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的最初宗旨是反對封建王朝——正如太平天國革命一樣，但是，盡管它具有一種民主思想和現代革命精神，最終這些思想和精神還是喪失殆盡，並進而逆轉，走向傳統方式……變得如此的腐敗無能，如此的不得人心，以至於那怕任何自身的有序改革都少有希望，即使沒有共產主義運動，恐怕也會爆發另一場革命。”

——1949年2月5日，司徒雷登給國務卿發的報告，[美]肯尼斯·雷 約翰·布魯爾 編：《被遺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駐華報告》，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78,279頁

“即使沒有中日戰爭，國民黨中國的農業地區也注定仍是個易著火的地方。這幾個因素——國民黨人施政無成效，他們不了解國家重建的任務，不能把政治上日益覺醒的廣大階層的民眾納入自己的政治過程，以及農村問題持續存在——凡此種種並不意味著國民黨政權注定要被推翻；然而，卻無疑預示著持續的不穩定。”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三章第八節

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歷史貢獻是什麼？

一部分人會嗤之以鼻：多了去了！另一部分人也會嗤之以鼻：有貢獻嗎？

然而無論持何種觀點的人，想必都承認兩個事實。第一，如果一個國家始終處於內戰狀態——或隨時可能爆發內戰的“准內戰”狀態中——則無論什麼自強、求富、穩定、發展、和平崛起、偉大複興均為畫餅。一邊在自己領土上打仗一邊能搞經濟發展者，自古及今未之常聞。因此一個國家或民族想要有前途，統一與和平是最根本的必要條件。第二，隨著國民政府被共產黨顛覆，晚清以來中 國長達幾十年的分裂戰亂結束，統一和平實現。

所以本人認為，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最大的歷史貢獻，就是結束內戰與分裂，實現統一與和平。

陳述這個邏輯非常簡單。因而也就容易產生一些疑問與反對意見。眼下最流行的反對意見有三種。

一，中國共產黨建國之後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整死人不計其數；另有大饑荒死者無算，其破壞性未必亞於內戰。所以“貢獻”不存在。

二，內戰本來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而起的。它獲勝從而結束內戰，頂多算犯罪中止，談不上“貢獻”。

三，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國民黨政府也能統一中國，結束內戰，帶來和平。將此功全部歸入中共門下太不厚道。（這部分是重點）

下面就來一一探討這三種反對意見。

一，建國之後有政治運動與大饑荒，其破壞性未必亞於內戰。

關於建國之後的政治運動，確實造成冤魂無數。尤其文革時期武鬥，甚至有動用機槍大炮坦克車的。大饑荒也確實餓死不少人。總而言之給人以慘不忍睹的印象。但政治鬥爭劇烈，畢竟是在領袖控制之下的。領袖說一句“一個不抓，大部不殺”或“要文鬥不要武鬥”，就算不是立竿見影，至少聊勝於無。而內戰時期各方是完全無所不用其極的。全國各地“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野以戰，殺人盈野”。而且內戰時期雙方肆無忌憚地破壞，也會導致饑荒，並且戰爭還會阻礙賑濟災民。所以“政治運動與大饑荒不亞於內戰”其實是誇大了的。

內戰與政治運動加大饑荒的破壞性誰大，可以從中國人口變化上看出來。1912年（民國元年）至1949年，37年間中國人口增加1.4億。（張正隆：《雪白血紅》第29章“西南有條河”）而從1953年到1982年，30年間中國人口增長4.3億。（其中1953年到1964的10年之間增長1.2億。以上數據均從國家統計局官網的歷次人口普查公報中相減而得。）即充滿政治鬥爭的30年，中國人口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充滿戰亂的37年（而且還沒算上1949年到1953年這幾年間增長的數量）。

有不明真相者說建國後人口增長快純屬鼓勵生育的政策引導所致。其實這是個錯誤印象。鼓勵生育的政策只持續了很短一段時間。建國之後政府確實下重手提高生育度。但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顯示我國人口增長過快，中央隨即放棄了鼓勵生育的政策。1954年衛生部就特地發布指示，允許避孕藥具的銷售。有些地區甚至已經開始有意識地控制人口。如河北省甚至制定了《河北省節育工作十年規劃》（1958-1967），將降低出生率列為政府目標。1962年，中央正式發出《關於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政策完全轉向控制人口。（張翼：《中國60年來人口控制政策的歷史變遷》，摘自《中國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60年》，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11月，580頁）因此可見，建國後絕大部分時間內國家采取的是限制生育的政策。所以建國後人口增長迅速很難說是政策鼓勵的結果。如果政策真的鼓勵的話增長只會更快。

