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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8/30 10:59:00瀏覽11｜回應0｜推薦0 | |
| 由於王莽之新政無法解決土地兼併嚴重的問題，歷經東漢，光武、明、章雖有意打擊地方豪強，抑制土地兼併，但多無功而還。土地兼併愈演愈烈，自耕農的數目大量減少，佃戶的數目則大增，土地的擁有權由農民轉至地主手上，富家大戶亦因而出現。富戶多不向政府納稅，致令稅收減少，政府稅收不足，因而無法於災荒之年接濟農民；加上長期對西羌用兵，軍費耗繁，自耕農不勝負擔，遂多成為流民、盜賊。東漢末年，張角等以黃巾裹頭領農民起事，此某程度上也由經濟因素所致。黃巾亂起，地方多為其破壞，農民或死傷，或流徙不同地區，其棄原來田地則一。政府戶口數目經過此次亂事後，也大為減少。東漢末年之經濟，可謂陷入秦漢建立以來最差之經濟狀態。 東漢不久伴隨著經濟問題之未解決而結束，三國相繼鼎立。三國時，戶口仍甚少，魏陳群謂： 喪亂後人民比漢文、景時不過一大郡 杜恕亦謂： 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 由陳、杜之言可見其中情況。農民歷漢末之大動亂，多依附地方之強宗豪族，成為其「部曲」，強宗豪族之勢力後又為幾個大勢力所消併，三國即由此建立，隨著三國建立，農民之身分又再轉而為兵隊，是時社會上只有兵隊而無農民，於是，一新之經濟制度應運而起，此即為「屯田制度」。 所謂「屯田制度」，即利用兵隊從事農業耕種之工作，以其所得上繳政府。當時利用屯田以鞏固一己之經濟實力而成功者為曹操。獻帝建安元年，曹操接納棗祗、韓浩的建議，施行屯田制度，募兵屯田許下。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屯田之施行終使曹操有足夠糧食，群雄得被兼併。及後齊王芳正始年間，曹魏又行屯田。鄧艾建議屯田淮南、北，曰： 淮北三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 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阡陌相屬。屯田制度下，兵隊成了以前之農民（因其負責耕作及向政府納租稅），至於管督屯田的典農中郎將，則儼如地方行政長官。又政府將無主荒地指派兵隊耕種，則這些農田的所有權，變相為政府所有，結果遂促成稅收之加重。漢代之十五／三十稅一不復再。 然而，屯田制度之「寓兵於農」的精神，實下開北朝、隋唐之府兵制，此為其獨特之意義。 又屯田制乃為三國時戰事頻仍，國家大亂之權宜之計，一旦國家復歸統一，此制當有進一步的落實及調整。沿此而往，西晉統一後，遂有初年所施行之「戶調」。 「戶調」二字始見《魏志趙儼傳》，為袁紹在河北所行之制度，內容為對懷附者收其綿絹，則其始於後漢之末。戶調初和田租分為兩項（曹操得河北，令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匠、綿二斤，由此可見），至晉武帝平吳後，置「戶調式」，田租和戶調才合并歸一。 有熟悉漢制者當知漢代除了徵收田租外，尚有口錢（又稱口賦），但至西晉，二者則合一而一律徵之以戶調。呂思勉《中國通史》曾對當中關節加以分析，其說： 大約這時候，（一）人民流離，田畝荒廢，有能從事開墾的，方招徠之不暇，不便從田租上諸求。（二）又人民的得錢，是比較艱難的（這個歷代情形都如此。所以租稅徵收穀帛，在前代，是有益於農民的。必欲收錢，在徵收租稅時，錢價就昂貴，穀帛的價，就相對低落了）。 此說法大致妥當。錢穆亦曾指出魏文帝黃初二年已罷五銖錢，命百姓以穀、帛為市。如是，則錢說可證呂說之第二點之合理。 以下且略述西晉戶調式的條文：「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男子一人占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為「老小」，不事。 