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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2/01 21:38:56瀏覽578｜回應0｜推薦2 | |
* 入選2009最佳美國短篇小說，唯一中文譯本。 The New Yorker Fiction October 6, 2008 白痴總統 原著: Daniel Alarcón 翻譯: 一號鐵雄 我一從戲劇學院畢業，就到一個名叫十二月的劇團做了兩個月。那是一家官方認可的公司，成立於焦躁的戰爭年代，當時它很出名，一方面肆無忌憚，把劇院搬到衝突區給民眾觀賞，又在城市裡徹夜做馬拉松式表演，將作家賈西亞洛卡做通俗改編、高聲朗讀巴西肥皂劇腳本，其表演總帶有政治意味，有時隱微，通常全無修飾，只要可以讓民眾保持清醒，歡度幽暗寂寥的宵禁時刻就好。這些表演對於我這個年代的戲劇學生來說具有傳奇色彩，許多同學都宣稱孩提時代曾經躬逢其盛，看過一兩場這類表演。他們說是父母帶去的，見識到不莊重的表演，結合了朗誦與暴動、性與粗野言行，即使多年以後，內心依舊震撼，回憶起來仍感振奮。他們謊話連篇。其實我們都在研究怎麼說謊。我畢業已經九年了，我想現在戲劇學院的學生都聊別的事了，他們太年輕，不記得在戰爭期間，恐懼有如家常便飯，可能也難以想像，怎會有一個時代，劇場根據駭人的頭條新聞做即興演出，甚至不需刻意表演，也能講出恐怖的台詞，令人毛骨悚然。所以呢，這是和平帶來的鎮靜效果，誰也不願回到過去了。 戰後過了十多年，十二月劇團運作如昔，男女演員自由集結，偶而演出，場地通常選在私人住家，受邀的觀眾才能前來。奇怪的是，出城旅行已相對安全，他們卻極少深入內地，所以一有新的行程宣佈，我興致勃勃地參加試演會。機會難逢，而出乎意料之外，我上了。只有三人成行，我、捲頭髮名叫亨利的男演員，以及一個矮小黝黑的男人，他自稱拍達拉加，真名為何他懶得透露。他們有點親戚關係，亨利很久以前曾經與拍達拉加的二姪女，一位名叫塔妮亞的女人結婚又離婚，他們提到這女人的時候語氣隱約帶有某種敬意，就好像佃農談到天氣一樣。這兩個男人是老朋友了，認識的時間比我的年紀還久，我很高興可以成為他們的夥伴。依我盤算，應該有機會從老鳥身上學到什麼。 亨利撰寫大部分的劇本，在那次巡迴演出，我們製作一齣巧妙的批判作品，他稱之為「白痴總統」。雖然政治意涵容易看出，卻很滑稽，劇情講到一位傲慢自大的國家領袖與其僕人之間的微妙互動。總統每天更換一位僕人，用意是讓全國民眾最終都有榮幸可以照顧領導人，包括幫他更衣、梳頭髮、讀郵件等等。總統很挑剔，要求所有事情遵照個人癖好打理，因而每天有一大半時間都在教導新僕人該怎麼做。好笑的來了，我扮演總統的白痴兒子艾力久。這角色完全適合我生澀的演技，排練過程裡，我愛上了這位滑稽的青少年，連我自己都想不到。他是愛吹噓的蠢蛋，會偷小東西，缺點雖多，父親卻大大引以為傲。高潮的一幕，是當天的僕人和我扮演的角色促膝長談，總統睡了，艾力久支開守衛，言談之中承認說他常想殺掉父親卻又不敢去做。僕人很感興趣—畢竟他的國家已被總統的突發奇想糟蹋破壞，他自己這一整天又被他羞辱。