可見，政治鬥爭+大饑荒+控制人口的政策，三重作用之下，中國人口增長還是遠遠超過了內戰時期。故顯而易見，內戰的破壞性是遠大於建國後歷次政治鬥爭加上大饑荒的。

二，內戰本來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而起的。它獲勝從而結束內戰，頂多算犯罪中止而已。

此說甚不高明。因為如果對中國近代史稍有了解的話，就知道晚清以來中國的內戰從未消停過。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前就有內戰，誕生之後也存在與共產黨無關的內戰。前者如二次革命、護國運動、護法運動、直皖戰爭等。後者如第一次直奉戰爭、第二次直奉戰爭以及北伐結束之後的蔣桂戰爭、中原大戰等。中共不是這些戰爭中的交戰方。即使沒有中共，這些戰爭仍然要發生。

就算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內戰，也不是共產黨的責任。眾所周知國共內戰緣起於1927年蔣介石的412政變。國共兩黨本來處於合作狀態，國民黨中突然翻臉宰人，從此兩黨勢不兩立。現有網絡真相黨頻頻拿出我們永遠查不到出處的一些所謂“解密”文件，試圖證實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時候中共就心懷不軌，只是暫時利用國民黨，最終目標是架空國民黨然後搶班奪權。至於事實上有沒有這麼幹？答曰：“雖無顯跡，意有之”，故“事體莫須有”。但就算把這些材料的真實性擱一邊，也能發現無論何種“解密”材料都不曾提到共產黨打算從肉體上消滅國民黨人。因此我們只能說：如果國民黨沒有先舉刀相向的話，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國共之間會兵戎相見。故內戰非源於中共亦明矣。

三，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國民黨政府也能統一中國

網上有不少人（包括一些高級學者在內）認為，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國民黨政府也能統一中國，結束內戰，帶來和平——並實現現代化。此說甚為流行，並被廣泛用於反駁“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之說。本文無意涉及“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問題。只是本人結合當時的大量歷史條件進行反事實推理，可以確定：即使沒有中國共產黨，國民黨政府還是統一不了中國。

或曰：一派胡言！北伐結束，國民政府就已經統一中國；若非共匪作亂，中國承平久矣。

但須知統一是指政令一統從而消弭內戰。僅僅某個集團獲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空頭支票，那不是統一，那是封建。1928年張學良東北易幟，北伐結束，南京國民政府獲取各地軍閥名義上的臣服。但隨即於1929年爆發蔣桂戰爭；1930年爆發閻蔣馮桂中原大戰；1933年十九路軍在福建另立反蔣政府，是為福建事變；1936年陳濟棠起兵反蔣，是為兩廣事變。即直到全面抗戰爆發的前夜，國民黨還在自己的內戰（即非針對共產黨的內戰）中不可自拔。如果北伐結束就是統一的話，這些內戰是怎麼回事？

這裏面包含了一個無論國共雙方的官方史觀都不願意承認的事實：以“打倒列強除軍閥”為口號的北伐戰爭從一開始就是注定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失敗。因為它本身就孕育著催生更多軍閥的可能。北伐戰爭消滅了兩個軍閥：吳佩孚和孫傳芳。但依附“國民革命”借機坐大的地方勢力卻至少有（除共產黨之外的）：李白（李宗仁、白崇禧）的新桂系、龍雲的滇系、蔣介石的黃埔系、李濟深的粵系、唐生智的湘系。北伐前後勢力未受大損的原有地方割據勢力包括：馮玉祥的西北軍、張作霖父子的奉系、閻錫山的晉系、內蒙古的德王、西藏的達賴以及四川貴州多如牛毛的草頭王們。北伐的結果不是統一，而是更嚴重的分裂。

