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互助保險如何走出困境？

簡永松  董事長

保險從其運作主體來分，有商業保險、互助保險和社會保險三種。商業保險就是時下所常看到的以利益掛帥，以公司為主體來運作的保險；社會保險就是以政府為主角，完全就社會安全的功能考量的保險業務，比如農、漁保，勞、健保等等；互助保險則是由被保險人相互組織，自求多福，不以營利為目的的保險組織。

保險的初始本來就是一種互助的組織。最古老的說法是古埃及的石匠，在砌造金字塔的過程中，為了避免風險而組成的組織。依據鄧巴法則〈註一〉的規律，傳統組織的運作只要超過150人就會產生不效率性。儘管如此，互助保險在歷史的軌跡還是進行了數百年。1666年倫敦發生一場大火，燒出重大風險管理必要，於是人類才發明更為精巧的商業保險設計。

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為了「生物多樣性」和「多重選擇」的創造，並沒有完全否定互助保險，反而在科技的基礎上訂定管理規律，鼓勵互助保險的發展。以美國來說，25家最大的保險公司中就有11家是互助保險公司，日本最大的第一生命保險公司也是互助保險公司。2008年發生的金融海嘯，美國、日本、歐洲，假如不是互助保險公司非同質性的存在，資本主義可能早已經成為灰燼了，這就是「生物多樣性」所產生的生物滅絕防護網的最佳見證。

保險是一種金融商品，為了社會的安定，世界各國都訂有保險法規，審慎的定義被保險人和保險人之間的契約，並要求得以執行。令人訝異的是，台灣的保險法並沒有規範互助保險，還訂定167條「類似保險」法令，並於民國95年增訂132條罰則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類似保險」這項法條正說明台灣商業保險冀圖獨佔市場「整碗捧去」，排斥新生保險事物發展的野心；就此，也說明了台灣保險界官員的專業無知和行政怠墮，他們不想長進，視人民福祉為無物也就罷了，還成了保險財團的帶刀侍衛，豈不令人無奈、嘆息！類似保險在立法之時，就違背「罪刑法定主義」。

所謂「罪刑法定主義」意思是指犯罪之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均應以法律明確加以規定，法律若未明定處罰者，則不得認定犯罪與科處刑罰。我國刑法第一條規定：「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亦同。」所以說，「類似保險」這種刑罰字義的存在，無疑是保險管理事務官員和保險業界的重大羞恥。前些日子，在一個宴會場合中，我的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朋友，對於保險法第167條「類似保險」發表他的看法，他指著同桌的客人說：在座除了一位女士之外，所有男士都是「類似強姦犯」，因為我們身上都帶有兇器。這個令人哭笑不得的玩笑話，卻也發人深省。

十幾年來，保險單位將無數個經營互助保險的協會移送法辦，不是在地檢署就被不起訴處分，就是在地方法院或高等法院被諭以無罪之判決。其間，在九七年保險官員亦思圖振作，結合國內一些保險學者對「類似保險」加以定義，以做為司法判決的依據。豈料，治絲益紛、越俎代庖的解釋更暴露出台灣保險界人才的貧瘠。現在「類似保險」依然存在，台灣保險新生事務的發展，依然受到保險法第167條「類似保險」的戕害。

喬美公司是一家創新金融商品的開發公司，為了成就在網路科技時代，資金操作和配置效率的合理性，我們開發112項創新金融商品，其中38項屬於保險範疇專利。在互助保險領域，本公司曾尋求主管單位核准，以便進行施行。可是，我們這項創新商品，卻處在「法所不禁」的三不管地帶。根據憲法，「法所不禁」，人民就有自由權。當一個現代社會公民苦心孤詣的為尋求解決當前的金融病灶，而提出網路經濟互助保險的創新規則的時候，台灣的法律卻模糊的提供一個曖昧的自由環境，因為沒有人能阻止你不能作為；可是，適法性的模糊概念，卻又讓你萬萬不能有所作為。

於是，我們袛有何其可憐的盼望通過司法的判決，來取得我等合法的身份，這是台灣互助保險業者的困境，另方面卻也是台灣保險技術官僚不思作為的恥辱。

※註一：鄧巴法則

牛津大學人類學教授鄧巴（Robin Dunbar），在研究原始部落、宗教、軍事、商業等各種組織之後發現，任何團體想要共同完成一件事情，一百五十人是最理想的規模。
為什麼是一百五十人？鄧巴分析，因為人類的大腦能夠應付的人際關係，大概就是這樣的大小。再加上，效率會受到程序、規則與組織層級的影響，超過這個數字的組織，成員的士氣與熱情會因而減弱，最終影響了組織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