僕人探詢艾力久是否擔憂什麼，他果真開口，說他關心自由、法治、民眾的苦難，講到最後僕人也同意，嗯，看來殺掉總統這主意也不賴。為了國家，知道吧。艾力久假裝考慮，然後殺掉吃驚的僕人，懲罰他叛國。他將屍體收拾清理，皮包手錶戒指放進自己口袋，劇情末尾就是他對著總統睡覺的地方大喊，「又一個了，父王！我們明天還需要一個！」 拍達拉加、亨利和我在三月初離開首都，那是我二十一歳剛滿的第二天。海濱已是夏天，炎熱潮濕，我們坐巴士進入多雨的山區，也是拍達拉加的出生地、但我沒去過的國土。即便在當時我都肯定，這地方我不會再來了。那時我想儘快出國，任何決定、要或不要都能依此推想。我打算年底前到加州找我哥：我的簽證正在辦理，早晚會下來。這樣過日子真的很舒服，某些羞辱只要確認是暫時的就可以忍受，我因而變得堅強些。我們在小鎮與村落表演，在寬廣陰鬱悶的河谷爬上爬下，遭逢我從未見識的傾盆冷雨。天空烏雲迴旋，雨未下之際，風撲面吹來，貫透身體。所到的小鎮都熱烈歡迎我們，有點是禮貌性的又有關切之意，我覺得很迷人。每晚觀眾都起立鼓掌，讓我們感到不虛此行。有時某些村莊只有幾幢房屋點綴無盡的褐灰田地，聽眾總數可能只有十來個，農人們臉頰紅潤，帶著長期困苦的妻子與營養不良的小孩。表演後他們會過來正面看著亨利，恭敬地對他說，「總統先生，謝謝你。」 我得了感冒，幾乎病倒，兩週瘦了三公斤。有一晚，特別賣力表演後我幾乎暈厥，醒來以後我們被請到鎮郊一間泥磚搭成的單房小屋。亨利與拍達拉加兩人顯得不安，喝得比平常多，因為塔妮亞就住這小鎮，顯然她有去看表演，隨時可能再出現。我病厭厭的，管不了這麼多，因為張口呼吸就像吞利刃一樣，頭殼有如要跟脖子分離，飄向陰沉的安地斯天空。不過大家對我太好了，特別照顧我，餵我食物飲水。酒果然有用，受人寵愛的感覺也不賴。當我全身發紺，屋主，一位粗壯灰髮名叫賽野塔諾的男人問我需不需要夾克。我猛點頭，他起身走到冰箱前面，對著敞開的門端詳起來，好像找點心一樣。我想他可能是在取笑我，亨利與拍達拉加也在竊笑。可是隨後賽野塔諾拉開蔬菜抽屜夾層，拿出一雙羊毛襪丟給我。當他把門打得更開的時候我才看清楚，冰箱其實被當作衣櫥來使用了，奶油碟子裡有連指手套，毛衣與夾克吊在裡面加釘的木桿上。那時我才注意到，一些容易腐敗的食物就放在櫃檯上，不過天氣這麼冷，也不至於壞掉了。 聚集過來的男人女人訴說關於戰爭的悲慘故事，卻又以我所不能理解的方式笑看自身的苦難。有時他們講蓋楚瓦土話，笑聲變得更為猛烈，也更悲哀—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塔妮亞到了以後，大家都站起來，她頭髮又黑又長，綁成單辮，一條橘黃頭巾披在肩上，比我老但比我的同伴年輕些。塔妮亞身材嬌小，卻給人極為堅強的印象。她繞行房內，與每個人握手，只有亨利除外—他得到一個飛吻，就在右耳旁邊。 「你還表演嗎，」輪到我的時候她問我，「還是你真的病倒了？」 我不知該說什麼，當有人喊著，「他醉了！」我鬆了一口氣。整個房間喧騰起來，然後大家就座。 酒宴隨後熱切開動，房間角落裡不知誰找出一把吉他，一個傳過一個，繞了好幾圈，最後塔妮亞拿去，眾人歡呼。她撥奏幾個和絃，清清喉嚨，歡迎一下賓客，感謝大家聆聽。她用蓋楚瓦話演唱，挑了個複雜的伴奏曲。天氣嚴寒，但她手指靈巧不受束縛。我轉向亨利，低聲問她唱的是什麼歌曲。 