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一：學生A：中國有自己的歷史、傳統、習慣和國情，中國不需要以美國的模式來比照，中國的慶功會有利於培養自己的民族自信心。總之，學生的回答是慷慨激昂，一個富有激情、大義凜然的愛國者出現在我的面前。

　　思考：歌功頌德是中國人的歷史、傳統、習慣麼？反省、懷疑、批評果真不利於一個民族自尊心的培養？我認為這是不符合中國歷史的。《論語》是中國文化的集大成之著作，反映了中國人的處世觀點。一開篇就有，“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這說明中國人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有反省的習慣和傳統。孟子的說法則更進一步，他提倡大丈夫精神，反對妾婦之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徇乎人者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罪大惡極的莫過於阿諛奉承。漢朝大儒董仲舒則發揚光大了“天譴說”。“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當君主個人行為導致政治動亂，引發某種危機時，天就“先出災異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而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中國在歷史上之所以能夠走到世界的前列，與無數仁人志士捨生取義的大丈夫精神是分不開的，沒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士大夫情懷，不會有中國的盛世輝煌。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因為它秉承了這種懷疑和批判精神。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先生1915年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他在創刊號上發表的具有發刊詞性質的《警告青年》一文中，歷數當時中國社會的黑暗，提出了“人權”和“科學”的口號，要求青年大膽解放思想，敢於懷疑那些從來認為是天經地義的陳腐觀念，以求實進取的精神奮起自救。1919年夏天，毛澤東同志在長沙創辦《湘江評論》，在發刊詞中宣稱：“什麼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在另一篇文章《民眾的大聯合》中開篇便直刺中國社會現狀：“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我們可以說，沒有馬克思主義者大無畏的批判精神和革命精神，就不會有馬克思主義；閹割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和批判性，馬克思主義就喪失了鮮活的生命力。

　　我國改革開放30年，中國改變了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瀕於崩潰的經濟，為追趕日本和歐美大踏步地前進。世界第一的外匯儲備，世界第三的外貿總額，世界第四的GDP，這些都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取得的卓越成果。誠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的那樣，中國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超越日本和德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這些驚人成就的取得是在對“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的基礎上取得的，很多專家在回憶這場歷史巨變的同時，不由地感歎，這場改革是被文化大革命“逼”出來的，沒有對極左路線的懷疑和批判，中國走不到今天。

　　一個民族、政黨的自尊心不能依靠歌頌自己的功績來獲得。人類的進步是一種趨勢，如果一個民族、一個政黨不能夠與時俱進，它就面臨著被淘汰的命運，就會被“開除球籍”；如果它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各國人民都會來學習、借鑒，本國人民也會享受到文明帶來的各種福利，這本身就是對這個政黨、民族最好的獎勵。一個立志於為人民服務的政黨應當始終保持“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1949年3月，毛澤東同志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對全體黨員，特別是党的高級幹部提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這些話語應該警鐘長鳴。

　　縱覽古今，人類諸文明創發演進，蜿蜒曲折，穿越時空，而能延續至今，均因他們能在發皇延續的歷史進程中，容納百川，汲取不同文明的要素，將自身匯合成浩蕩的巨流。不必諱言，近代西方文明所以後來居上，蓋因蘊含在典章制度、法政架構中的學說義理，有足多者。西方政治學說普遍認為，政治乃天下之公器，事關每個人的切身利益，主權在民，每個人都應該肩負起主人的責任，行使對政府“公僕”的監督之責。中國要匯入世界文明的主流，祛除舊染，重啟新機，要依靠我們每個人的努力，積土成山，我們願為此竭盡綿薄。

　　問題二：學生B：“中國目前的任務就是發展，只有依靠自己的發展，尤其是經濟發展才能解決所有問題，等到中國強大了，我們就可以從容地面對批評，反思批評。”

　　思考：發展是硬道理，中國解決所有的問題都要依靠發展。這是鄧小平的思想，也是在貧窮落後的中國國情下一種最優選擇。但是，鄧小平也同時強調，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顯然，“共同富裕”僅僅依靠發展是不能實現的，它需要一種能夠體現公平正義的分配機制來實現，所以，中央在十七大上提出，要把公平正義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來，這是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一種補充和修正，立圖體現“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首要價值”。可見，僅僅依靠經濟發展是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的，起碼，它不能解決公平正義問題，而公平和正義則是人性中固有屬性，它不能被抹殺。西方的行為主義者曾經做過一個有趣的試驗，兩個猩猩中有一個按照人的安排做了大量的表演，而另一個什麼也沒有做。表演結束後，兩個猩猩分到了同樣的香蕉，結果，表演的猩猩就會表現出極大的不滿，拒絕接受這種分配。我們的祖先孔子也早就說過，“不患寡而患不均”，即使一個遠比人低級的動物都有“公平”的要求，何況我們這些萬物之靈？