這就是尤其令國民黨絕望，也讓全國人民對國民黨絕望的一點：軍閥始終斬不盡殺不絕。直到抗戰結束時，足以對抗中央的地方勢力（除共產黨以外）至少還有：山西的閻錫山、歸綏的傅作義、廣西的李白、雲南的龍雲、西藏的達賴、西康的另一對“劉鄧”（劉文輝、鄧錫侯）、青海的馬步芳、寧夏的馬鴻逵。回首戎馬生涯，恐怕連蔣介石自己也要感到心力憔悴：他削弱了閻錫山，卻冒出來一個傅作義；他打垮了馮玉祥，又冒出來一個楊虎城；李濟深下臺了，陳濟棠出現了；龍雲失勢了，盧漢發跡了。更不用說九頭鳥一般百死重生的新桂系。直到國民黨被趕出大陸前夕，李白二人仍在高唱著不掛歌與蔣介石分庭抗禮。更不用說如果沒有日軍侵華的話，光是那20萬裝備飛機大炮裝甲列車的東北軍就足夠蔣介石蛋疼兩輩子的了。再回首恍然如夢。誰處在蔣介石的位置，都難免自問一句：這種按下葫蘆起了瓢的“削藩”究竟有完沒完？

為什麼國民黨就是消滅不了軍閥？

這其實源於自晚清曾國藩組建湘軍以來留下的病根：私人軍隊。湘軍最初的組建純屬傳銷性質。總司令發話，讓大家發展“下線”。大家自己去找認識的符合條件的鄉黨參軍。你找來一個排的人，你就當這個排的排長；找來一個連就當連長。所以這種軍隊是全靠下級對上級的信任結合起來的——要不是相信跟著你有肉吃，誰願意把腦袋栓褲腰帶上跟著你幹？此後李鴻章的淮軍，左宗棠的楚軍，直到袁世凱小站練兵的新軍乃至後來的北洋軍閥對此一脈相承。軍中的軍人只忠實於有限層級內的指揮員。北平和平解放之後，一個原國民黨師長一句話道出了他們簡單的信念：“我聽傅總司令的，傅總司令聽共產黨的，我就聽共產黨的”（張正隆：《槍杆子1949》第八章第二節“大改編”）這說得非常清楚，他聽共產黨的完全是因為“傅總司令”聽共產黨的。至於他本人則對是否聽共產黨的毫無興趣。

這種軍隊致命的問題就在於他們的參軍動機。上乘者，希望跟著老大打天下，有朝一日謀得一官半職封妻蔭子；中乘者，只圖“當兵吃糧”聊以糊口，若有機會獲取一點戰利品當然更是上上大吉；下乘者，根本就是被騙來或抓來當兵的，只盼別稀裏糊塗把命送了，最大的願望就是找機會逃回家。無論哪一種，其一致理念都是保命第一，不然就沒得玩了。落實到具體則成為以下原則：多斂財，少出力；多發餉，少打仗。國民黨黃埔建軍之後，表面上去掉了私人軍隊的影子，但因為其兵役制度的緣故，其軍隊士兵的從軍理想還是和北洋時期半斤八兩。（下文談共產黨軍隊的不同時會再詳細說，此處暫時不表）

在這種軍隊裏，軍人的前途完全取決於其直接指揮員，或有限層級以內的上級指揮員。當有機會發財的時候，他決定是否輪得到你；當需要表演胸口碎大石的時候，他決定你是那胸口還是那大石。這就使得與上級的關系變得極為重要。如果你和我關系很鐵，我自然舍不得你去死；如果關系沒那麼鐵，那就活該你當戰略肉盾。自然而然的，如果上級碰到關系不那麼親密的下級，上級就指揮不動。因為下級總擔心在丟卒保車之時扮演“卒”的角色，而一旦那樣則從軍的終極目的——保命——就完蛋了。

縱觀解放戰爭，國民黨軍隊因為各種原因指揮不動、友鄰部隊互不救援的例子層出不窮。戰略上的例子包括：遼沈戰役前夕，蔣介石反複要求衛立煌放棄沈陽撤至錦州，衛立煌拒不執行；平津戰役前夕，蔣介石苦口婆心要求傅作義放棄華北，將部隊南撤，傅作義死活不從。戰術上的例子包括：孟良崮戰役，整編74師受困，蔣介石嚴令之下周圍國民黨軍還是無動於衷；遼沈戰役期間，廖耀湘第9兵團奉命出擊錦州，卻停留在彰武眼看著錦州被攻克；淮海戰役前期，邱清泉第2兵團、李彌13兵團奉命援救黃百韜第7兵團，結果兩兵團卻徘徊不前，坐視第7兵團全軍覆沒；淮海戰役後期，李延年第6兵團和劉汝明第8兵團奉命北上支援，卻逗撓不進，致使華東野戰軍可以調走好幾個縱隊從容殲滅黃維12兵團。

