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國文的文言文課文比例，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成為社會爭論話題，有人因此說，「怎麼過了幾十年了，還在吵這議題？」其實從胡適在1917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算起，白話文運動已經進行了一百年，而且早已有了結論：「我手寫我口。」也就是嘴巴講什麼，就用筆寫下來，那才是進步的文章，也就是白話文。

一百年後的台灣，已經幾乎沒人在寫文言文了，現在的爭論焦點變成該不該「我口讀我手」，也就是讓中學生不要再讀那麼多古人寫的文言文，而是要讀當代人寫的白話文。

答案其實也很明顯：「當然應該我口讀我手！」事實上在中國本土，從1949年中共當政以後，就以白話文做為國民教育的主要語文教材，而這樣的做法，跟簡化漢字出自同一思維，也就是「讓中文變得更好學，才能讓更多人學好中文。」然而台灣當政者為了以中國文化繼承者自居，從1949年以後就以文言文做為台灣國民教育的主要教材，一直到近二十年政黨輪替以後，文言文比例才逐漸降低。

現在反對降低文言文比例的人，有其教育或文化理由，但當年的國民黨政府，就是為了政治理由才硬塞那麼多文言文教材在台灣人腦子裡。同樣的，現在台灣有些人要求降低文言文比例，是為了「去中國化」，才會想拿蔣渭水與其他台灣人寫的文言文來取代韓愈、蘇東坡的文章，其實這是錯誤的做法。

文言文，不管是中國文言文，或者台灣文言文，都不適合做為台灣國民教育的主要語文教材。將高中文言文比例由現行45%-55%降到30%，是進步做法，但拿蔣渭水來換蘇東坡，是錯誤的。既然要讀一小部分文言文，就讀最好的文言文。

前面提到中共努力讓中文學習變得更容易，但在台灣，當政者卻是反其道而行，讓中文變成世界最難學習的語文，而方法就是一、保留繁體字，二、使用文言文教材。台灣的高中國文是全世界最困難的語文教材，多少台灣學生必須花費龐大時間心力來學習，因而犧牲了學習白話文與其他語文的機會？這是反對降低文言文比例的人經常忽略的論點。

反對降低文言文比例的人說，「美國中學也教《莎士比亞》，為什麼台灣不能教文言文？」問題是《莎士比亞》是現代英語的發軔，時代相當於中國明朝，但美國中學生必須讀古英語經典《貝奧武夫》（相當於唐朝）嗎？

喜歡文言文的人說，「它是漢語的淬煉藝術」，其實文言文的產生有兩個中國人自己無法控制的因素，一是古代紙筆獲得不易，因此必須寫精煉文句，二是中文是表意文字，與發音脫離關係，才能寫成如此精簡的文句。有些人說文言文是古漢語，這是錯誤的，以人腦的結構來看，不可能用文言文說話；文言文從最古早就是一種書寫符號，跟口語脫離了關係。文言文跟口語脫離了關係，而且必須投入大量學習時間與心力才能掌握，是這個書寫體系的先天自限。一種文字，越多人學會，生命力才會越蓬勃旺盛，反之則勢必滅絕，而要阻止滅絕，就只能靠政治力量。

那些反對降低文言文比例的中文教授與老師，有個沒講的理由是，他們看不起、不放心白話文。「自己看都能懂了，何必教？小學生都會寫的文體，能算經典嗎？」這樣的看法，就是讀太多文言文的後遺症。當代台灣白話文學，已經雜揉了文言文、白話文、日文與英文等各種語文的句法與文學創作手法，其複雜度與藝術性，早已超越了文言文。新詩就是最好的例子，但偏好文言文的人，普遍不懂、不讀新詩。

有人說，「學文言文可讓白話文變好」，這樣的講法就如同「學鋼琴可讓小提琴變好」，或者「學水墨畫可讓油畫變好」一樣沒有根據。要讓白話文變好，最好的方法就是學習更多白話文，而非把時間心力耗費在文言文。中國的文言文經典確實是人類文化寶藏，但文言文已構成親近障礙，應翻成白話文，讓台灣學生方便接觸。比如《史記》若翻成白話文，放在國文課本，恐怕老早像武俠小說一樣，被台灣學生搶著到圖書館找大全集來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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