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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9/21 05:11:22瀏覽825｜回應0｜推薦0 | |
| 出身江南豪门
日本战败投降后，重庆国民政府接收南京、上海等地区后，立即公布《惩治汉奸条例》，到1946年4月，南京、苏州、北平、天津、济南、厦门以及其他各省的高等法院和军法处都对已逮捕的汉奸进行开审和判决。第一个判处死刑的是缪斌，接着陈公博、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梁鸿志和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王揖唐、王荫泰、殷汝耕、齐燮元等都被判死刑，还有杨揆一、叶蓬、胡毓坤、凌霄、项致庄、沈宝锦等受军法审判的也被判死刑。后来上述这些汉奸除个别人改判外，都在各地被处死。 在汉奸群中，除周佛海、罗君强被国民政府保护下来外，有一个显赫一时、居于高位的大汉奸在加拿大寿终正寝，活了整整90岁。这个人就是任援道。 任援道（1890—1980），原名任鍼，字亮才，号豁庵，生于江苏省宜兴县城西大街永宁巷进士第任宅。 宜兴县是一座历史名城。据宜兴县志记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设置阳羡县，县城在今人民中路南端东侧的土城，因地近小氿，是为虾泾，称为虾虎城，又因城墙用土垒成，又称土城。 宜兴任家是江南著名的豪门大户，祖上读书做官，骑马打仗，曾为清廷立下过汗马功劳，朝廷赐以办盐的肥缺，由此发家。正所谓学而优则仕，士而优则商，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官商结合才能家门兴旺啊。 任家最有出息的要属任道镕（字筱沅），当年他是李鸿章的好朋友和铁杆部下，拔贡出身，原本在京城当官。19世纪50年代初，太平天国兴起，大清军队初期是一败再败，不得已之下，朝廷允许在籍和在职的士大夫们在自己的家乡办理团练，这也成就了很多人。太平天国打到江南时候，任道镕也奉皇命赶回老家办团练，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立下赫赫战功。李鸿章同治年间统帅大军剿捻，任道镕得到格外垂青，成了李鸿章麾下的一员骁将。《清史列传》表扬他：“（同治）二年，擢直隶顺德府知府，时捻氛北窜，顺德适当其冲。道镕勇督驻守沙河，挥众突击，破悍贼，获其酋朱学孟，贼遁去。以防剿功，升道员，加盐运使衔，赏戴花翎。方军兴时，客兵过境络绎，道镕择适中地，备粮转运，使无缺乏，而民亦不扰。” 不管怎么说，任道镕的官是越做越大倒是真的。 任道镕在晚清还以治河能手闻名朝野，洛河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得以疏浚畅通，得良田万亩，因此后来他当上了河道总督。光绪七年（1881年）任道镕升任山东巡抚，二十七（1898）年又调任渐江巡抚。 任道镕与鸿章后来成了亲家，李鸿章把小女儿经溥嫁给了任家的九公子任德和。婚后他们住在苏州铁瓶巷，那时候任氏家族大都住在苏州的大本营，抗战爆发后为避战火，搬到上海静安寺的愚谷村。 除了李家之外，任家和盛宣怀也是儿女亲家。盛宣怀的孙子盛毓邮娶了任家小姐任芷芳。 任家近代名人中，还有一个叫任凤苞的。任凤苞祖父任溥霖曾任清朝丹徒县训导，他父亲任锡汾官至四川川东道。任凤苞早年随父亲宦游各地，清末北上京城发展，1915年由梁士诒举荐，出任交通银行协理，开始步入金融界。1928年任凤苞迁居天津，投资银行业，经过多年运筹，财力丰裕，先后任金城银行董事、中南银行董事、盐业银行董事长、四行（盐业、中南、金城、大陆）储蓄会与四行信托部执行委员等要职，成为天津金融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任凤苞家学渊源，如他自己所说：“少小粗解文字，即好聚书”，从而养成藏书的良好习惯。