不僅僅是指揮不動。更倒黴的是關鍵時刻部隊會整團、整師地成建制臨陣倒戈。對於這些軍人來說，保命是第一位的，吃誰的糧不是吃呢？所以如果保命與忠誠不可兼得之時，他們往往選擇前者。抗戰時期國民黨軍隊就常常成千上萬成建制地投敵當偽軍。解放戰爭時甚至在國民黨軍明明總體占優的時候也會出現整師投向解放軍的情形。如184師海城起義，就是因為該師官兵覺得國民黨在把他們當肉盾使喚，而他們不願意當肉盾，所以寧願投向明顯占劣勢的共產黨一邊。

故有傳言說蔣介石手下不但有嫡系和雜牌之分，就連嫡系也分嫡系中的嫡系和嫡系中的雜牌（如衛立煌）；雜牌也分雜牌中的嫡系（如黃百韜）與雜牌中的雜牌。這不是胡說八道。在那種體制的軍隊裏，能否指揮得動，就算指揮得動手下是否盡力？這都取決於手下和你關系的親疏遠近。不把這玩意兒理出個子醜寅卯來，打仗的時候要倒大黴。

到這裏可以小結一下了：當時國民黨軍隊官兵從軍只是為了保命或借機發財，因此其結合純粹靠直接隸屬的上下級之間的信任關系。因此也就決定了它“分封制”一般的性格。陳誠在其回憶錄中痛心疾首地總結：“大家都養成自保自足的惡習。只看到自己帶領的一部的利害，對於友軍的危難，整個戰局的成敗，幾乎是漠不相關，以致我們革命軍同生死共患難的傳統精神和我們軍人智信仁勇嚴必備的武德完全喪失。我們的軍隊紀律如此廢弛，精神如此低落，要與凶頑狡猾的匪軍作戰，決無幸免於消滅的道理。”（《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第五章“結語”第一節“失敗的檢討”）也正因為這樣，反複上演舊軍閥才去新軍閥又生的悲劇。所以說以當時國民黨的條件，是不可能消滅割據與分裂的。

那為什麼共產黨可以？

從一開始，共產黨軍隊的理想和國民黨軍隊不同。國民黨軍隊的理想“三民主義”是高高在上的，對普通士兵來說與浮雲無異。而共產黨軍隊卻從最基礎最好理解的東西教起。“這是什麼？”“這是紅旗。”“這是誰？”“這是一個窮人。”“什麼是紅旗？”“紅旗是紅軍的旗。”“什麼是紅軍？”

“紅軍是窮人的軍隊！”（[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六篇第五章“人生五十始”）

共產黨軍隊在革命戰爭時期始終沒有采用征兵制（但不排除地方組織強迫農民參軍的情況）。“（八路軍）所有的服役都是志願的。”（[美]愛潑斯坦：《歷史不應忘記》，五洲傳播出版社2005年版，92頁）“新四軍不征兵，來這裏的都是志願兵。”（同上書，118頁）。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我們現行的，既不是舊式的募兵制，也不是征兵制，而是第三種兵役制——動員制。”（《論軍隊生產自給，兼論整風和生產兩大運動的重要性》1945年4月27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即政府通過遊說，以及物質精神上的獎勵，最大限度地鼓勵農民參軍。