「跟愛有關，」他輕聲說，視線沒有離開她。 夜漸深，我自己越來越清楚，我欣賞她的美貌。亨利與拍達拉加看我看她，表情時怒時笑，交替輪換，搞得我不明究理。更晚一些，我終於不勝嚴寒與酒精，塔妮亞主動要帶我回我住的旅社，我假裝驚訝，但她完全不理會。小鎮不大，不可能迷路，我們酒醉蹣跚，行過街道，兩人裹在賽野塔諾的毛毯裡。「你唱得很好，」我說。「歌詞講什麼？」 「不過是老歌。」 「亨利說你唱的是情歌。」 她笑容甜美，清晰不做作，像月光。「他不懂蓋楚亞話，」她說。「一定是剛好猜到的。」 我們在旅社門前停駐，我過去要親她，她卻只拍拍我的頭好像我是小男孩。「多喝水，」她說，「盡量休息。」隨後走回派對。 在旅社裡，主人給我一只大大的橡皮囊，鼓鼓裝著滾水，我就寢的時候抱在手裡，像是抱著一顆跳動的人心—可能是我自己的心。我試著回想這一整天，已經發生的、或者憾未發生的事。感冒讓思緒無法連貫，我躺下用橡皮囊緊靠肚子，身體蜷曲象隻蝸牛。我納悶，自己是否應該留在城裡，而我的朋友此刻正在做什麼。他們羨慕我能與十二月劇團巡迴演出，我努力回憶著。拍達拉加跟亨利以前跑過這趟路，老是遇到老朋友，我水土不服慢慢累垮，他們似乎不受干擾。他們在城裡住了幾十年，卻不把那裡當作自己的家。 幾週下來行程總是如下。早上，如果天氣許可，我們坐著顛簸的卡車，卡車平台上堆著馬鈴薯，開拔到下一個城鎮。那時我已學會嚼可可葉，麻木感擴散而出，從臉部延伸到脖子，進入胸部，很享受。馬路勉強可容納馬車通行，我經常端詳著崩頹的山貌，強迫自己想點別的，不要老想到死亡。拍達拉加與亨利眼睛閉著，沉睡於祥和的夢境，一洗前晚的疲憊。他們很享受，而我，卻努力試著存活下去。 巡演尾聲，我們抵達一個名叫聖日曼的小鎮。很久以前那是一個美國礦場的外圍基地，那裡有幾百間房屋，好像被空運到狂風獵獵的不毛山巔，三面圍繞著更高更不祥的山巔。我想那是一座銀礦山，但也可能是銅礦鋁礦或其他別的，不過這也倒無所謂了，反正所有的採礦小鎮都是一個模樣。它們冷酷孤立，通常位於優美的所在，只不過那些地方太極端，帶有那產業特有的某種蕭條意味。在聖日曼，雲層就在我們上方，空氣中可以聞到金屬味。我感到遠離世界，前所未有。我們身在海平面四千公尺以上，這樣的海拔讓我成為廢人，第一天我待在旅社，抓住床欄好像坐雲霄飛車。聖日曼不大，沒什麼可看，不過拍達拉加與亨利坐在床邊，自編自說城裡有什麼美景，讓我高興一下。 「你得起來了，」拍達拉加說。「去到處看看吧。」 「這裡有複製的金字塔，」亨利告訴我，「在陽光中閃耀金色光芒。」 我打開眼睛，看到他的呼吸氣息凝結成雲。 「有小型的凱旋門，」拍達拉加說。 「咖啡館，三線大道，夜生活，你難以置信！有迪斯可舞廳，像巴提斯達時代的哈瓦那，戰前的貝魯特。」 我不理他們，房內，其實是我的腦袋，充滿他們的嗓音，震盪衝撞。我請他們離開，他們就消失了。我再次閉上眼睛，幾個小時不動，只無助地聽著自己的呼吸聲。 我的同伴回來的時候，臉上陰沉氣憤，我可以聞到他們靴子上的泥土味。 「你跟他說。」 「不要，你跟他說。」 躺在病床，我可以聽到他們走來走去。「幹，你們誰要說，」我說。我本想喊叫，但實在太虛了，只發出心臟病患沙啞刺耳的請求聲。我一直閉著眼睛，有人坐到我床上，是亨利。壞消息。