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0.25

希臘、西班牙等歐債國家，因財政危機陷於政經風暴，須賴歐盟出手救援。台灣財政危機正快速浮現，問題嚴重性直逼歐債國家，而且沒有國際性救援機制可以依靠，因此，惟有及時自救，才能避免經濟災難的發生。近年我國政府債務快速累積，依據國際貨幣基金（IMF）對政府債務定義，迄2011年中央及地方政府未償債務6.7兆元，占GDP的49.2％，若加計近來引發全國關切的勞工保險、軍公教退休金、國民年金等逾15兆的隱藏性債務，總計高達GDP的1.58倍，財政危機日益逼近。

台灣政府債務雖是「內債」，與歐債國家的「外債」性質不同，但政府債務不論是「內債」或「外債」，本質上都是全體人民的債務，最終須由人民自己來清償。政府債務問題越嚴重，可支配財源日益減少，人民財富也相形縮水。問題拖得愈久，貧窮問題愈形嚴重，而且代代遞延，讓後代子孫淪為難以翻身的「貧窮世代」。更嚴重的是，財政危機使得國家公共服務的品質與數量遽減，基礎建設及教科文等各項投資縮水，從而不但削弱經濟成長動能，而且嚴重斲傷國家競爭力，造成經濟的惡性循環。這正是過去這幾年台灣經濟日益沈淪的寫照。

眼看危機步步逼近，現在是我們必須共同面對解決問題的關鍵時刻。台灣必須設法管理日益升高的財政風險，大力改革政府財政，化危機為轉機。財政是國家庶政之母，財政問題的因應處理，必須兼雇長短期施政需求，確立改革的優先順序，從短期財政危機解決和長期財政結構調整，雙管齊下，才能有效解決根本問題。

在短期，當前面對的是中央政府財政捉襟見肘，又須因應經濟急速下滑的財政困境，以及地方政府瀕臨「無米之炊」的財政危機。這兩大問題必須採取及時、有力的因應作為：

 一、 落實最嚴格的財政紀律 

 各級政府均應削減不必要財政支出，例如陸委會浮濫的廣告及文宣支出，前文建會毫無成本效益觀念的「夢想家」，台北市好大喜功的「花博」等，都是最負面的示範，不應該再發生。

 二、政府支出應「移緩濟急」

 在財政惡化、經濟危機又日益升高的艱難時刻，有限的財政資源應作更合理、效率的配置，「移緩濟急」，用在最迫切需要的支出項目，如有助經濟再造及社會安定的教育、人力資源培育、科技發展和照養體系建構等。在公共建設方面，應優先挹注水利、防災和花東的交通建設。同時，應考量創新的公共支出編列模式，例如檢討現有預算科目，將所有部門預算統刪20%，再將其中10%用來從事優先並且必需的公共投資。

 三、盡速落實中央與地方財政劃分的各項改革

 過去「重中央、輕地方」，又無明確法則依循的財政劃分方式應該徹底改變。特別是面對「五都」新局，升格後的直轄市財政問題必須加以解決，但若其他四都要「向台北市看齊」，其影響所及，必然造成未升格的其他縣市成為更加弱勢的財政受害者。鑑此，我強烈主張，中央政府及各縣市事權應大幅調整，中央事權可委託地方代辦者應積極下放，相關經費亦應挹注地方財政，俾讓「中央有權，地方有能」。關於五都、直轄市與非直轄市的財政分配落差，應該於短期內建立一個協調性的分配機制，在彈性分配公式下，將彼此差距逐年縮小，並達到逐步公平分配財政資源的目標。

從中長期來看，我們必須進行全面性的財政結構重整，包括支出面與收入面的同步配套改革，這是一項無比艱鉅、浩大的國家再造工程。我們須好好想想：要如何應新的經濟情勢和社會結構變化？未來國家發展的方向與目標為何？各項保險制度包括勞保、軍公教退撫制度、全民健保、國民年金等社會福利體制要如何作根本變革以確保永續運作？政府和民間資源如何作最合理的配置？財政支出結構如何相應調整？稅制改革如何兼顧公平、效率與永續發展？此等問題環環相扣，很難有快速的解答，但現在就必須著手作有計畫、有步驟的研究與探討，逐步形成改革方案，進而凝聚改革的社會共識。

在這裡，我特別提出三個應該配套研究的改革議題：

 第一，行政區劃的再調整。未來應從治理效能和財政效率的角度，重新調整現有行政區劃，並重新檢討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分工與財政分配。現有國家資產的管理和活化使用也須在這過程當中一併處理。

 第二，推動「公共服務產業化」。把公共服務的提供，從「支出」的角色，導向為「投資」的邏輯。我們必須思考把過去視為財政「支出」的公共服務「產業化」，讓公共服務本身成為一種新的產業，這不但同時促進公共服務的效率和品質，並進一步促進產業的發展。

 第三，發展「第三部門」。原本由國家提供的公共服務，經過國家、企業和非營利組織及志工團體的共同投入規劃、運營，讓如長期照顧這樣的公共服務提供可以更有效率、更加合理且優質。

財政，從來就是國家治理當中最複雜卻也最要緊的一環。台灣財政危機迫在眉睫，我們已沒有時間交互詰難，但亟需群策群力大步向前。我期待這樣的拋磚引玉，可以激發出更多前瞻、創意且可具體帶領台灣走出財政困境的各種方案，期待您為我們的土地和未來，一起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