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齡化加速的同時，少兒撫養比例迅速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將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撫養負擔輕、於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時期”，人口經濟學家稱之爲“人口紅利”。

在經濟學上，人口紅利（英語：Demographic dividend）是指因為勞動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上升，所伴隨的經濟成長效應。它通常發生在人口過渡時期（Demographic transition）晚期，此時因為生育率下降，使得受撫養的青幼年人口減少。當人口負擔係數小於或等於50%，此時稱為人口機會窗口期。

這個理論在1998年，首次由哈佛大學教授大衛·布魯姆（David E. Bloom）與傑佛瑞·威廉森（Jeffrey G. Williamson）所提出。這一派學者認為，人口紅利在亞洲四小龍與1990年代凱爾特之虎的經濟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這兩位經濟學家認為1965年至1990年東亞經濟增長（以人均收入衡量）中有至多三分之一都可能要歸功於人口結構變化所帶來的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不意味着經濟必然增長，但經濟增長一旦步入快車道，則“人口紅利”勢必會成爲經濟增長的有力助推劑。勞動力資源豐富和成本優勢已經使中國成爲世界工廠和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人口紅利”或者說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包括這樣兩個方面：一是對生產領域的影響，二是對消費和儲蓄的影響。

從“人口紅利”對消費和儲蓄的影響來看，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停止或者說老齡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時期内並不必然帶來儲蓄率的下降，相反還有可能使儲蓄率進一步上升。在老齡化的初期階段，新進入老齡階段的人往往都有較高的儲蓄率和儲蓄傾向，有人也因此把老齡化的初期階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紅利”期。從這個意義上說，勞動年齡人口豐富的 “人口紅利”期結束，並非“人口紅利”的真正結束，只要能夠發揮好儲蓄的資金效率，讓資本得到合理的回報，則第二次“人口紅利”仍有可能爲經濟增長繼續注入“活力”。

 “人口紅利”的利與弊

人口紅利或人口債務？

　　嚴格來說，任何完成了人口轉變的國家，都會出現這樣一種“人口紅利”。但最早實現人口轉變的西方發達國家，人口轉變因經歷時間較長，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和經濟增長的關聯並不十分明顯，也很少有人注意到所謂的“人口紅利”效應。而許多新興工業化國家尤其是東亞國家因爲人口轉變的曆程較短，往往隻用幾十年的時間就走完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轉變歷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和經濟高速增長之間因而表現出了非常強的關聯性，人口轉變給經濟增長帶來的“紅利”效應開始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注意。

　　日本是亞洲最早實現人口轉變和經濟騰飛的國家，“人口紅利”也出現得最早，大約開始於1930年-1935年，結束於1990-1995年，持續了60年左右的時間。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韓國、新加坡、香港、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越南等在内，差不多在晚於日本30年後出現“人口紅利”，這些國家都處在人口的“紅利”期。“人口紅利”必然帶來經濟增長嗎？觀察上述處於“人口紅利”期的國家，發現這些國家在經濟發展水平方面發展差異巨大。最富裕的國家如新加坡人均GDP超過3萬美元，而最窮的國家越南人均GDP在2005年僅有600多美元。相同的“人口紅利”期所導致的經濟增長的不同結果意味着“人口紅利”並不必然導致經濟增長。

　　事實上，“人口紅利”更像一個機會，隻有抓住這一機會並加以很好利用才能使“機會”轉變爲“紅利”。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口紅利”隻是經濟增長所面臨的一個有利條件：在一定時期内勞動力資源非常豐富。而這一“有利條件”或者說“優勢”能否轉變爲實實在在的經濟成果，顯然依賴於勞動力資源能否得到充分利用。如果在“人口紅利”期，勞動力資源無法得到充分利用，則當人口的“機會窗口”關閉後，“人口紅利”也會隨之消失。

　　“紅利”在很多情況下和“債務”是相對應的。“人口紅利”也不例外。與“人口紅利”相對應的“人口負債”就是不斷加速的人口老齡化的影響。人口老齡化將會從多個方面影響到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能力。首先，老齡化會帶來社會撫養比不斷提高，勞動力的負擔和成本加大；其次，老齡化會加大消費性人口比例，降低生產性人口比例。第三，勞動力年齡結構“老化”將嚴重影響到勞動生產率。上述三個方面的影響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經濟的競爭能力，並進一步影響到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活力。

　　因此，在享受“人口紅利”豐厚回報的時候，不能忘記今後可能會面對的人口“負債”。而要有效地化解將來的“債務”，必須做好這樣兩件事：一是必須長時期保持經濟又好又快增長，二是必須盡快建立起覆蓋全體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