錢穆對「戶調式」曾有詳細的解說，茲引述其說如下： 男子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合一百畝，即古者一夫百畝之制。云「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者，並非佔地百畝之外別給七十畝，乃是在其佔地百畝之內以七十畝為課田（「課」是課其租收。云「其外」者，乃承上文輸絹、輸綿而來，謂輸絹、輸綿之外，再課田租。）。換辭言之，即是課其十分之七的田租。 錢穆又指出： 晉制於戶調下兼田租，則時漸平康，由屯兵變為農民，故戶必帶田矣。 這些看法皆極精確，又極深刻，可從。 簡單來說，戶調式乃是依屯田制發展而來，其因應一夫之占田百畝，繼而以其中之七十畝為課田，課其十分之七之田租。田租加上所輸絹、綿，統為戶調，一律上繳中央。 然而，戶調式僅令三國時之兵隊得以轉成農民，屯田制得由權宜之計轉成定制，無主荒地成為由政府掌管擁有權之土地，其卻未對當時巨家大姓兼併土地之問題加以處理。而此問題卻又是不得不先處理的，於是，戶調式外又有「官品占田制」。 「官品占田制」的內容如下：令官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依次減五頃，至九品十頃而止。又各以品高卑蔭（「蔭」者皆私屬，無公家課役。即是國家允許將此一部分民眾田地劃歸私有）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二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六品三戶，七品二戶，八品、九品一戶。 此制之用意亦旨在抑制強宗豪族之土地兼併。其表面看來雖似授與強宗豪族私佔田地人民之特權，實則是要把強宗豪族先已私占的戶口及田畝括歸公有，而許他們一個最高限度的私占額。惜乎當時之強宗豪族多不願放棄既得利益（即其占領日久之大量田地）；地方勢力又強大而中央政府力弱；晉戶調稅收又高昂，「官品占田制」終在西晉一代未能有效施行。 錢穆指出： 晉武帝泰始元年詔復百姓繇役，罷部曲將、長吏以下質任（「質任」乃部曲對其私主所呈之抵押信物，大抵以子女為之。）。咸寧三年大赦，除部曲督以下質任。此均在頒行戶調制以前，用意均不外要將強宗豪族的私民眾奪歸公家。 由此可見晉武帝早已有意奪回豪強之私民及田地，使之歸公（對一新政權而言，只有如此才可令政府有充足的稅收及人民充役）。「官品占田制」實只是此心態之進一步落實。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西晉之立國精神本以保存強宗豪族之利益為主（亦可謂是以強宗豪族為其精神，試觀司馬懿、司馬昭及司馬炎之極力拉攏世家大族可知），現在武帝竟因新政權之需要而要損害世家大族之利益，此無疑為自損立國精神。立國精神一損，國即無基礎可依，政權必告瓦解；但若不如此，政權雖一時可保，但久之必百病叢生。晉武帝之「官品占田制」終沒徹底落實，政權也沒有因此而瓦解。可是，也正因如此，巨家大姓依舊保有其大量的田地及顯赫的社會威望。西晉不久歷八王及永嘉之亂而亡，晉室南渡，巨家大姓也相繼南遷，依然佔山佔水，豪強土地兼併問題終件隨晉室相始終。 再總括一下，東漢末，農民流徙，其多成部曲、兵隊，曹魏遂施行屯田以充實經濟，且予以兵隊一安頓。然屯田乃軍事狀態之權宜計，西晉一統後，軍事狀態告終，其遂更屯田而為戶調式。又因政權之鞏固之需要，不得不對豪強予一制抑，遂有「官品占田制」之出現。此為魏晉經濟制度之大略也。 ＜註＞本文的主要內容幾乎全採錢穆《國史大綱》，可視為對《史綱》相關內容之摘錄，讀者欲更深入之，詳參《史綱》原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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