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黨內民主派創辦的政論刊物《炎黃春秋》最近不斷發出推行民主的呼聲。今年二月號謝韜文章更大膽倡言放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中國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

● 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謝韜在《炎黃春秋》著文推崇瑞典式民主社會主義。被認為挖了共產主義的祖墳。

在大陸各種政論雜誌中，「晚生兒」的《炎黃春秋》沒要政府一分錢，也沒有一個正式編制，完全屬於民間刊物。但該刊銳志進取，立意為民主呼號，主辦者與撰稿人又多為黨內民主派高幹。如初創者為朱德秘書廖蓋隆，當今掌門人為年逾八十的杜導正（三八老幹部、原中央新聞出版署長），積極支持者有李銳、胡績偉、杜潤生、于光遠、朱厚澤、閻明復、李普、李昌、曾彥修、甘惜芬、高尚全、蘇雙碧、楊繼繩、邵燕祥、戴煌等。因此，該刊很快成為大陸眾多民主翹望者的一面旌旗，自費訂閱者眾多，尤其是那些飽嘗政治風霜的「老傢伙」。春江水暖鴨先知，「老傢伙」們總是能從《炎黃春秋》的水溫中探測到節氣寒暖。

李銳和任仲夷呼籲政改

二○○六年夏以來，該刊讀者憑著多年煉就的「反革命嗅覺」（因無法直言，必須聽話聽音），從《炎黃春秋》中聞嗅出一股不平常的氣息，該刊正在為民主推開一條意味深長的門縫。二○○六年七月十四日，該刊舉辦創刊十五周年茶話會，出席者一百五十三位，涵蓋老青中三代。該刊連載十餘位發言者的講稿，最引人注目的是第十期李銳的〈開放言論，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民主旗手李銳先生的聲音再次在大陸發出，本身就是一種信號，更不用說是這樣的「醒目標題」，裡面還有十分刺激的語句：「黨在國家之上，還是在國家之下？黨歸憲法管，還是憲法歸黨管？ ...... 歷史教訓告訴我們：黨也要講民主和法治，不能搞專制，黨要歸憲法管 ...... 改革開放之後，最大的問題就是腐敗叢生，腐敗產生於什麼地方呢？ ...... 是我們的黨政權力太大，沒有強有力的監督所致。」接著十一期又發表了任仲夷的〈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思想〉，詳盡闡述了任仲夷（曾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政改思想：一、政治體制改革是經濟改革的必然要求；二、政改嚴重滯後是當今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本所在，國家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三、目前這種體制，最大的弊端就是缺乏對權力的有效制約，清官很容易成污吏，好人變壞人。「我們現在是自己監督自己，如同用自己的左手來監督右手。同一身體、同一體制、同一利益，談何監督？」吳南生（原廣東省委書記）也說「這種體制，鬼都會腐敗」。四、政改宜早不宜遲，拖下去，後果不堪設想。穩定是動態的穩定，只能用改革來求穩定。穩定壓倒一切，最後就壓倒了穩定。任仲夷還認為：各國民主大同小異，沒有什麼本質區別，都是人類創造的文明；西方「三權分立」的本質和科學成分就是權力制衡，本身沒有階級性，具有普世價值的民主原則不能違背；我們不能像國民黨那樣搞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

任仲夷還說了一些絕大多數大陸人民不敢說（甚至不敢想）的話：

　　我不贊成老百姓造反，因為造反是沒秩序的，必然造成社會的混亂，生產力的大倒退，全民族的大災難，但如果故步自封、不思改革，積壓矛盾，就會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 共產黨應該在它還能基本控制局面的時候，在軟力量和硬力量都相對強大的時候，與時俱進，主動地改，積極地改，果斷地及時地向社會讓步，才能掌握改革和社會發展的主導權。

　　當然我們共產黨鬧革命就是為老百姓爭自由要民主 ...... 必須開放言論，公之於眾，讓全民參與討論，集思廣益，共同設計藍圖，上下溝通，共同推進 ...... 現在，往往是有一點出格的言論，就禁書、封報、攔網。這是解放思想還是禁錮思想？是啟蒙還是愚民？ ...... 靠槍桿子和筆桿子統治的社會絕不是民主的社會，也不會長治久安的。 

謝韜倡行民主社會主義道路

當讀者還在為《炎黃春秋》刊載「任論」嘖嘖感佩之時，又在二○○七年第二期上讀到更有衝擊力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作者為原人大副校長謝韜。該文說恩格斯生前就放棄了「共產主義」為最高理想，「沒有什麼共產主義大目標，這是一個被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早年提出來晚年拋棄了的命題。」勃列日涅夫曾對其弟說：「什麼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聽的空話。」該文認為：不是伯恩斯坦而是列寧修正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一九一八年成立的第三國際，分裂了國際工運，「斯大林等人才是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他們把恩格斯擯棄的『一八四八年的鬥爭方法』當作旗幟揮舞，從『左』邊修正了馬克思主義。」撿拾起被經典作家已經自我否定的「暴力論」與「專政論」。

