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尖的1%控制了40%的財富

美國上層1%的人現在每年拿走將近1/4的國民收入。以財富而不是收入來看，這塔尖的1%控制了40%的財富。25年前，這兩個數字分別是12%和33%。對這個現象有一種解釋，認為是創新和積極性給這些人帶來了好運，並聲稱大河有水小河滿，所有人都沾了光。這種解釋是誤導性的。塔尖1%者的收入在過去10年增長了18%之時，中產階層的收入卻在下降。僅有高中文化程度者的收入下降尤其明顯，在過去25年裡，下降了12%。最近幾十年來的所有經濟增長及其他好處，都彙集到了塔尖人手中。當拉美許多不平等的老牌中心如巴西最近幾年快速發展，成功改善窮人的困境、縮小收入差距時，美國卻在放任不平等狀況加劇。

經濟學家很久以前就試圖將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合理化。簡言之，他們的理論把高收入與高生產力和對社會貢獻大聯繫在一起。富人一直對這種理論情有獨鍾，然而，能證明這種理論的證據卻少得可憐。眾多企業高管對過去三年的經濟衰退難辭其咎，他們的“貢獻”無論對社會還是對他們的企業都是極其負面的，卻照樣大領紅包。有時，公司還不好意思管這筆錢叫做“績效獎”，因此美其名曰“留任分紅”（即使唯一留住的只是糟糕的業績）。

為什麼社會不公愈演愈烈

之所以出現如此巨大的不公，主要是因為那1%的塔尖者希望如此。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稅收政策。富人的很大一部分收入來自資本收益，下調資本收益稅率相當於讓最富有的美國人搭乘免費順風車。今日不平等的狀況很大程度上應歸咎於金融行業對金融系統的操縱，這一操縱由金融行業花錢改變規則得以實現。這是它有史以來最好的投資之一。當其他手段都失效時，政府會貸給金融機構幾乎無息的貸款，以優惠條件提供慷慨的救市資金。監管機構對金融市場缺乏透明度和利益衝突則視而不見。

當你審視這個國家塔尖1%者掌握的巨量財富時，就不禁會感歎我們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是一個典型的、世界一流水準的美國“成就”。而且我們似乎還要在未來的日子裡擴大這一“成就”，因為它會自我鞏固。錢能生權，權又能生更多的錢。在上世紀80年代的存貸款醜聞中，這樁醜聞的涉案金額以今天的標準來看，真是少見多怪、微不足道。

不平等扭曲了社會

美國的不平等以每一種可以想到的方式扭曲著我們的社會。比如，大肆宣揚的生活方式效應。先富帶動後富的“滴漏型經濟”可能是一個妄想，但行為作派的向下“滴漏”卻已經實現了。今天美國青年失業率約在20%左右（某些地區和某些社會族群為40%）；每六個需要全職工作的美國人中就有一個找不到所需就業機會；每七個美國人就有一個要靠食物券生活（受“食物無保障”之苦的人是同樣的數字）。所有這些就足以證明，是什麼堵塞了那種所謂從塔尖1%者手中“滴漏”給所有人的好處。從而疏離感的產生就可想而知了。20～30歲人群在最近一次選舉的投票率僅為21%，與失業率相當。

法國政治思想家和歷史學家托克維爾曾描述過他眼中的美國社會獨有的主要優勢“適度的利己主義”。“適度”兩個字才是關鍵。每個人都有狹隘的利己主義：我要我想要的東西，馬上！“適度的”利己主義則不同，它意味著重視所有人的個人利益也就是公共福利事實上是實現個人最終福利的前提。托克維爾並不認為這一觀點有什麼高尚或者多理想主義，事實正相反，他認為這是美式實用主義的標誌。狡猾的美國人明白一個基本事實：替別人著想不僅有益靈魂，對錢袋也有好處。

塔尖1%者擁有最好的房子、最好的教育、最好的醫生和最棒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件事看來是金錢買不來的：即意識到他們命運和其餘99%的人生活得怎樣息息相關。這就是歷史上塔尖兒們最終都懂得了的道理，但往往為時已晚。美國人民已經看到對不公政權的反抗，這種政權把巨大的財富集中到一小撮精英手中。然而在我們的民主制度下，1%的人取走將近1/4的國民收入，這樣一種不平等最終也會讓富人後悔。

（按：本文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史蒂格利茨2011年05月發表在美國《名利場》雜誌上的同名文章的節選。宋麗丹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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