任凤苞尤其热衷于收藏地方志，他认为：“方志一门为国史初基，典章制度之恢闳，风俗士宜之纤悉，于是备焉。”从此对地方志广求博聚，乐此不疲。 任凤苞积三十多年之功，搜集了方志达到2591种，以种类分，包括一统志、省通志、府志、厅志、州志、县志、乡镇志、乡土志，涉及清代全国２２个省。任凤苞收藏志书数量之多，品位之高，举世少见，被史学界人士誉为“私家藏志巨擘”。 任凤苞在多年收藏历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藏书体系，于是设置“天春园”书斋作为藏书之所，并著录《天春园方志目》一书，提供各地图书馆、省志局与方志学家进行学术交流与研究。任凤苞对凡有所求者从不吝惜，慨允借阅或传抄，因此许多历史学者、方志学家与之交往情深，无不赞其美德。 １９５２年任凤苞将天香园藏志全部捐献给天津市人民政府，收藏于天津人民图书馆。2014-09-28 辛亥革命的有功之臣 出生于这种官商学俱佳家庭的任鍼，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12岁考入清金陵陆军小学，14岁进入清金陵陆军第四中学第一期，选学的骑兵科，读书期间也算是个活跃人物，曾担任过学生会会长。一?二八事变中，因坚持抗日而闻名全世界及后世的十九路军总司令蒋光鼐、军长蔡廷锴都是任鍼那时的同学。 1906年，15岁的任鍼加入同盟会，并勇敢的剪掉了辫子。当时的同盟会对于清廷来说绝对属于典型的要颠覆大清王朝统治、破坏安定团结局面并有着海外反华势力支持的非法组织，出于自身以及家族安全的考虑，于是任鍼化名任援道，取孟子“嫂溺援之于手，天下溺援之于道”的典故。 1908年，任援道因为结识了陈其美，得以被任命为金陵同盟会的主持人，其中陆军四中的同学陈铭枢、陈果夫先后担任过他的副手，负责联络军校学生及金陵九镇军士。 对于这段经历和职务的记载，陈铭枢的自传则略有出入，他说当时自己在南京陆军中学，“仍积极从事同盟会活动。开始时，对外联系全由我负责，以后会员增多，如四川的吕超，福建的金仲贤、吴兴五，江苏、安徽、江西等省的人亦有，又增加任鍼（任援道）与我共同负责对外联络”。 1908年底，任援道进入保定军校第一期，同样还是修的骑兵科。1910年，经过陈其美的介绍，任援道在南京结识了同盟会元老谭人凤。1911年的夏天，陈其美介绍任援道到日本与黄兴见面。农历八月间，任援道从南京回返保定军校，途中经过武汉，同盟会命他联络孙武，并宣扬革命及同盟会在各省活动情形。 10月6日中秋节那天，任援道抵达汉口并参与策划了武昌起义的事宜。10月10日决定举义时，任援道授命和吴醒汉为一路，负责以大炮炮击总督府的任务，不过实战中并没有成功命中。为了保证再次命中，在工程营的一个头目带路下，任援道跑到司门口斗级营一位在湖北鄂候补的江苏同乡家放火。由于斗级营距督署极近，纵火后总督府目标就明确了，总督府终于中弹着火，湖广总督瑞澄慌忙从草湖门逃走。 11日，革命成功后的武昌显得非常混乱，汤化龙以省咨议局议长、黎元洪以二十一混成协统被推为军民首长。任援道在张振武、蔡济民介绍下去见黎、汤二人，向他们汇报了同盟会在各省的组织情况，并表示目前最好是邀请陈其美、黄兴到湖北来。黎元洪提出由任援道赴上海去完成邀请黄兴的任务。 议定后任援道携带正金银行汇二十万元赶赴上海，16日的晚上，任援道乘岳阳丸号到达上海。陈其美得到二十万元款项后后，发动了上海商团、青帮及部分青年与江浙革命党人在上海响应武昌起义，于11月3日发动起义，起义队伍与驻杭州新军及会党成功的攻克浙江巡抚衙门，上海光复，陈其美被推为沪军都督。 黄兴在10月中旬已经到达了上海，住在丰阳馆，任援道立即去拜见。黄兴特意嘱咐任援道和陈果夫立即回返南京，召集陆军同学感到湖北，约定10月24日（九月初三）在武昌会面。于是任援道赶到南京，约定同学及九镇同志共124人奔赴湖北，当中最知名的人有陈铭枢、蒋光鼐、李章达等。