對於每一個翻身農民的紅軍子弟兵來說，為誰打仗，為什麼打仗是比較清晰的：不是為了發戰爭財，不是為了保命，而是為了保衛自家分到的一畝三分地。如果紅軍（或解放軍）被消滅了，如果共產黨被打敗了，已經分到的土地就要被地主奪回去，所以必須拼命打仗。而且後顧之憂也少：軍屬的田有人代耕；傷了有人抬，死了有人埋，烈屬有政府照顧。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我當了孬種，犯了紀律，成了逃兵或叛徒，我的家屬可能就不能再享受“軍屬”待遇。家裏的田就沒有人代耕，家裏人在村裏就抬不起頭來。一切都是最最現實的情況。所以共產黨軍隊裏雖然也有逃兵叛徒，卻多為個人，極少出現成建制投降的情況。侵華日軍在記錄下國民黨軍隊大批量“歸順”的同時，還留下八路軍極少投降的記錄：“1月下旬，120師正規部隊的連長率兵前來投降，這是少有的現象。”（日本防衛廳戰史室：《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們出版社1982年版，上冊第三章第七節“華北方面軍第二期後段的肅正建設”）“在獨立混成第三旅團地區，曾見到若幹正規共軍的投降士兵，這是過去所見不到的”（同上書，上冊第四章第四節“1941年夏季的各項主要施策”）即使到了需要做“戰略肉盾”的時候，共產黨軍人往往也奮不顧身。“其（八路軍）負責掩護主力退卻的部隊，即使兵力薄弱，也必進行頑強抵抗。”（同上書，上冊444頁）

不過這只是針對共產黨軍隊裏的“子弟兵”（即翻身農民家庭出身的士兵）而言的。共產黨軍隊裏還有另外一批重要的人：“解放戰士”。下文會繼續述說他們的情況。此處先和國民黨軍隊對比一下。

國民黨軍則完全不同。國民黨不曾全面深入改造中國的農村。他們的征兵制度依賴的還是古老的保甲系統，而這早已被農村豪強把持。“我們的征兵制度和村長征用騾子時差不多，都是將命令交派給職務較低的人，去欺壓弱勢者。”（黃仁宇：《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中國內陸”這一章）既然士兵是被迫參軍的，就注定了國民黨軍隊對待士兵的野蠻殘酷。“國民黨拉壯丁，用繩子綁著行軍”（[美]史沫特萊：《史沫特萊文集•第一卷，中國的戰歌》，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394頁）“服兵役是一種可怕的經歷。沒有運輸車輛，新兵常常行軍數百英裏到他們被指定的部隊——有意遠離新兵家鄉，以減少開小差的誘惑。新兵常常被用繩索套在他們的頸子上縛到一起。夜裏，他們可能被剝光衣服，以防他們私逃。就食物而言，他們只得到少量的米，因為征兵的軍官們為了一己私利，慣常“克扣”給養。就水來說，新兵可能不得不從路邊的泥水坑裏飲水——這是引起腹瀉的一個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應征新兵隊中流行開來。然而，他們得不到醫療，因為新兵在加入他們被指定的部隊前，不被視為軍隊的一部分。八年戰爭期間，這類死於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過100萬。”（《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三節）

這些士兵在家鄉的家屬卻難以得到共產黨軍屬那樣的待遇。這是很好理解的：正是因為他們家在當地沒有勢力，這些士兵才被保長之類的人送去當兵。以該壯丁在家時家裏尚且如此受人欺負，他一走家裏人丁更少，下場可想而知。（原國民黨60軍軍人）齊開文，父親因為弄折財主家一把鋤頭，被財主用鐵絲將下巴舌頭穿起困住。然後財主當著全村人的面用梭鏢將其父活活戳死。“幾年後，財主勾結保長將尚未成年的齊開文抓了壯丁，送上了“抗日救國”的戰場。”“原國民黨暫編第21師第1團1營有一位雲南宣威籍士兵，控訴運動開始後，每天啥話都不說，一個勁兒地“嗚嗚”直哭，整整兩天粒米未沾。經指導員反複動員，他才倒出剜心摘肝、難以啟齒的苦水。原來，這位士兵的父親病故不久，母親就被貪色的保長強奸了。隨後，保長又強奸了他的姐姐。不久，這位根本不夠服兵役年齡的孩子也被“光榮”地送去“抗日救國”了。幾乎一模一樣的經歷，在原國民黨第182師545團3連有一位，在暫編第52師第2團還有一位。”因為這幾支部隊的訴苦並不是在一起進行的，故基本排除串通起來抄襲經歷的可能。“據當時對4個營、2個連、1個教導隊控訴情況的不完全統計，起義官兵家屬被地主惡霸殘害致死的有392人，被奸汙霸占的有105人”（高戈裏：《起義官兵淚血大控訴》第二篇，摘自作者博客，為作者親自采訪當事人“搶救史料”所得）。

