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仁賢 2012/02/2  如果中國民主化(1)

民主演化至今已是一種普世價值了，幾乎各國政府現在都採取了某種形式的民主治理制度，不管其品質與內容如何，這說明了民主是沒有文化、信仰與傳統的差別。換句話說，中國人當然也可以實行民主，建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治理制度，而且已是刻不容緩了。

在過去30多年的時間裡，不論是有心還是無心，中國共產黨以經濟為核心的治理政策確實紓解了大陸民眾對追求民主的潛在能量。透過持續的經濟增長，擴大人民對財富創造的機會與擴大公民的權利行使（特別是在非政治領域），也透過完善自身的制度變革（包括黨內決策制度化與民主化、領導年輕化與高學歷化)，共產黨同時間也舒緩人民對其執政正當性的質疑。

也因為這樣子的成果，共產黨與部份學者們有一種樂觀的氣氛認為，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治理是足以媲美西方資本民主的一種新的治理方式，甚至還高調的讚美它，相信中國終究可以走出一條自己的民主之路出來。北京大學潘維教授提出的「諮詢型法治」，正是此種論調的倡導者，相信中國的政體改革應該朝此方向前進。

他以新加坡與香港為例，認為當時就是因為英國人沒有實施民主，才成就了這兩個地方成為世界上最廉潔、最有秩序、最有效率與經濟最自由之地。這些成就都必須歸功於這兩個地方的諮詢型法治的治理制度，證明了此種體制非常適合華人社會。他認為，香港與新加坡的法治與繁榮不是民主建立的結果，而是因為政府的威權才讓法治得以伸張，繁榮獲得鞏固。潘教授甚至以為，若當年鄧小平同意末代港督讓香港民主化的計畫實施的話，那麼香港優良的法治傳統現在早已被所謂的人民權利給淹沒了。

潘教授的論點在，社會法治繁榮必須依靠威權來建立，絕不是依靠民主而來，唯有法治的鞏固才能創建新制度，沒有威權是無法成功創立新制度的。美國憲法的最初也不是民主的結果，而是由莊園地主們所建立。所以，諮詢型法治的治理制度對中國現今國情來說，是最適合，也最可行。

「無論工業產值多發達，人均產值多高，領導人選舉多自由，缺少法治的國家都不是現代化了的國家…讓人民定期自由普選領導人明顯是一種自殺式的選擇，不僅會毀掉執政黨，而且也會毀掉中華文明復興的希望。」

看得出，潘教授對權力互相制衡，以議會問政為中心的民主制度可說是相當地鄙視與排斥，甚至是畏懼，認為中國一但採行必會導致天下大亂，牛鬼蛇神盡出，陷入反中勢力希望裂解中國的陰謀詭計當中。因此，國家威權必須鞏固，在威權之下實行民主、回應人民要求、實行現代化的法治治理，才是中國富強安康之道。但潘教授卻忘了，不管諮詢型法治有多好，它最終無法解決共產黨對廣大中國人民的「問責」問題（accountability），也就是上台執政的正當性問題。否則共產黨近年來也不會積極要求各級官員與幹部積極「回應」民眾的請求，強調必須實事求是的幫民眾解決問題。其動機不就是要獲取民眾對共產黨執政的認可。

執政正當性，這是一個全世界上台執政的政黨都必須能夠回答的問題。民主是有許多的缺失，但羅馬也不是一天就可以成就的，民主治理制度也是隨著時間，逐步在人民的實踐中走向完善。然歷史經驗讓人民最終相信權力必須要有所監督與節制，並對人民負責，權力才能彰顯最大的群體利益，使人民感到幸福。冀望在壟斷性權力制度內完善制度改革，企求希望藉著「回應」(responsiveness）民意來強化執政正當性的共產黨，終究無法理直氣壯地回答人民對其長期壟斷權力的質疑、回應人民對公平正義的請求、有效地舒緩人民內部，以及與權力者之間的壓力與矛盾。這絕不是一種符合歷史正義、符合人性與人民期待的「科學發展觀」。

若非如此，北非威權政府也不會在去年出現垮台效應，而多數香港民眾也不會強力要求儘速舉行香港特首普選，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也不會在去年的大選中嚐到近年來最痛苦的失敗。我們還能說諮詢型法治治理體制優秀，且較適合華人社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