任援道和陈果夫在10月22日于黄兴同时抵达武昌。当时起义成功的革命军已经任命黄兴为战时总指挥，并在阅马场举行筑坛拜将礼，黎元洪命任援道捧印，蒋翊武（时任军务部副部长）持令箭，由黎元洪一一亲授黄兴。 不过陈铭枢在回忆录中记录学生军到达武昌后的情景同样是稍有不同：“在学校时同我一起负责会务的任鍼也一起来了，但他刚到就脱离组织，第二天就找到门路，当了都督府某部科员，曾引起同学们的物议”。 陈铭枢却不知任援道此前已经在黎元洪与黄兴建立联系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重任在身，此时已经是二赴武昌。 武昌起义不久，清军就展开了疯狂的反扑，10月24日，任援道率学生军奉命镇守桥口灰面厂，战斗异常的激烈，几天战事下来，任援道所率领的学生军死伤三百多人。到了27日汉口守军溃败，学生军被拨至汉阳防卫兵工厂。28日，黎元洪命任援道守汉阳，任援道出任汉阳府军政长，陈果夫为他的副手。 抗战胜利后，任援道逃到香港，任援道以震泽长的笔名写了几十首词，后结集出版《鹧鸪忆旧词》。这些词都以鹧鸪天为词牌，每一篇词后附有注释，披露了很多内幕和不为人知的掌故。这其中有汪（精卫）胡（汉民）交恶的分析和惋惜；有对投向新政权的民主人士如章士钊、傅作义等的揶揄和讥刺；有对文人骚客的激赏和针砭，也有对民国史上重要历史事件的回顾。 在任援道《鹧鸪天（忆黄克强先生）》的词作之后，他详细记述了自己参加辛亥革命的经过，以及对黄兴的评价。 两次携款出逃 作为参加武昌起义的首批功臣之一，任援道与黄兴、陈其美、黎元洪等人关系非常密切，一直是黎元洪与国民党上层之间的信使，1916年黎元洪当上大总统后，任命任援道为总统府侍官及陆军部掌印科科长。等到冯国璋接任总统后，冯国璋夫人周道如与任援道是姑表之亲，但任援道并没有借势继续在仕途发展，而是回返宜兴老家办学。时任交通银行协理的族叔任凤苞，为任援道筹资十万银元创办了宜兴履善小学，任援道出任校长。 履善小学这所私立学校在任援道的一手操办下,很快便因教学质量高而声名远播。任援道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也不忘自己的终身大事,其间他迎娶同是宜兴望族的蒋梅君为妻, 蒋梅君是大画家徐悲鸿的前妻蒋碧薇的近亲姐妹。 任援道书法极佳，又善长吟诗填词，1921年，他与岳父蒋兆兰等多位家族姻亲，组成宜兴著名的白雪词社，闲暇之时，效仿名士风流，赋诗作词，后结集出版《青萍词》。任援道平时也素以自己写的“臣节坚贞如石”、“义凛春秋笔”等诗句表明心志。 在许多人看来，任援道出身名门，家境富足，本人也是事业有成，家有娇妻，文采飞扬，怎么不令人羡慕？毕竟想干一番大事业的任援道，虽然出于一时的效仿先贤的冲动过上了一段不问世事的乡间平淡的生活，但现实的处境和体会想要让它终老小小的宜兴乡村，最终还是让任援道心有不甘，于是任援道还是再次走出家门，只身一人奔赴天津投奔了叔父任凤苞。 不管是任援道本人还是他的父辈都与政界，金融界均颇有渊源。时任交通银行协理的任凤苞，是交行董事长梁士诒的大红人，在中国当时的金融界也是地位了得。任凤苞对他这个侄子也是颇为器重，上手就交给任援道一份美差，让他负责梁士诒与外界的接待应酬诸项事宜。这份相当于现今接待办主任的差事，使任援道得以接触当时中国军、政、企、教各界的上层人士，为他以后的发展打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等到任援道积累了相当的人脉后，任凤苞不久就将他安排到天津造币厂当了总务科长。造币厂厂长李振武是个失势军长，本身军人出身干着这个厂长的伙计毕竟有些力不从心，渐渐把能干的任援道当成了“贴心人”，对其深信不疑,厂里大小事宜全部放手交给他处理。哪知任援道在时机成熟时候一举拿走造币厂买设备的5万元现金玩起了失踪。 