原本我們首場表演訂在第二天晚上，但有了變故。沒電，沒燈光，而且不是暫時而已，不像我們住進飯店時被告那樣。鎮裡還能供應的電力只輸送給美國工程師，他們的住家在礦場的那一邊。「你應該看看他們日子過得怎樣，」亨利說，然後描述她們在高聳的圍牆後方，如何營造複製美國生活。舒適的郊區房子，整齊鋪設的街道，棒球內野場地。我坐著，裹著半打毛毯還直發抖。聽起來不賴。 「你不是有個兄弟在美國？」拍達拉加問我。 「是啊。」 「他們打棒球嗎」 「我怎麼知道？」 我幾乎講不出這些話。我對棒球一無所知，事實上我對我的兄弟幾乎一無所知。七年前他十八歲的時候就離家了，我會想到他，只因為他應該為我拿到簽證。天氣很冷，搜尋這些童年回憶太浪費力氣了。 亨利顯得沮喪，他放連珠砲，語音中可以聽出不悅，原本他們允諾我們有個場所可以為工人表演的。這些工人，這些工人，這些英勇又高貴的人們是我們待著的所有理由。我們應該表演兩場，早晚班各一。下午的表演不受影響，可是白班的礦工無法來看；晚上表演的話，只能在黑暗中，或者只為工程師演出—那些爛工程師。亨利沮喪起來，在他口中，他們白天享用戴克力雞尾酒，偶而停下來鞭打那些高貴的礦工。 聽起來很封建。「他們真的那麼糟嗎？」我問。 「別理他，」拍達拉加說。「他父親是工程師。」 「幹！」亨利罵，面有怒色。 「這裡的亨利是公司棒球隊的球星。」 「真的嗎？」 「一直做到他偷炸藥拿給叛軍為止。」 「你說謊。」 兩個人都不回答我。 不久亨利又開始抱怨，這次他邊說邊用手指輕扣我額頭，好像用木槌敲著低音鼓面，真是奇怪的關愛方式，過程裡我一直閉著眼睛。 「我們來這小鎮結果一無所獲。他們耍我們了，尼爾遜將會在這裡死得不明不白。」 他們正交談著。 「我們犧牲了一條年輕的生命—這國家的一時之選—我們竟然無法有所表示。喔，真是個悲劇！他為了藝術付出多少！但我們怎麼對他母親交代！」 「你們好好笑，」我說。「真的。」 那晚，他們拉我到聖日曼漆黑的街道上，幾乎是扛著我走。我頭和身體疼痛，腳下的土地好像不穩固。走路的時候，我一手繞在拍達拉加的肩膀，亨利指著遠處山坡上昏黃的燈光：那是工程師們的家，再後面有一詭譎的山峰藏進雲堆裡。我望著那可憐的拓荒地，實在很難對這些美國人起什麼反感，大自然瞬間就可以壓垮我們全部。 「你有看到他們嗎？」亨利問。「相信嗎？」 「不信，」我說。「我沒辦法相信。」 與其在這裡當有錢人，我寧願在任何地方當窮人，只要不是這裡就好。 我們在泥濘的街道繼續前進。亨利為了演戲會戴白色長手套，不過因為天氣酷寒，即使演出空檔他也一直戴著。薄手套，棉緞材質，戴起來似乎不溫暖，可是看起來賞心悅目，我發覺拍達拉加羨慕地看著。 「給我吧，」他指著手套終於說出口。 亨利舉高雙手，手指扭動，白亮白亮的。「這東西？」 「那東西。」 「我是總統，」亨利說。「我戴手套。」 拍達拉加想了一會兒，轉身向著我。「我在天主堂後面的巷子裡發現他，邊吸強力膠邊講他父親有多爛。」 我沒有搭腔，也沒有放開拍達拉加。沒有他的話，我人已經倒下來了。 亨利似乎沒注意聽。 「我們想徹底改變，」拍達拉加說。「而黑皮膚的人還是演僕人，黑皮膚的人在戲尾還是死掉，不簡單吧？」 亨利聳聳肩。「那是因為你很在行，」他說。 我們來到聖日曼唯一的餐廳，就著煤油燈吃煤油爐加熱的食物，結果所有東西都有一股油料的氣味與滋味。