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七年 (1644 年) 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在太監王承恩陪同下，登上煤山自縊，王不久亦吊死。思宗於藍色袍服上留下遺書：

朕自登極 (或作登基) 十有七年，雖朕涼德藐躬 (或作薄德匪躬)，上干天咎 (或作天譴、天怒)，致逆賊直逼京師，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他始終以老百姓為念。

和歷朝亡國之君不同，思宗一直勤於政務，力圖挽救神宗、熹宗犯下的過失。惟他個人性格有不少致命缺陷，加上內有流寇肆虐，外有滿洲入侵，經濟基礎崩潰，思宗卒之回天乏術，悲劇收場。

關於思宗個人性格，首為疑心過重，馭下太嚴，刻薄寡恩。次為急於求成，講究速效。《明史・流賊傳》：

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

張岱《石匱書》：

(思宗) 渴於用人，驟於行法。

這樣的君主，怎會有人願意為其盡忠？故張岱曰：

天下之人，無所不用。及至危及存亡之秋，並無一人為之分憂宣力。

思宗另一缺陷是言行不一致。貪圖好名聲，卻從不做實事。口講愛民，實為毒害。表面上擺出一副願聽意見的姿態，實際一律拒絕接受。此一方面，談遷說得很清楚，《國榷》：

先帝之患，在於好名而不根於實，名愛民而適痡之，名聽言而適拒之，名亟才而適市之；聰於始，愎於終，視舉朝無一人足任者，柄托奄尹，自貽伊戚，非淫虐，非昏懦，而卒與桀、紂、秦、隋、平、獻、恭、昭並日而語也，可勝痛哉！

剛愎自用，一意孤行，無人可信，就轉用宦官，《國榷》詳於考訂，多更正史料失實處。邵廷采說：「惟談遷編年，張岱列傳，兩家具有本末，谷應泰並采之，以成《紀事》。」朱彝尊說：「考證累朝實錄寶訓，博稽諸家撰述，於萬曆後尤詳，號為《國榷》。」其所論斷，當為可信。

近人孟森《明史講義》批評思宗「苛察自用，無知人之明」、「不知恤民」，與《明史》、《國榷》說法吻合。他還統計出思宗在位十七年，共更換五十名內閣大學士、首輔，「崇禎五十相」的結果是加速明朝覆亡。

經濟方面，思宗登基時，明朝已頻臨破產，「惟務節省」、「九邊軍士數年無餉，體無完衣」(張岱《石匱書》)，非思宗吝嗇，而是朝廷真的沒有錢！

思宗「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儉辛勤，萬機無曠」(張岱言)，卻苦無治國良方。雖「不邇聲色，憂勸惕勵，殫心治理」，但「大勢已傾，積習難挽」(見《明史・莊烈帝紀》)。《明史・袁崇煥傳》：「初，崇煥妄殺文龍，至是帝誤殺崇煥。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安排盧象昇、洪承疇抗清，一戰死，一投降，流寇復盛，明朝終被吞噬，思宗也不得好死！

清兵入關後，首為明思宗發喪，順治對這位亡國之君不失欣賞及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