5万元在当时的中国不算小数目，任援道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干出这等胆大包天的事情，是因为他深知在军阀混战的中国大地，北洋政府人事更迭频繁，任何指令都只能是一纸空文。果不其然，虽然北洋政府天津当局下了通缉令，但交通信息不方便的诺大中国，又能到哪里去逮捕他呢？所谓的异地协同抓捕，跨省逮捕那时候还没有发明呢！ 任援道很快就出现在江西南昌，成为江西督军蔡成勋家里的座上客。他怎样去的南昌，又是如何投入的蔡成勋门下，外人不得而知。长袖善舞的任援道被蔡成勋委任为江西银号的督办，掌握江西银号的大权。等他坐稳了江西银号督办的交椅后，便开始频繁出入社交界，周旋于高官巨贾之间。不过时间不长，任援道又来了一个重施故伎，席卷20万元巨款，再一次出逃。蔡成勋恨得咬牙切齿，派出便衣侦缉人员到处搜寻，然而终是如大海捞针一般，茫茫人海到哪里去找。更何况蔡成勋虽然有权势，但他的权力只限在江西境内。不久蔡成勋下台了，这事又一次不了了之。 不过蔡成勋实在不是个什么好鸟，任援道拐走他二十万倒也一点也不冤枉他。 蔡成勋（1871年—1946年），字虎臣 ，天津人。1900年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历任京畿附近驻屯军副司令、督练处参议官、浙江第21镇协统领。1916年（民国5年）6月袁世凯死后，他投靠了直系。1922年（民国11年）6月，蔡成勋，奉曹锟命令，率领第一师援赣(当时江西督军陈光远因抵抗不住南军李烈钧部)。此前，陈光远曾向曹锟电请增援，并请开去江西督军职务。当时南军因被赣江所阻，又因内部发生变化，未能达到北上目的，等到蔡率部驰抵南昌之前，南军就已经撤退了。于是蔡成勋兵不血刃地继陈光远之后，做了江西督理。 蔡成勋督赣三年多的功夫，没有留下什么“德政”可言，相反坏事倒是做了一箩筐。蔡成勋是个喜欢深居简出的人，在南昌三年多，除了一九二四年上庐山避暑以外，竟然没有离开督署一步，到也算得上是民国一个奇人。他特别讲究养尊处优，给人的感觉是宦气十足，当时被人称作“蔡大驾子”。 蔡成勋最大的本事就是生财无道，为了收刮钱财，确立了繁多的名目： l、刮地皮。在丁粮以外，还设置了多种多样的附加捐，当然并不都是蔡成勋首创的，可是他有增而无减。 2、截税。主要是盐税的截留和统税的吞蚀。 3、禁烟。一九二三年冬，他成立了全省禁烟局，总局设在省城，总局以下设分局、分卡若干处。禁烟局成立后，责令分局督同各乡保长勒令种户，先在各分局卡登记，注明要种的亩数，缴纳保证金，然后才能种。而各乡保长尤必须出具连坐甘结，以杜“私种”之弊。这样就成了古诗上所说的：“任是深山最深处，也应无计避征苗”。其次总局印制大批印花税票，不论是本地烟土，还是外来的烟土，一律必须粘贴印花，以免偷漏，否则就是私货，照章予以没收。第三是改私烟馆为官烟馆，开灯供客，按灯派土，按土抽税捐。 最后，总局因查获和充公的烟土日渐增多，为掩人耳目计，曾有多次当众焚毁烟土之举。但在焚毁前，经手人早已将烟土替出去了。然后再把替出来的烟土派销出去，辗转间烟土变成现金。 总之，上述各点，都比未成立禁烟局以前，搜刮的更厉害。无论是种的，运的，吸的，都逃不出总局所设的天罗地网之中。 无怪乎江西人对蔡成勋善于聚敛民财，曾有“天高三尺”之谣。 在江西作恶多年的蔡成勋于1924年（民国13年），被他手下的赣南镇守使方本仁逼迫下野，带着他多年收刮的钱财去了天津做起了富家翁。 辛亥革命的有功之臣 出生于这种官商学俱佳家庭的任鍼，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12岁考入清金陵陆军小学，14岁进入清金陵陆军第四中学第一期，选学的骑兵科，读书期间也算是个活跃人物，曾担任过学生会会长。一?二八事变中，因坚持抗日而闻名全世界及后世的十九路军总司令蒋光鼐、军长蔡廷锴都是任鍼那时的同学。 1906年，15岁的任鍼加入同盟会，并勇敢的剪掉了辫子。