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郝柏村先生投書指稱二二八事件「死傷逾萬」不是歷史真相；而認為他在行政院長任內「從寬」調查的五百餘人，乃至一再放寬期限資格的一千人左右，才是確實數字。郝先生並認為，這些登記的受害者，從優撫恤六百萬元，已經是政府最大的恩澤。字裡行間，似乎台灣人對當年的政府作為太小氣苛責。回想郝先生在總統大選期間發表「沒有過去戒嚴，就沒有今天的自由民主。」跟這回投書的論述一樣，是完全建立在不尊重生命的基礎上。

無論當年歷史的時空環境怎樣，沒有一個台灣人是該死的。不論是屠殺一千人或一萬人；無論出自刻意滅殺菁英或無奈出兵鎮壓，無庸置疑的，二二八事件是政府暴力、政府殺人！不能因為出於無奈、人殺得少，而給予政府的暴行合理化、合法化。

奉勸郝先生這一群統治權貴的「新移民」們，無論你們自認過去對台灣的安全防衛、經濟建設等有多麼大的付出與貢獻，別忘了，當時廣大受傷悲痛的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幾年後，依舊坦然伸手接納、張臂容抱敗逃流亡的國民政府軍民，並一起胼手胝足在台灣安身立命。這是我在這個紀念日看到跟感受到的台灣人精神與價值。（作者為高中教師，雲林縣民）

郝柏村不如日本青年 ---- 張月環

二二八是台灣人戰後的一段痛史。事隔六十六年的今天，郝柏村竟然說死亡及失蹤人數為五百餘人，絲毫沒有悔恨、道歉的語氣，讓人感到不寒而慄。這就是中國人的教育嗎？

電影《賽德克．巴萊》開演以來，我日本友人紛紛表示，非來台看本片不可。看完後，他們對以前的行為表示抱歉；而有些年輕人在未看此片之前，得知有霧社事件之事後，每年必定來台東與原住民共舞；甚至有些朋友寫電子郵件來，問我原住民對《賽德克．巴萊》的反應如何？

這些日本年輕人來函，都有個共同的特色：對當時日本政府對待台灣及原住民的不公平待遇感到慚愧、抱歉。（作者為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副教授）

外省人與失蹤者 ---- 黃招榮

郝柏村說二二八死亡人數僅千人，統派學者朱浤源硬是要把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數，視為等同申請二二八賠償的人數。吳伯雄曾在電視上公開說：二二八是有殺人，但沒有強暴婦女。

我在2008年2月參加二二八事件61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中有多國學者提出寶貴的資料。關於二二八死亡人數，學者人口學家陳寬政其專業的統計，估計死亡人數在一萬八千人至二萬八千人。根據 New York Times 的報導：二二八事件與日本、中國共產黨無關。且 New York Times 的記者曾目睹軍人強暴婦女。二二八發生時，紐西蘭人艾倫‧詹姆士‧謝克頓（Allan J Shackleton）是屬外國籍人士的目擊者，當時他是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的在台官員。他在離台後，寫了《福爾摩沙的呼喚》，書中的第35頁至36頁更提到：在北投，街道上的女孩子往往被施以麻醉劑後，帶往軍營讓軍人發洩，然後用船帶往大陸。

根據《大溪檔案》第七九號，第230頁至241頁，監察院的事件調查報告，包括鎮壓前後，各地外省人的死亡人數總收不過三十三人；就算根據警備總部的統計，也不過四十五人。（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編印《臺灣省「二二八」事變記事》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1947，第16頁，本資料收藏於台北二二八紀念館）。這些外省人並非全然受攻擊而死，也有鎮壓期間被軍隊誤殺者。（《大溪檔案》第六七號，第194頁）。

在二二八之後的白色恐怖，中國國民黨對台灣人的「寧可錯殺一百，絕不放過一人」的誅連，就像拉肉粽串似的毫無理法可言。二二八的死難者家屬往往要銷毀其所有的證物，並三緘其口，就好像這個親人從未出現過，以免更多的親族被抓。故在解嚴後平反二二八的同時，能提出賠償的人只有數百人。但二二八事件後的六年，即一九五三年台灣的戶口普查，不明原因失蹤的，竟高達近十二萬人之多。可見郝柏村、朱浤源、吳伯雄等中國統派立場的說法，完全是政治凌駕學術，睜眼說瞎話。

台灣人從熱烈歡迎祖國的到來，到二二八的抗暴，到一九四七年九月廖文毅的以追求台灣獨立為目標的「台灣再解放聯盟」，這其中的轉變，如果不是二二八的大屠殺對台灣人的傷害太大，豈會改變台灣人日治時期朝思暮想的「祖國」情懷？

二二八時任記者的吳濁流在其《無花果》194頁中提到：當憤怒的民眾衝進公賣局搗毀物件洩憤時，國父遺像仍好好的保存著。如果台灣人真如中國國民黨所說的叛亂、不認同祖國，又怎麼會認同孫文遺像？（作者為國小教師，台灣文化所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