我們鬱悶不已，無可奈何。亨利與拍達拉加不講話，我得使盡力氣才不會滑落座位，跌到冰冷的水泥地。吃完飯，喝了杯茶，我總算好一些。我們快吃飽的時候，幾個老礦工走了進來，手裡拿著頭盔。拍達拉加當了組織幹部以後，即使在黑暗中也能認出他們。他們來我們這桌，壓低嗓門談到地下的狀況，似乎從亨利與拍達拉加上次來了以後已經有所改善。通風變好，更安全，一班十小時，少於原本的十四小時。 「可是沒有電。」 礦工們聳聳肩，他們臉孔飽經風霜。「就快來了，況且礦坑照明很好，」其中一位說。他名叫范托希拉，他放在桌上的頭盔有寫。他手指一撥，頭燈亮了，一抹鮮明的燈光投射在餐廳牆上。范托希拉開開關關幾次，大家都停下來讚許一番。 他用手指甲敲敲頭燈。「鹵素。」 「你們都有嗎？」拍達拉加問。 那礦工點頭。 我同伴竊笑。 第二天晚上我們表演「白痴總統」，在以地毯組裝的大型帳棚裡，旁邊有五十個礦工頭燈一起照明。小孩婦女都來看，甚至一些美國工程師也屈就前來同樂。我覺得好一些了，但不管怎樣仍不自在。從出城以後，巴士開始攀上雲層，我一路就不自在了，不過看到臨時搭設的劇院裡眾人期盼，鹵素燈光掃過每個角落，我就感到有希望。後台實際上就在帳棚外面旁邊，我們三人站著，快要凍僵但又焦躁不安，興奮異常，偶而偷覷著人潮聚集狀況。 帳棚滿座以後我們溜進去，裡面的舞台溫暖一些。景象令人屏息：群眾坐在搖晃不穩的露天看台，一片明亮的星群在天空放出光芒。我轉向亨利與拍達拉加，看到他們也不知所措。這是我們幾乎沒看過的天空，也是前面六週一直躲在濃黑雨雲後面的天空。地方工會代表介紹我們出場，今晚就像所有夜晚一樣，群眾一聽到十二月劇團的名字就歡呼，礦工們滿意地點頭，燈光就來回上下擺動。 我把舞台讓給同伴，坐在一旁附近。他們開始了。駝背，愁容滿面，白痴總統這角色在亨利演起來帶有某種狂亂的威嚴，就像下台前的尼克森，或是凝視著坦克包圍皇宮的智利總統阿林德。他在舞台上走來走去，對著困惑的僕人咆哮，喊著無聊的指令—沒有人像拍達拉加那晚那麼在行，善於表現「困惑」一詞。我可以背誦整齣劇，所以大部分時間我專注看著礦工的頭燈在舞台上匯聚成一池清澈的白光，隨著對白的轉移，在說話者之間來回輕晃。換我上場的指示一出現，我站了起來，燈光大幅轉到舞台右側，站在我對面的拍達拉加因而突然短暫消失在黑暗之中。 即使在昏暗的燈光底下，我還是可以看到他微笑。 戲快結束的時候我們踢到鐵板了。我們馬上察覺到了。亨利講出一句通常令人發噱的台詞，這次卻得不到回應。我們的觀眾正在流失—燈光上下左右移動遊走，我們剛在早晨表演，轉眼已是薄暮。群眾的回饋如此清楚直接，我輕易可以判讀，這情況是空前絕後的。燈光消失起了激勵作用，我們重新振作，幾分鐘後帳棚再度笑聲震盪，舞台亮得跟機場跑道一樣。在充分照明的舞台上，我對著總統喊出最後的台詞，聖日曼的礦工全神貫注，鹵素頭燈也全力配合，我注意到了，自己得意不已。戲演完後沒有布幕要闔上，也無燈光要熄滅，我站在上面沉浸在光輝之中，享受片刻的快樂。 為什麼不呢？ 幾個禮拜後我返家了，此後幾年，凡是我參與的作品一有閃失，我就會想到那晚。我又受邀參與十二月劇團另一個巡迴演出，不過那多半是出於客套了。我過著中產階級的生活，已不堪任舟車勞頓，我拒絕了。我以為我畢竟很快就要離開，但始終沒有。