当时的同盟会对于清廷来说绝对属于典型的要颠...... ----------------------------- 两次携款出逃 作为参加武昌起义的首批功臣之一，任援道与黄兴、陈其美、黎元洪等人关系非常密切，一直是黎元洪与国民党上层之间的信使，1916年黎元洪当上大总统后，任命任援道为总统府侍官及陆军部掌印科科长。等到冯国璋接任总统后，冯国璋夫人周道如与任援道是姑表之亲，但任援道并没有借势继续在仕途发展，而是回返宜兴老家办学。时任交通银行协理的族叔任凤苞，为任援道筹资十万银元创办了宜兴履善小学，任援道出任...... ----------------------------- 第五路军驻津办事处主任 1929年，任援道以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唐生智驻津办事处主任、驻北方全权代表的名义重新回到天津。任援道频繁出入各类社会场合，广泛结交官僚政客、新旧军阀以及其他政治势力的头面人物。出色的社交能力为任援道带来了不小的回报,他先后被各色人等任命为团长、旅长、兵工厂厂长、津浦路北段交通兵司令、京汉路警备司令等大小不一的职务。与此同时,他还经常出入日本租界,与日本人打得火热，甚至当过日本人开的大北饭店经理。 这年冬天，第五路总指挥唐生智奉蒋介石命令沿陇海线讨伐冯玉祥，在巩县、洛阳一带击退冯部。那时候军阀的脸也是说变就变，到了12月1日，唐生智竟然同宋哲元、刘文辉等七十余人通电反起了蒋介石，与前段时间还兵戎相见的冯玉祥又握手言了和，计划趁着武汉空虚，回师武汉生擒蒋介石。唐生智如此胆大妄为，估计是想做中国的元首。起初的军事进展颇为顺利，但终归是天不遂人愿，中途却下起了暴雪，从而还是起了变故。1930年1月1日，原来拥唐讨蒋的杨虎城两个旅自南阳突袭唐生智军总司令部，导致唐部全军覆没，唐生智单独化装逃至天津租界，随后流亡香港、澳门、新加坡，从此不但失去军权，也失去了供他表演的政治舞台。 唐生智一垮台，任援道的天津办事处主任也就做到了头。 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绥靖部长 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丧，日本侵略者又觊觎华北。在日方的导演下，1935年，成立了以西北军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任援道的名字也赫然见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名单上。 这是任援道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头衔，也是一个游离在汉奸边缘的重要头衔，为任援道以后能够从容下海，投入汪伪政权打下很好的心理基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2月12日南京沦陷。任援道借机收编了镇江鱼雷学校的三艘炮艇及部分官兵，同时还收编了太湖里的部分游击部队和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共一万多人马。有了实力的任援道投靠到“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梁鸿志的帐下，坐上了绥靖部长宝座，下辖7个师，1个独立团，很快就成为维新政府中的一个实力派人物。 1939年6月19日，任援道陪同伪行政院长梁鸿志到上海与汪精卫会晤,并与陈群、温宗尧等人发表联合声明,支持汪建立所谓的“中央政府”。 8月25日，汪精卫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有240多人参加，组织起伪国民党中央党部，任援道被指定为伪国民党“中央委员”。 11月22日，任援道随日本顾问原田永吉到达青岛，又参加“汪、梁、王”青岛会谈，结束后即组成汪伪国民政府筹备委员会，任援道不但成为委员，还担任“警卫组长”，这大概是他握有兵权的缘故。