這樣一來，士兵來當兵本身就是一萬個不情願，來了以後家裏處境更艱難，而且在外地打仗也看不出家裏有任何好處，我為什麼要賣命？所以這些征來的兵員毫無戰心也就不難理解了。解放戰爭三年，即使按照共產黨公布的數字也能發現，論傷亡，國民黨軍隊並沒有比共產黨軍隊多很多。（共產黨軍隊152萬，國民黨軍隊171萬）但是另外兩個數字就很驚人了：生俘458萬，起義投誠改編176萬。（《簡明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92年2月版13章第8節）極高比例的國民黨軍人在可以戰鬥的時候選擇了投降，這構成國民黨軍隊損失的主要部分。陳誠所說的“我們的軍隊紀律如此廢弛，精神如此低落”毫不誇張。

這些情況就引出了共產黨軍隊裏除“子弟兵”以外的另一個重要成分：解放戰士，即原國民黨軍人，被俘虜之後選擇加入解放軍的士兵。這部分士兵越到後面越成為共產黨軍隊的主力。到1947年11月，西北野戰軍中解放戰士比例到達70%，個別團營甚至到達80%。（孫文廣：《一野戰事珍聞全記錄》，軍事科學出版社2005年1月版，281頁）1947年10月，遼東三縱隊7師中解放戰士占34%，遼沈戰役之後上升到54%。（《遼東三縱隊的訴苦教育情況專題綜合報告》，轉引自張正隆：《雪白血紅》22章）

解放戰士多來自國統區，因此解放軍無法利用土改分地的方式拴住他們。因此解放軍采用的是另一個辦法：訴苦。說白了就是跟大家分享你參加共產黨軍隊之前的經歷。於是被地主欺壓，被抓壯丁，在國民黨軍隊裏受虐待的事全倒出來了。如果說子弟兵是被共產黨的政策栓在了共產黨軍隊裏的話，解放戰士則可以說是被國民黨的政策給栓在了共產黨軍隊裏。

“訴苦”之所以有效，一則是因為所訴之苦的真實性；二則是因為所訴之苦的口味實在太重了。國民黨統治下廣大農民的悲慘遭遇，成了國民黨最積極的掘墓人。除上文提到的地主豪強欺壓、殘殺農民之外，還有軍隊內部的壓迫。因為國民黨軍隊下級對直接上級的絕對依附關系，使得上級對下級可以為所欲為。吃空額，扣軍餉，喝兵血，淩辱體罰都是司空見慣之事。“據統計，第144師2451名士兵在舊軍隊期間，有345人被吊打過，289人被捆打過，1238人被棒打過，13人被刺刀打過，677人被槍托打過，1362人被打過耳光，945人被皮帶打過，991人被拳打腳踢過，53人曾被打得昏死過去，20人被打得吐了血，22人被打殘廢”“該兵團的控訴大會開得撕心裂肺、驚天動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來。第472團2營召開控訴大會，第一次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會又昏倒了35人。”（高戈裏：《歷史的曲折應該歷史地反思——《心路滄桑》創作感言》，載於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2007年第七期《觀察與交流》，此處引自作者博客）結合前文《劍橋中華民國史》中的相關描述，我認為這絕不是起義官兵在裝腔作勢。

當年在舊軍隊的經歷，當事人幾十年以後都無法釋懷。“雲南省石林縣的起義士兵符啟元、張珩等，說到在舊軍隊挨打，時至今日，古稀老人依然哽咽難言泣不成聲。半個多世紀了，張珩當年被軍官用扁擔打折了的手指至今不能伸直。老人被淚水浸泡的心靈感受，有兩句很值得回味。一句雖然低語輕聲，但卻是從牙縫裏擠出來的：“國民黨太壞了！””（同上）