　　“中國強大了，就可以從容的面對批評。”一個國家的強大應該包括公民的強大，沒有公民的強大和支持，政府的強大不過是外強中乾，曇花一現。一戰後，蘇聯憑藉強大的國家機器，建設了一個可以和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但是在1991年沒有外敵入侵的情況下，出人意料地解體了。從大量的研究結果看，蘇聯普通公民早已經對這個制度喪失了信心，它的貧富懸殊竟然達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史達林時期，最高工資和最低工資的的差距達到30倍，勃列日涅夫時期工資差距達到100多倍。對於党的高級幹部來說，公有制是他們取之不盡的財富來源，他們過著奢侈的“供給制生活”。這種權力化的剝削是社會文明的倒退。由於蘇聯採取高壓政策，不允許人們公開批評，但是擋不住蘇聯人民日益增長的不滿，這種不滿情緒在社會底層就像湍急的洪流洶湧澎湃，最終衝垮了莫斯科堅固的紅牆。蘇聯紅旗倒地時，一位老共產黨員說，為這個黨掘墓的，不是人民，也不是政治反動派和帝國主義，而是這個黨的腐敗的領導人。

　　如果一個強大的國家需要以壓制人民的批評作為代價，則這個國家就會出現異化，變為統治人民而不是服務人民的的工具。這樣的一個國家是沒有前途的，二戰期間法西斯軍官甚至告誡自己的母親在公眾場合發表自己的意見是危險的，德國鐵蹄曾經橫掃歐洲，結果給世界人民、特別是本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一個強大的國家不應該畏懼人民的批評，它應該是歡迎人民的監督，“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強大的國家和人民的自由批評不僅不相抵觸，而且相得益彰。因為，只有人民才是歷史創造者。托克維爾對美國做過長期考察之後認為，美國的民主在選擇執政人員方面常犯錯誤，但即使在選錯人員執政期間，美國卻照樣繁榮，原因是在美國，負責領導國家事務的人，在德才方面也許都不如貴族國家的執政者，但是依靠具有智慧的美國公民的批評、監督和支持，在二百來年的時間中美國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問題三：學生C：“任何真理都是相對的，世界上沒有絕對的真理。”

　　思考：持有這種觀點的同學很多。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強調真理的相對性確實是必要的。但問題是有些同學把這一觀點絕對化，將它變成一種辯論的武器來使用，以此攻擊對方的觀點。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很有必要把進一步分析這個問題。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承認絕對真理的。絕對真理是指真理的無條件性、無限性。任何真理都必然包含著同客觀物件相符合的客觀內容，都同謬誤有著原則的界限，都不能被推翻。否則，就不能成其為真理，這一點是絕對的、無條件的。在這個意義上，承認了客觀真理也就是承認了絕對真理。正如列寧所說：“當一個唯物主義者，就要承認感官給我們揭示的客觀真理。承認客觀的即不依賴於人和人類的真理，也就是這樣或那樣地承認絕對真理。”人類按其本性來說，能夠正確認識無限發展著的物質世界，認識每前進一步，都是對無限發展著的物質世界的接近，這一點也是絕對的、無條件的。在這個意義上，承認世界的可知性，承認人能夠獲得關於無限發展著的物質世界的正確認識，也就是承認了絕對真理。正如恩格斯所說：“對自然界的一切真實的認識，都是對永恆的東西、對無限的東西的認識，因而本質上是絕對的。”

　　進一步說，如果我們取消了絕對真理，那麼相對真理的存在馬上也成了問題。沒有天哪有地？老子曾經說：“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其實講的就是相生相剋的道理，如果沒有了絕對真理，相對真理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條件。

　　美國學者薩托利曾經告誡說，“目前我們這個星球上的居民，用分析和抽象方法去認識世界、將‘價值觀念’作為可辨實體的人，無論如何也超不過1/4。對價值觀念的獨特性進行有意義的理解，要以相當高超的抽象能力為前提，進一步說，要有一種把事實與價值一分為二的世界觀。但多數文化並非如此。”薩氏有點自負，但是未嘗不是對中國思維方式與西方思維方式差別的一種提醒，我們對絕對真理與相對真理的研究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是中國人擅長形象思維的特點很容易接受相對真理而否認絕對真理，而西方人擅長抽象思維的特點則比較容易接受絕對真理的觀念。

　　如果我們反對絕對真理，主張相對真理，我們就必須面對一個“說謊者悖論”，假如一切都是相對的，那麼聲稱真理是相對的這一主張也是“相對的”。如果我們加入到這一遊戲中來，同偏見相對立的便只能是相反的偏見，而且無法證明相反的偏見要比它所指責的偏見更好一些。

　　中國選舉與治理網上的墨菲網友有句話非常好，我把它引來作為本文的結束，希望引起我們學生的注意：“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Dissent  is  the  highest  form  of  patriotism”（異議是愛國主義的最高形式）。有懷疑和批判精神不僅對於一個民族的發展有好處，對於自身也容易培養一種謙虛的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