随后任援道更是被汪委以“还都筹备委员会组长委员”的重任。 汪伪政权中的实力派人物 1940年1月29日，伪维新政府宣布解散，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任援道从“维新政府”要员一下子变成了汪伪政府中政治大腕， 3月31日，任援道被任命为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随即将自己麾下的军队改编为“苏浙皖绥靖军”，从而成为汪伪集团的主要军事武装，任援道更是成为实力派，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冉冉升起。 4月4日，苏浙皖绥靖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成立，任援道又组建了绥靖军军官学校，亲任校长，大肆培植亲信。 这时，汪伪政府已经拥有七个集团军和一些绥靖部队，包括任援道（京沪）、李长江、杨仲华（苏北）、杨揆一（武汉）、张岚峰（开封）、刘湘图（兴化）、徐继泰（淮海）、汪伪中央直辖（警卫师、税务团、上海保安团）等八大部分。无疑任道援在汪伪军队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 汪伪开府于金陵，任援道倚靠掌握在手里的重兵，一跃成为汪伪政府中的“中流砥柱”，官运亨通，先后任伪职有13项之多，几乎兼全了汪伪政权各重要委员会的委员。如汪伪国民党中委、汪伪中央政治委员、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委员、汪伪军事积分委员等，主要实职有：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伪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代院长，伪海军部部长，伪江苏省省长（ ），伪苏州绥靖主任公署主任，伪江苏省保安司令，伪上海市市长，牢固地确立了他在汪伪政权中的地位。 在华中地区，任道援任伪江苏省省长（ ），伪苏州绥靖主任公署主任，伪江苏省保安司令。任援道把他儿子任祖萱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 1941年5月汪伪开始清乡后，任援道作为清乡委员会的委员，一方面以第一方面军和海军部长的身份，抽调海军舰艇配合，封锁重要交通河道和太湖等重要湖泊。另一方面推荐儿子任祖萱为清乡委员会中的招抚整编委员会委员，从而不遗余力的攫取清乡中的实际权力。 任祖萱的部队在宜兴驻防过，据宜兴老人讲，军纪极坏，以清乡委员会、招抚整编委员会的名义搜罗零散武装与武器，在许多交通要道设卡收税，给宜兴人民造成极大危害。 1940年3月汪精卫上台，自日本的支持下建立了一支海军，在行政院下设海军部，将华中的水巡队，华北的炮艇队，华南的水上巡查 队，合并统一改名为“中华民国海军”，统归汪伪海军部。 1938年春，南京、上海被日军占领。日军为了补充兵力，大量在华征兵，仅在闵行及江阴两地的日本海军警备队里，就有200多个中国青少年。这些青少年的来源，极大多数是被日本海军俘虏的国军士兵，被俘后在日 本海军作过苦力、勤工，经挑选入队，也有少数是汉奸介绍，或因生活关系而参加。他们接受日本海军训练，和日本海军同起居，担任警备任务。这批人后来都成为绥靖部水巡队的主要队员及军官。1939年春，维新政府绥靖部水巡队正式公开宣告成 立，任援道兼大将水巡总司令（日本海军水巡队、水巡学校介绍任援道时，称“任大将”、“任总司令”，实 际上早期并无水巡总司令这职务）。 青岛炮艇队在1938年底就成立，到1940年改为汪伪中华民国海军止，既不属于华北的伪临时政府，又不属 于华中的伪维新政府，而是由青岛日本的北支方面海军根据地司令部直接掌握。