這種待遇，激發出來的是一種“時日曷喪？吾與汝偕亡”的仇恨。粉身碎骨不要緊，拉你墊背就行。在這種仇恨之下，恐懼蕩然無存。在國民黨軍中無心戀戰的懦夫，在共產黨軍隊內成了凶猛的鬥士。“咒罵共產黨“共產共妻”的楊班長，在控訴大會上，更是捶胸頓足失聲痛哭，一邊訴說自己母親、姐妹所受的苦，一邊自責，痛罵自己“忘本”，“對不起老百姓，對不起共產黨”。從此，換了個人樣。幾個月後，楊班長在南下參加解放戰爭的途中，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在鄂川戰役期間榮立戰功。”（高戈裏：《起義官兵淚血大控訴》第一篇，摘自作者博客）東北野戰軍3縱7師20團9連戰士王福民曾是國民黨士兵。訴苦運動之前，此人“怪話”最多，“為人不當差，當差不自在。幹這窮八路，打不死也累死了。老子不怕槍，不怕炮，就怕一天一夜不睡覺。”訴苦運動後，“俺王福民生是共產黨的人，死是共產黨的鬼！”五次負傷（兩次重傷）不下火線。三保臨江大北岔戰鬥犧牲，臨終前抓著趙緒珍（連指導員）的手要求入黨。這位當初被列為“危險分子”的兵痞，被追認為共產黨員。（張正隆：《雪白血紅》22章）離休前為某師副參謀長的崔俘元老人說“最靈的還是訴苦教育。先找個苦大仇深的典型引路，一個個那苦水就像決堤的洪水倒出來。都是當兵的，有幾個沒受過地主老財的剝削、壓榨呀？訴苦會上，許多人都哭成了淚人。苦水一倒，那心裏就亮堂了，那人就像變了個人，跟國民黨勢不兩立了。個把月教育結束，報名參軍，沒有不報名的。”（張正隆：《槍杆子1949》，第八章第二節“大改編”）“一位叫穀德貴的起義人員經歷了控訴運動後感慨承認：‘在安東時（起義之後，訴苦運動之前），誰最反動，怪話最多，那他在群眾中的威信就最高。現在呢？誰要反動，誰不進步，誰就被大家看不起！’”（高戈裏：《歷史的曲折應該歷史地反思——《心路滄桑》創作感言》，載於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2007年第七期《觀察與交流》，此處引自作者博客）

國民黨能不能搞“訴苦”？當然可以。地主家庭子弟說起赤匪如何打土豪分田地自然也是咬牙切齒的，而且這些人在對共產黨作戰的時候同樣視死如歸。解放軍攻打海南時，碰到原山東的地主還鄉團子弟組成的國民黨軍，發現“敵人砍倒樹木做路障，利用民房做工事，死戰不退。有的負傷了，拉響手榴彈，和沖上來的戰士同歸於盡。”（張正隆：《槍杆子1949》27章第3節）但地主畢竟是少數派。既然國民黨站到了少數派這一邊，自然就要承擔相應的代價。

