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歷練造就詩人特色

一位小說家，若能將其生平遭遇打成碎片，化入小說情節與人物，寫得感人至深，就算是成功了。但是生命經驗各自有異，影響作品甚深，因此王國維《人間詞話》說：「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

所謂的「詩人」，泛指文學創作者─寫出世情小說《紅樓夢》者，需要在塵世歷練一番；而專寫某些個人小領域，真誠細膩者，不能受到太多俗世的汙染。「七等生」便是後者，他長年居住在鄉間小鎮，小學教員退休，小說作品多半圍繞著小小情事，以第一人稱敘述一方世界裡的喜怒哀樂，比較無關家國社會。有論者認為這是七等生作品的局限，但也是迷人之處，今日或可從小說中，明顯的「自卑、自傲、疏離」等人物形象與思維角度來討論七等生作品。

國寶級的現代作家

七等生，本名劉武雄， 1939 年 7 月 23 日生於苗栗縣通霄鎮，是位小學教師，也是 1970 年代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盛行時的代表作家。七等生最擅長使用散文或詩的語言書寫小說，字裡行間充滿自省與情節跳躍的寓言手法，描述邊緣人物面對社群壓力的無助。

投身 1970 年代臺灣現代文學創作的作家，大部分是外文系學生，熟知中外文學，畢業後也多留在學院內。七等生卻是異數，小學教師的生活，並不阻礙他以現代文學的語彙，開創出特殊迷人的作品。

七等生的創作量極高，於 1970 年代即出版《七等生小說集》，並於 1985 年成為第八屆吳三連獎（財團法人吳三連獎基金會）文學獎小說類得主；2010 年更榮登第十四屆國家文藝獎（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學類得主，可說是臺灣國寶級的作家。

政大臺文所所長陳芳明教授表示：「臺灣文學建立自己的現代文學語彙，就是從七等生開始。」又提出對其作品的精闢見解：「他的內心一方面非常自傲，充滿理想性，一部分卻又很自卑。...... 他不矯情、不媚俗， 他不在乎讀者，而是把真實的自己寫出來，這在充滿禁忌的 1970 年代非常不容易。」

自卑自傲又自憐的複雜心理

讀者讀愈多七等生的小說，愈容易理解陳芳明教授所說的「自卑自傲」在文中複雜的交會與作用。

七等生早年喪父，由於家貧而就讀公費師專，就學期間因為抗議校方而遭開除，後來由老師作保復學。畢業後回家鄉國小教書，中間曾有段時間辭職，陸續從事過廣告業、咖啡館服務員等，最後回任教職至退休。

我們可以知悉作者身分背景的資料僅有少許，但透過小說卻可以了解七等生的內心世界。七等生的小說主角，經常是對整個世界採取戒備、疏離的態度，而且不停地自問自答，挖掘人性的黑暗，同時也對社會秩序、道德倫理等人類群體規則提出省思。因為這類思考模式出現頻繁，讀者不免將小說人物與作者的人生態度合而觀之。

例如〈父親之死〉描述一位少年面對父親的死亡，寫法便讓讀者十分難受。一般書寫貧窮與父母的病死，哀憐與眼淚是不可避免，當然冷眼旁觀也是常見方式，但七等生更為拗扭，讓少年以淡漠無情的角度來觀看父親一生的貧病交迫。垂死的父親數次瀕死，抬到大廳又抬回房間，母親與兄姊們的慌亂，對他「瞪著仇恨的眼睛」，讓少年無所適從，當他不明究理湊熱鬧時，頭上便挨了「一記堅硬如石的拳腳的敲擊」。父親臥病之於少年，最難堪的莫過於向藥局賒帳，以及被同伴識破貧窮，帶他回家一起吃晚餐時的羞愧：「吃飯的時候，這個男孩不敢伸出手臂夾菜，常常抬眼觀察他的同伴得意而辱人的臉色。」當父親真的死掉後，兄姊便成為「這個男孩在這世界上的一群敵人」。

人我的疏離與對世俗規範的反省，可說是七等生小說避不開的基調。例如備受爭議的〈我愛黑眼珠〉，便是藉由李龍第捨棄妻子晴子，轉而拯救遇難的妓女，這樣富有哲學思辯與魔幻色彩的故事，來表明主角面臨毀滅性災難時的抉擇。

小說中，李龍第與晴子相約電影院，因大水受困分隔兩岸，萍水相逢解救了一名虛弱的妓女，卻無視於對岸妻子的怒吼與哭喊，將妻子的雨衣與她愛吃的葡萄麵包贈與懷中的妓女，晴子後來失足落水，下落不明，而李龍第與妓女臨別前，甚至將本來要贈與晴子的香花轉贈。回頭時，開始思念妻子，但是耗竭的體力卻削弱了他找尋妻子的動力。李龍第如此為自己辯解：「至於我，我必須選擇，在現況中選擇，我必須負起我做人的條件，我不是掛名來這個世上獲取利益的，我須負起一件使我感到存在的榮耀之責任。無論如何，這一條鴻溝使我感覺我不再是妳具體的丈夫，除非有一刻，這個鴻溝消除了，我才可能返回妳。」凸顯自我道德的決定並不在於一般的世俗規範內，而是一種可以彰顯個人價值的行為。一場大洪水， 象徵社會規範的力量在災難中瓦解，主角撇開妻子、旁人等的箝制，完成他對自由意志的主張，其中的「道德」是站在人性博愛上而言。