队员来源大多数是被俘的国民党部队里的青少年士兵 广州的水上巡查队属于伪广东省水上警察所，实际上是受日军南支方面海军根据地司令部所控制。l939年 成立时共为四、五百人。人员来源有国民党部队里的青少年士兵和率领日寇大鹏湾登陆的汉奸土匪部队里的青 年，又公开招考了一批学生。 水巡队、炮艇队、水上巡查队在当时的伪军中是较为突出的。人数虽不多，个个年轻力壮，经日本海军挑 选与训练，武器配备统一齐全，是当时的绥靖军等所不及的。这个由日本海军所培植的武装实力，汪伪集团对之极为重视，汪精卫亲自兼任了第一人海军部长。 手握重兵的任援道不是汪精卫的嫡系，汪精卫对于任援道一直是深恐尾大不掉，处心积虑地想削去任援道的军权，终于设想出以海军部部长的位置来交换任援道手底下几个师的‘绥靖军’交给汪精卫管。”任援道一眼就看穿了汪精卫的伎俩,但鉴于汪毕竟是“一国之君”,便表面上满口答应。等汪精卫任命任援道为海军部长后,任援道连绥靖军的一个小兵都放给汪精卫。不过汪精卫以“军校校长一职一向由总裁担任”为由,接管了任援道在日本人扶持下创办的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把任援道从校长贬成了校务委员。 在此基础上,汪精卫又以军事委员会名义将“绥靖军”改编为第一方面军,辖7个师、1个旅、3个独立团,想通过师、团长的任命来削弱任援道对军队的控制权。哪知任援道抢先一步,让自己的亲信徐朴诚当上主力第一师师长,儿子任祖萱当上了第二师师长兼教导旅长。不仅如此,任援道还频繁地扩充军队数量,总兵力从刚成立“绥靖军”时的2万人增加到了6万人,汪精卫则到死都没能把任援道视为命根子的军权抢过来。 1944年汪精卫死后，周佛海深知政权的巩固离不开军权的支持,想方设法拉拢任援道,让任援道出任江苏省省长,想借机让任交出军权,从而为建立忠于自己的军队创造条件。不料任援道依然用对付汪精卫的那一招对付周佛海,省长照当,军权则誓死不交,周佛海也无可奈何。 汉奸群中一奇人 任援道早在1938年就下了水，在南京成立的维新政府任绥靖部部长，后来又在汪精卫南京政府中担任要职，可谓是老牌的汉奸了。但奇怪的是，任援道从未被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列为汉奸，或进行通缉过。 1945年 8月12日，就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蒋介石委任任援道为先遣军总司令，负责京（南京）、苏（苏州）一带治安，所有伪司令官原统辖之军警、保安团队以及江苏省、南京附近各种部队统归其指挥。只是等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空运到京、沪后，任援道方才交出手中部队，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的中将参议。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任援道隐居在上海愚园路私邸。1946年夏天，陈诚与汤恩伯陪同任援道到上海面见蒋介石，任援道送回与蒋介石数年间的往来书信，请求蒋介石保护自己的部属，并表达辞职之意。蒋介石感谢其八年来的努力，请任援道“委屈委屈，如有任何要求可向陈诚或汤恩伯提出”。 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正在大规模拘捕汪伪高官，任援道担心有朝一日他也会受到惩治，要求举家前往香港。1947年，任援道离开上海到香港，行前，蒋介石托汤恩伯送来十万港元作为退休金。任援道的担心不无道理，1949年1月21日出版的《总统府公报》卷209中，记载着：明令通缉江苏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呈称之汉奸任祖萱并查封财产，附通缉书及通缉汉奸案件人犯表。 逃往香港后的任援道很是低调,刻意隐瞒身份，任援道改名任友安，意在祝福朋友们别后平安。