謝韜先生用砸地有聲的資料說明「階級鬥爭」可以壽終正寢：

二十一世紀初，德國藍領工人只佔工薪階層的百分之六。被《共產黨宣言》當作革命主力軍與資產階級對峙的工人階級變成少數了，這少數人的生活水平也超過了羅馬尼亞總統。工人階級用不著起來革命，隨著先進生產力的發展就這樣「解放」了。三大差別的縮小，不是寄託在資本主義的徹底滅亡上，而是寄託在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上。

這是一段從根本上否定「階級鬥爭」的闡述，而且是發表在言論管制的大陸。既然工人階級只佔少數，階級基礎都快不存在了，「階級鬥爭」之說還站得住腳嗎？而且，「水深火熱」中的資本主義工人，生活水平已在社會主義羅馬尼亞總統之上，他們還需要「革命」嗎？還會要求「解放」嗎？李銳先生也在同期採訪中說：「社會主義不是強制推行的產物，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自然演進的結果 ...... 所以發達國家最有資格搞社會主義，現在看來也是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元素最充分。我看過一個材料，瑞典沒有明顯的貧富分化，個人收入差異本來高達三百多倍，但經過國家稅收的平衡，下降到四比一，基本實現共同富裕。也沒有腐敗，三十多年沒有貪官。不止瑞典如此，北歐其他國家也是類似情況。」

謝韜先生的觀點是中國必須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即走北歐國家的道路。聽說該文原名就是「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可能編輯怕太刺激，才改成現名。民主社會主義的具體內涵為四：政治上民主憲政；經濟上市場經濟，所有制上混合私有制；公共事務上建立福利保障制度。簡括之：政治民主＋市場經濟 ＋混合私有制＋社會福利。謝韜強調：「沒有民主的保障，其他三項都會異化和變質。」

謝先生最後說：政治體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我黨我國如只在經濟上改革開放，而不使政治體制改革緊緊跟上去，說重點的話，我們真可能重蹈蔣介石國民黨在大陸走向滅亡的官僚資本主義道路。只有民主憲政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執政黨貪污腐敗問題，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謝文一出，朝野大驚南北皆嘩。各家報刊老總無不驚佩《炎黃春秋》的烈魄獨膽。這種對傳統共產理論具有顛覆性的「叛言逆論」，誰都明白它所含帶的份量。這可是從共產理論的地心深處發出的地震，完全否定了共產理論的價值與意義。不僅經典作家本人已然拋棄，現實基礎亦不存在矣！ 

《炎黃春秋》的聲音使海內外關心中國事務的人，聽到了「歷史的腳步聲」，民主的門縫在慢慢開戶。事實上，去年夏天以來，「民主」之聲再次響起，原本十分忌諱的「民主」漸漸公然行走街市，包括出了一本《民主是個好東西》。迭經文革與「六四」之痛，歷史已將中國運行到民主廣場的入口，廣大中共黨員對民主的認識確實有所深化，黨內有識之士不斷在「拱」民主，高層也不好意思再提什麼「一元化領導」，鄧、江、胡也不可能像毛那樣索要「最後決定之權」。

女法學家薛剛凌的歪理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另一側面的聲音。大陸民主不僅政治上舉步艱難，學術上還不斷出現ＡＢＣ級的低層錯誤。如剛剛評出的第五屆十大傑出中青年法學家薛剛凌（中國政法大學女教授），居然以國情落後認定程式法治不適用當今中國。她在頒獎大會上稱：「純粹的程式法治不符合中國的國情，程式法所要具備的條件在中國很不健全，有很多缺失的地方。」因為中國向有「輕程式、重實體」的傳統。連「傑出法學家」都在為專制尋找合理性，都在最基礎的理念上兜兜轉。法治程式的必要性與合理性難道還需要再行論證嗎？程式正義既是約束公權的必要手段，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法治化程式的當然標準，目的正確並不能構成權力行使的全部合法依據，程式公正是保證公權合法行使的當然伴侶。難道中國因為有「輕程式、重實體」的傳統，就可永遠摒棄民主程序，只要自稱「目的正確」就可永享專制？如此荒唐的「民主邏輯」，竟然公開行走，還得了什麼獎，實在令人寒心，也不難看出中國法治土壤是如何貧瘠！

正因為聽慣了薛剛凌這樣的歪理，《炎黃春秋》的正義之聲才顯得特別珍貴，猶如劃空之電，使飽受各種箝制的國人感到「民主有望」。海內外還注意到：溫家寶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最重要的結尾部分，未提「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似乎確實在傳遞「理論突破」的資訊。絕大多數關心祖國前途的「民主人士」都希望中共能夠順應潮流，自行解禁，先開言禁再開報禁，循序漸進走向民主，以免矛盾積壓爆發不測。中共領導應該有能力認識到：民主不僅僅是對公權的監督，更重要的是調動每一國民的社會事務意識，每一國民都有為國家服務的機會，變弱民眾強民，真正強化每一社會細胞，政府也因此可採集到每一公民的智慧，同時真正得到公民的認可。此外，民主政制從根本上杜絕政治暴力，乃為和諧社會之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