所有權（雖要繳稅，但已比西周時之待遇較優），他們自必更用心耕作，以及改善耕種技術，間接提高農業之產量。鐵器牛耕也於戰國時日趨普及，使生產力提升，農產品之數目增加。商業以農業為基礎，農業之高度發達遂令春秋戰國之商業達至史無前例之興盛。 （二）競爭環境之出現：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紛紛施行富國強兵的法家式變革，以求圖存（消極地言之）及吞併他人之國家（積極地言之）。各國因此對鐵器、糧食、耕作工具等極度渴求。然而，由於各國的地理位置不同，部份國家或宜生產糧食卻不宜生產鐵器，部份國家或只宜出產鐵器，部份國家如秦、趙乃戰馬之盛產地，他國則不可產出戰馬。於是，各國只得從他國取得自己之所欠缺。他們或用併吞之法，但更普遍是利用商業貿易的方式取得自己之所缺。商業因而在春秋戰國得以蓬勃發展。 （三）交通網絡之完善：各國為了於征戰時能迅速運送物資及軍隊至前線，先後開設多條馳道。馳道之設立同時也使商人有機會至各國經商，使其所得利益增加，商業因而繁盛。 （四）手工業之發達：手工業於春秋戰國時期極度興盛（脫離官府而獨立），為商業帶來不少手工精緻的商品，間接促進商業的興盛。 基於上述原因，春秋戰國時之商業特別蓬勃。春秋時越國之范蠡，後人稱之為「陶朱公」，其即以經商置富而聞名於世。范蠡外又有子貢、弦高等，他們同是透過從事商業活動而成為豪富之人物。然而，於春秋戰國時期中最具影響力，也最為人熟悉的商人莫過於呂不韋。呂不韋本為戰國時趙國之商人，因一次偶然之機會下遇見當時於趙國做人質的秦國公子異人，呂不韋知悉當時秦國國君之繼任人（即安國君）之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其遂一方面以為異人乃「奇貨」，既對他加以優待，又把自己已懷孕之姬妾趙姬給予異人為妻，一方面又至秦疏通，使異人得為華陽夫人認定為嗣子。終於，異人成為了秦莊襄王，異人為了答謝呂不韋對自己的恩惠，許其以官職，呂不韋遂由此進身秦國之政壇，官至丞相。呂不韋能由商人而從政，繼而牽動學術思想之匯流（其曾招門下食客輯各家之說，成《呂氏春秋》），由此可見春秋戰國時期商業之鼎盛，且此鼎盛對政治、學術方面也帶來深遠的影響。 不過，就當時中國之思想看，儒、法兩家皆反對商人，對商人謀利之態度予以批評。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孔子認為為人當以求道（即仁義）為人生目標，若人只知利益計量，以牟取暴利為務，此乃小人之所為，不配為君子。換句話說，孔子乃不屑商人，而斥之為小人。法家方面，商鞅為秦之大良造時曾主急耕、重農，而對商人加以制抑；李克在魏國時也主「盡地力之教」，重視農業，而於《法經》中主平準、均輸之法，抑制商人。重農抑商，可說是中國儒法思想之共通處，亦針對著春秋戰國之商業發達而來。當然，在此，我們可進一步問：「何以中國先哲如此抗拒商業？」，這或出於下列之原因： （一）商業之發達危及政權之穩定：此層尤為法家之所看重。誠如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所說，商人從事活動多到處流徙，甚少有一固定之居所，其既無固定之居所，自不對任一地方有特殊的鄉土感情，更遑論有對管治此地之政權之忠心翊戴。在商人眼中，只要哪個君主能給予他最大利益，他即助之以滅亡他國，此他國可包括自己之祖國。忠在商人眼中乃下於利，商人可因利助你，也可因利而反，法家重人民對君主的徹底忠誠，也反對任何危及政權穩定之勢力，其於是致力「輕商」。其次，商業之高度發展使農業衰退（因農民全轉為從商，所謂捨本逐末），國家稅收減少；商業也令貧富懸殊的情況嚴重，危及社會之穩定，故法家批斥之。 （二）商業之發達妨礙人之成就道德及文化：此層尤以儒家最看重。儒家孔孟強調人成聖成德，仁義之價值乃高於一切金錢及物質之上，可說是無價之價值。擴充言之，則人類一切歷史文化學術生活亦是一具有不可用金錢來衡量之價值的東西，人不可為任何物質上之利益而犧牲文化、道德。可是，發達之商業漸使人以牟利為務，人不再講仁義、文化，而只求一己之利，商業越在社會流行，儒家之理想越不能於社會落實，儒家於是本其重道德及文化之立場反對及批評商業（儒家是本乎人文而輕商，法家則本政治之立場以輕商，二者於此又有不同）。 不論如何，就當時思想界言，斥商之風盛；但就當時之社會經濟說，商人眾多，商業繁盛，影響力極大。又由於商人需確保其貨品能有充足的客源，其多聚集於一些人口眾多的城市和他人進行貿易，當時人口眾多的大城市莫外於各國之首都，於是，不少首都遂成為人煙綢密、商業頻繁的大都市，大都市因而出現。戰國時，趙國之邯鄲、齊國的臨淄、秦國的咸陽、魏國的大梁等，皆是大都市之例子。而列國貿易頻繁，且數量龐大，此亦加速貨幣的使用。但因列國臨立，貨幣因而顯得多元化，各國所使用之貨幣皆不同。如齊、燕使用刀幣、三晉使用布幣、楚用鬼臉錢等。大都市之出現及貨幣之多元化，可說是春秋戰國時期商業隆盛所帶來的影響。 然而，列國使用不同之合法貨幣，令商人每次至別國貿易皆需兌換貨幣，造成困難；列國又分別設置關隘，阻礙商人至各地貿易，使其需多花時間。這一切皆令商人渴望統一，要求打破列國並立的形勢。商人的求統一的心態後來成為有助秦國統一之有利條件，中國大一統局面之出現，春秋戰國之商業實在是功不可沒。加上農民也有渴望統一的趨向，至公元前221年，秦國終掃平六國而一統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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