有時候我和亨利與拍達拉加在當地演出，我們一直保持友誼。每當我撞見他們其中一人，在秀場、在酒吧或者在街上，我們總會擁抱，笑臉以對，開心地談談在聖日曼那晚。我知道他們和我一樣清楚記得那次的演出，但細節已經遺忘—比如說我的名字。他們直呼我艾力久，既不難為情也不致歉。我無所謂，我喜歡他們兩個。我從他們那裡學了不少，還可以學更多。當然，提起聖日曼等於請他們高談闊論，而那正是我的用意。我會傾聽，像那次巡演一樣，一面看著拍達拉加或亨利的胸膛漲滿驕傲。你排戲，你打理，你承受觀眾給你的，只能用愛與承諾擦亮以後再加碼回報。他們給你燈光，你給他們真理，諸如此類。我喜歡聽拍達拉加與亨利講話，因為我這年紀的人無法那樣說話，無法談戲劇，無法談政治，甚至無法談愛，談這些都讓我們感到彆扭。 幾年過去了，有一天，我發覺自己徹底失業了。我樹敵太多，玩世不恭，我的簽證一直沒來，而我也不能再假裝自己將會永遠年輕了。我哥經常打電話來，不過只在我父母家打，有時候連續幾個月我們沒講半句話。我開始參加肥皂劇的試鏡，演被拋棄的戀人、毀人家庭的情聖，那是我曾發誓絕對不幹的事。不過這些角色我都沒有中選。我快破產，考慮不要租房子，搬回家去，可是這想法讓人太沒面子了。我父親本身始終樂觀，「你哥會寄簽證給你，你會去美國，你會去加州，你會演電影，寫信給你哥，提醒他，」他說，但我提不起勁，我也不認為我父親會再相信了。他還是一直讓我知道我哥那裡的天氣，好像我需要知道如何打包衣物。「森林大火蔓延整個加州了，」他有一天跟我說。「有幾百場。」 我只盯著他看。那晚，我想像那個我從未到過的地方，天空模糊，佈滿紅棕煙霧，太陽跟我們的不一樣，下山時背景是灰濛濛的災區景象。我考慮過，或許我父親只是想把我支開。當我擔心讓他失望的時候，可能他要的只是我能去煩別人就好。 第二個禮拜，我發覺自己竟讀著劇本，要演當地一齣肥皂劇裡反覆出現的小角色。一系列共六集，還不賴，之後我的角色就會在鏡頭外被殺掉。他是警方的線民，為了出賣朋友牽涉的複雜義理適度苦惱，最終在眾人的期待裡付出生命代價。這角色的名字讓我很滿意，是艾力久。我突然信心大增，這是這幾個月來前所未有的。雖然這角色和我在十二月劇團演的艾力久完全是兩個不同的人，讀起劇本卻像是偶遇老友一般。這國家起了怎樣的變化，我想：總統的兒子如今只是平凡的報馬仔，在一小時共六集裡注定謹慎提防度日，然後死得無聲無息，而他的離去只是一個註腳，劇本裡有更大的篇幅與他幾無關聯。 我很興奮，趕緊把試鏡狀況告訴父母。我跟朋友說，我認為我與艾力久重逢了。我甚至想找出亨利與拍達拉加的下落，好讓我們一起會心一笑，可是我已經一年多沒有看到他們了。那時，十二月劇團在半退隱狀態，國家也已全然改觀。走在城裡熙來攘往的街道，可能會忘記一度想要離開的理由。國際金屬價格在歷史高點，報紙也宣稱成長率高達七個百分點。所有這些榮景是我從未預料到的，真讓人洩氣。我從未回去當年與十二月劇團一起造訪的小鎮，雖然我的同僚幾個人度假的時候回去過—在旱季，帶著太太與過胖的小孩，去看看這個國家的過往點滴。一有不滿的跡象，政府就在電視打廣告，播出省道設路障、憤怒的農人朝警方丟石塊的景象，螢幕染著不祥又熟悉的一絲暗紅。旁白冷峻，警告鄉下窮人要愛國，為眾人著想，勿壞了大局。 