自此他很少与外界往来，在九龙弥顿道中段热闹市口开了一家酒楼，闲暇之余还以“震泽长”为笔名向报刊投寄诗词稿件。 对于任援道的这种独特待遇，见诸文字的说法有多种。 对于这段扑朔迷离的历史，任援道的儿子任祖新说，“父亲加入维新政府，是奉蒋先生与孔祥熙院长的命令，起初他担任周凤岐的参谋长，收拾京沪战后的散兵游勇，以免沦为流寇，也保护江南地区以免被共产党占领。” 第二种说法是随着全国抗战的形势逐渐发生变化，通过其弟弟任西平与戴笠搭上关系。促成这一事件的人物，就是戴笠在江山文溪小学的同学姜绍谟。 姜绍谟，北京大学毕业，參加北伐，曾经出任浙江省党部部长，以及教育部司长等，抗战开始后，加入了戴笠的军统局。 姜绍谟到上海后，利用伪钱币司长梅哲之，从陈公博处收集外交政经情报，并且利用任援道的弟弟任西平的关系，秘密策动任援道投诚成功。任援道因而亲笔上书蔣委员长，表示“身在曹营心在汉”，决心拥护中央，并且表示等候国军反攻，他一定捉汪立功，率军反正。 1942年任援道的堂弟任西萍奉戴笠之命离渝(重庆)赴宁,捎来了蒋介石的口信:希望任援道与重庆保持联络,只要他及时通报情况,旧账可以一笔勾销。 到了1945年，戴笠派了个名叫周镐的特派员赶赴南京与任援道建立了秘密联系。任援道见日本败局已定，便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接上了关系,并与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定下互不侵犯的“君子协定”。任援道的“两条腿走路”策略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第三种说法是储南强先生策反了任援道。 储南强是清末“廪贡生”，有江南才子之誉。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宜兴第一任县长。储南强和任援道都是宜城人，储南强住北门巷，任住南门大人巷，而且二人都曾是“白雪词社”成员，交情不浅。 抗战期间汪伪政权考虑到储南强的威望，要他出来主持宜兴县政。储南强为此曾到到南京寻到任援道，请他出面疏通一下，任援道派人来打招呼了，后来就再也没有人来找他出山了。 抗战快要结束时，任援道在南京还掌握一部分军队，“海军部”还有两只炮艇。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为了抢先占领江南地盘，扩充势力，情报部门知道任援道是宜兴人，便请储南强做任的策反工作。储南强认为责无旁贷，就派人送信给任援道。任援道总是要给储南强三分面子的，更重要的是任援道也看到日伪大势已去，就答应储南强反戈一击的要求。在国民政府军队接管南京以前，任援道特意派部队来负责南京的部分防务，国军到来之后他主动与其进行了防务权交接，并因此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参议之职。 储南强策反任援道有功，为了表彰他的功劳，蒋介石亲笔题词：“美志清风”，赠于储南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任援道觉得在香港也难以立足，于是又举家到加拿大定居。1980年任援道客死于加拿大，墓址坐落于多伦多市的快活山墓园，只是不知任援道魂归何处？ 任援道绝对是抗战期间汉奸中一个“异类”。他从一个有过辛亥革命经历的小镇文人,到因携款潜逃的通缉犯,再到汪伪国民政府兼13个职位的显赫“要人”,直至抗战胜利后逃脱正义审判,当了海外“寓公”，安度晚年，任援道一生的所作所为令人眼花缭乱、瞠目结舌，以致后人不得不用“汉奸群中一奇人”为其盖棺定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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