到這裏又可以小結一下了。可以看出共產黨軍隊中兩大部分都有自己參軍的目的所在。對於子弟兵來說，參軍打仗是為了保衛自己分到的土地和家人。對於解放戰士來說，參軍作戰就是向舊社會複仇（國民黨本來有機會不和“舊社會”綁定在一起的。但它放棄了這個機會，從革命者變成了舊秩序維護者，那就活該給舊社會殉葬了）。這兩種目標都與指揮員是誰無關。只要是打國民黨就行了，跟誰打不是打呢？所以解放戰爭時期，解放軍部隊更換指揮員後，指揮不動的情況較少。比如蘭州戰役時，原屬聶榮臻指揮的18、19兵團劃入第一野戰軍建制，歸彭德懷指揮全然無礙。這在同期國民黨軍隊裏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長期的官方宣傳把共產黨革命軍隊說得好像個個超凡入聖，不食人間煙火，思想上百毒不侵金剛不壞。事實恰恰相反。共產黨軍人一樣是血肉之軀，有七情六欲，也一樣安土重遷，貪生怕死。抗戰勝利後共產黨十萬大軍闖關東，一路逃亡率極高。1945年12月17日，黃克誠給中央軍委的電報中說“楊國夫部發生嚴重逃亡，且有下級幹部與成班帶槍逃走之現象，該師由山東出發到錦西，逃亡已達30％以上”（周宏雁薑鐵軍主編：《解放戰爭全記錄》，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卷252頁）原因很簡單，誰舍得離開故土遠走高飛？原魯中警3旅管理科指導員李湖說：“從敖陽出發不久，夜裏突然響槍。我們跑出去，看見哨兵倒在地上，腳傷了。說是特務打的。……到龍口又聽說8團2營長朱延國被壞人打傷了……過海到東北才弄明白，都是自傷，為了能留在山東。”“黑龍江省軍區綏化軍分區原司令員趙斌，闖關東時是1師3團2營副營長。老人說：在諸城還未動身，一些人就跑了。……轉了一個多星期，動員回來30多……哪裏看得住呀，到龍口就剩兩個了。”（張正隆：《雪白血紅》第3章下小標題“接收武器”）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遼沈戰役結束後，東北野戰軍入關前夕。1948年11月11日，林彪、羅榮桓、譚政在給“東北局並報中央軍委”的電報中說：“東北解放後，部隊中議論紛紛，不少東北戰士甚至某些幹部怕入關作戰，怕走路大遠，怕離開家鄉……最近開始增加逃亡。五縱向義縣移動中逃亡三百多。四、十一兩縱向冀東前進，十一縱一至七日逃亡六百餘；四縱十一師一至六日逃亡近二百人。北滿各獨立團開到前線殲敵，亦發生同樣情形”（同上）尤其在第四野戰軍渡海攻海南前夕，再次出現自傷避戰現象。40軍參謀長寧賢文在渡海攻海南前夕開槍自傷。（張正隆：《戰將韓先楚》，第五章）“別說老紅軍、老八路了，就說那滿口高粱米、大植子味兒的東北兵在東北那3年吧，打了多少仗，誰能說得清？那時總覺得那仗打不完了，腦袋別在褲腰上，這一仗下來摸摸還在，還有多少仗等著，說不定哪一仗就沒了。這回新中國都成立了，都打到大海邊了，明明白白是最後一仗了，生命就格外珍貴起來，想活在勝利這邊，不想死在勝利那邊。”（張正隆：《槍杆子1949》，第26章“最後一戰”）螻蟻尚且偷生，豈有人不惜命？

這些事實告訴我們，共產黨軍隊的凝聚力來源於現實的利益和真誠的人性。不是什麼空中樓閣般的革命理想。“洗腦”不解決問題。“子弟兵”參軍打仗是為了自家的土地。這是實實在在的利益（所以在勝利前夕反而出現自傷避戰現象，因為覺得已經不必再冒生命危險了），並不需要特別的灌輸。“解放戰士”努力作戰是為了跟舊社會算賬。但他們心中的仇恨與其說是共產黨灌輸的，恐怕不如說是國民黨灌輸的。

現在可以全面總結了。

國民黨拒絕深入農村，拒絕從根本上改變中國農村社會，決定了他們的兵役制在事實上延續了曾國藩以來的私人軍隊傳統。又因為其兵役制度的野蠻殘酷，決定了絕大多數參軍者的理想不是作戰而是保命。又因為主流理想是保命第一，決定了軍隊凝聚力依靠的是直接上下級之間的依賴關系，即下級只信任並服從有限級別內的上級軍官。在這種情況下，軍隊越擴大則產生軍閥越多，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削藩”便沒完沒了，內戰也就永無止境。

共產黨通過土改，獲取絕大多數農民支持。“子弟兵”參軍打仗，是為了保衛土改成果。 “解放戰士”打仗，是為了複仇。可見無論哪一種成分，其作戰目的說到底都只有一個：絕對不能讓國民黨再回來。打敗敵人是第一位的，保命在其次。共產黨全軍上下在這一點上高度一致。共產黨士兵作戰目的不綁定於直接指揮員個人，而是綁定於整個中國共產黨的興衰榮辱。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內如果有誰要明目張膽地發動共產黨之內的“內戰”（如國民黨內蔣桂戰爭、中原大戰那樣），多半沒戲。就連曾經妄圖“另立中央”的張國燾，也沒能調動紅四方面軍和紅一方面軍全面開戰。共產黨內部，有“山頭”，沒有軍閥；有政治鬥爭，沒有內戰。所以趕走國民黨以後，就只剩下了政治鬥爭，而不再有內戰。

綜上所述，本人認為：即使沒有共產黨，國民黨也無法真正統一中國消滅內戰。當時只有共產黨才有能力做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