一個冬日下午，亨利和我在阿塞然當斯的一間咖啡館碰面，那是我試鏡的前一天。他沒有電話、電子郵件，我託一個住他附近的共同友人捎口信給他。一看到我，他似乎真的很高興，給我一個大大的擁抱，親切地拍拍我的背。我們坐在裡面的桌子，濕氣才不會太重。能看到他真好—他一點也沒改變—可是拍達拉加到哪裡去了？ 亨利揉揉眼睛，然後用手掌撥下濃厚的捲髮。「我們的朋友，」他的聲音顯得無助，「不再與我們同在了。」 我嚇了一跳，身體往椅子一沉。「什麼時候的事？」我勉強發問。 他低頭看著他的咖啡杯。「九、十個月前。」 「天啊。」 「我知道，」亨利說，隨後笑了出來。「那混蛋搬到巴塞隆納，難以想像吧！」 「去你的，」我嘀咕著。 「只剩你和我了，小艾力久，」亨利說。「父與子。」他把手伸了出來。 「笑吧！」他命令。「你這孩子老是這麼嚴肅。」 這是「白痴總統」裡面的一句。我拉起他的手，報以輕輕的微笑。震撼逐漸消退—畢竟拍達拉加還活著，我應該感到高興。我們啜飲著咖啡。 不管怎樣，總是還有其他新聞。亨利有了女兒，生活因她改變。他一週去看她兩三次，把所有他寫的東西獻給她的小女孩。 「所以說你寫了很多？」我說。 亨利聳聳肩。「還好。」 我跟他談到報馬仔艾力久。我甚至拿出劇本，聊起第一集。那集裡艾力久在建築工地偷電線被逮了，用當地街頭幫派的消息交換，免於坐牢。台詞不錯，優秀的冷酷調調，我躍躍欲試，難以掩飾。亨利仔細聽著，一直點頭。 「很壯觀，」他說。「簡直為你而寫。」 「我知道，」我說。「我真的覺得如此。」 稍後，亨利提到他想問一個問題，又不想犯我。他要我答應不要誤會。「當然，」我說。 他用手指敲了敲木桌。「你不是應該去什麼地方了嗎？」他說。 「你的意思是什麼？」 「嗯，在那裡的時候你就只談這件事。」他停了一下。「每天不停呢，我們想是高度的關係。我們幾乎受不了，我是說拍達拉加和我。」 「真的？」 亨利點頭。 在我的回憶裡，那兩個月在山上的日子，我幾乎沒有說過要離開。我隨時有這樣的想法，當然，但我只當成是個人私密的慰撫來源，就像小飾品或幸運錢幣一樣。一切終會過去，這樣的想法幫我度過那段日子。 「我們學著不予理會，」亨利說，「因為我們喜歡你，真的，現在也是。」他越過桌子伸手來親暱地捏我的臉頰。「兒子，」他補充。「那你為什麼不離開呢？」 屋外，一隊鴿子降落在大馬路的水泥分隔島，像是揚起的塵土迴旋在傾倒的垃圾桶上方。我盯著看了一下，讚賞它們的胃口。 「這裡一切很好，」我說。 亨利點頭。「當然，」他說。「我正好也這麼想。」 我們在咖啡館外道別，站在人來車往的大馬路上。亨利祝我好運，我答應讓他知道結果如何。 我試鏡順利，樂觀地等著回電。遙遠的北方火災持續進行，被我用來計算時日。我老爹每天告訴我最新消息，我假裝注意聽。五百，一千，兩千處火災，一個月後火燒完了，而我還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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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創作｜小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