讀者或許會覺得迷惘，為何七等生小說一再藉由青年主角，發出對存在環境的敏銳低語？然而這些主人翁內心不絕的低語，正是七等生小說裡最醒目的珍珠，富涵哲學思維與思辯，及早期臺灣現代小說較為缺乏的「自剖」與「自省」。七等生以接近意識流的敘述，書寫一篇篇現代人面對歷史變遷與命運磨難時的苦悶與哀思，莫怪能在文壇上奠定不容忽視的地位。

孤傲與疏離，彰顯個人特質

七等生作品的調性，不免讓人聯想到民初郁達夫的小說，例如〈沉淪〉與〈春風沉醉的晚上〉等個人特質鮮明的名篇。郁達夫多情善感，小說中的主角亦是，他們因為內心敏感，而對外在的眼光感到局促不安。青少年對世界總是懷有抱負，假使對文學又擁有強烈的興趣與理想，勢必較他人更易察覺到人情世態的變化。而成長不免伴隨著一連串外在壓力，於是，這些理想與現實的碰撞，便成了書寫小說的養分。

關於七等生小說裡濃郁的孤傲與疏離感氛圍，有論者提出兩項重要觀念：「神」與「自由」。「神」指的是自然與人世的價值體系，細分下來也就是個人的自我價值，七等生小說中的主角，經常在自我價值遭他人侵犯後，發出牢騷與哀鳴。至於「自由」，則意味著「不受他人左右」，與「神」息息相關。

因此，論者由此批評七等生小說：「對社會角色在社會裡的付出與收受，都缺乏精微冷靜的思考。他只是在概念上一味要求不受侵犯，獨立，避免死亡。要求不遂，似乎是必然的事。」關於這樣的論述，頗為切合七等生小說人物的特色，特別是〈隱遁的小角色〉、〈來到小鎮的亞茲別〉，以及長篇小說《沙河悲歌》。

〈隱遁的小角色〉與〈來到小鎮的亞茲別〉的主角皆名為亞茲別─晦澀憂鬱的青年，身世背景幾乎是七等生的翻版，充滿濃厚的悲劇色彩。

〈隱遁的小角色〉裡亞茲別自述：「一個隱遁者角色是不會再理會友愛的孤獨者；把我遺忘去罷，否則我不能獲得完全的孤獨。我不再理睬您對我的諫言。」不僅主角自言為不重要的小角色，最後他所愛的女人也同好友結婚，說起亞茲別，就像一抹灰色的輕煙，不知是否真實存在過。

而〈來到小鎮的亞茲別〉，主角無論是在師範院校讀書、在廣告社當學徒、在軍中當兵、與愛人同居或者在貨運公司當司機時期，性格都是孤傲與不耐煩，外人的眼神在亞茲別看來是厭棄而惡毒。最後犯罪潛逃，在窮途末路時，「凝視積水裡的一片奇異而灰冷的天空。他對那倒立的自我冷漠地眨動眼皮，像忘掉了一切，顯示未曾發生過任何事情的淡漠表情。」失足落水而亡。

最後是《沙河悲歌》，於 2000 年為張志勇導演改拍成電影，講述一位執著於音樂的樂師李文龍的青春往事。染上肺結核，放棄演奏事業回到故鄉的李文龍，某夜獨自在沙河漫步，靜靜地回想自己懷才不遇的一生，作者以一個夜晚的時間，讓李文龍的回憶說故事，交代了受命運捉弄的前半生。在此，李文龍同七等生許多小說裡的主角一樣，是個悲觀易感，懷抱理想卻受盡現實刁難的青年：「他想二郎也許將會明瞭自憐是寬恕和淡忘社會變遷所帶來的逆境的一個主要情愫」，受到命運傲橫的他，返鄉後在酒家演奏不被諒解，與親友更加疏離，即使當初懷抱著音樂夢，也不由得自卑自憐了，加上《沙河悲歌》是真實事件改編，又更增添作品的傷感程度。

最具哲思的臺灣小說家

楊牧曾說：「七等生是臺灣三十年來最具哲學深思的小說家之一，而他的創作更是小說中最富抒情詩意的創作。他所提示的問題多是相當特殊的問題─七等生是一位非常自我的藝術家。」此觀點與前文王國維「主觀之詩人」之論頗為吻合，七等生作品無論是在文學形式或小說內在精神上，都是敏銳多思又前衛的獨創作品。

七等生從 1962 年首次在聯合報副刊發表短篇小說開始，其作品就充滿議論性，他本人雖不樂於接觸藝文圈，卻仍無損他的文學價值與創作量，並獲頒吳三連獎、國家文藝獎等。可見七等生特異的個性，以及作品裡滿是孤傲與疏離的自語，早已成了臺灣現代文學史重要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