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开幕式上，胡锦涛强调面对金融危机，坚定信心比什么都重要。而在闭幕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温家宝也强调，要千方百计避免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 同时表示，要坚定信心，信心是克服困难的力量源泉。

不过，面对来势迅猛的经济衰退，政治领导人的信心秀恐怕只能自欺欺人。其实中国经济的败像在2008年初期已显露出来，而最近一些典型性企业倒闭更是强化了这种迹象。根据媒体报导，最近数月中国最大的玩具，纺织，印染，缝纫机企业纷纷遭遇困境。 10月15日，全球最大的玩具代工厂合俊集团在东莞的数间工厂宣布倒闭。10月11日浙江绍兴最大的民营企业，亚洲最大的PTA供应商——“浙江华联三鑫集团”面临破产。而10月7日，全国最大的印染企业——绍兴“浙江江龙控股集团”破产倒闭。 6月5日，坐落于浙江台州的“浙江飞跃集团”，身陷严重债务，资不抵债，遭受资金链断裂的危机。“飞跃集团”是全世界最大的缝制设备生产基地。除了这些标志性的企业的倒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都已经关门大吉，更多的企业面临利润率下降，开工不足等困境，或者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

而来自官方的统计数据也印证了中国经济逐步下滑的事实。10月21日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表明，今年第三季度中国GDP增速为9%，近年来首度跌破 10%，连续第五个季度拉出阴线。自2007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GDP增速开始呈现出同比下滑之势，已从该季度的12.7%一路下行至今年第二季度的 10.1%。 而鉴于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一直公信力不够，因此有理由认为实际的数据可能更加黯淡。

比这些略带枯燥的数据更加惊心动魄的是今年以来的股市和楼市行情。股市从2008年以来，一直阴跌不休，而到了10月24日，上证综合指数跌到了 1839点。比去年最高值跌去了70%。而最近数年高歌猛进的房地产市场同样出现前所未有的疲态。根据新闻报导，今年10个月商品房成交量大幅萎缩，大部分城市比去年同期成交额少了40%-50%。而前年去年各地热闹异常的土地出让竞标产生的“地王”今年以来却纷纷以开发商忍痛退地收场。为了继续维系土地财政，奥运后以后各地方政府纷纷出招来拯救房市。

这些迹象表明，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危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需要争论的仅仅是这场经济危机延续的广度和烈度，以及它带来的可能影响。

在进入这些争论之前，梳理下形成中国经济危机的独特路径和原因是必要的，9月份以来的全球金融海啸虽然恶化了中国的经济危机，不过并不是中国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发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海啸本质上是美联储长期以来的低利率政策鼓励下资本杠杆率过高引发的金融系统的纠错，影响路径是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而中国的经济危机，则首先表现在实体经济层面，是最近数年来经济改革倒退，反市场化政策屡屡干预市场结出的恶果。套用中共惯用的说法，是内因决定的，外因只不过强化了萧条的程度。这场危机从2008年第二季度开始，将起码持续2到3年时间。2009年将是最困难的时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危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04年江苏铁本事件，以铁本事件为标志拉开了胡温时代的所谓宏观调控政策。铁本事件的特征就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以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为名，来强化垄断企业的市场地位。在最近数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国进民退，根据陈志武教授的分析，最近这些年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国家通过税收，垄断利润和各种收费掌控了75%以上的国民财富。

从最近两年来频繁使用的从紧货币政策来看，由于并没有配以必要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和鼓励竞争的行业政策，对于垄断性的的国有大企业几乎毫无损伤，但是对于庞大的民营企业却套上了紧箍咒，使得民营企业融资成本高企，民间借贷利润高涨就是一个风向标。

再以人民币汇率调控为例，那种有节奏的单边升值机制并没有缓解升值压力，反而吸引了更多的投机资金来进行无风险套利，后果是虽然出口额度依旧快速增长，但是其中很多已经是套利资金，实际上正常的出口行业受到挤压，而另外一方面人民币基础货币被动投放，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经济呈现出一种伪过热现象，结果又让汇率升值得到了合理的藉口。而实际上，从2007年以来，出口行业的生存困境已经凸显。

总的来说，在过去的4-5年间，胡温政府在经济改革方面乏善可陈，在制约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最重要的几个领域，比如行政垄断，土地和金融等要素的市场化方面，是开了倒车，使得中国经济结构越来越畸形，国有经济（实质上党有，少数家族所有）越来越强大，私营经济力量越来越受到压制，企业家信心受到重创，市场的创富动力越来越匮乏。

而在这种状况下，中共奥运会的种种极端管治措施则成为压垮经济发展的最后稻草。2008年5月底以来，官方以奥运安保的名义，对经济活动采取了许多特殊的干预措施，其中影响比较重大的是签证措施的收紧，物流的控制，特殊行业的生产限制等等。也许有人会争论，这种影响面是非常局部的。这种说法缺乏经济常识，现代经济体，各个部分已经相互交融，很难相互区隔，对一个行业的伤害，很自然的会传导到经济体的其他部分。以一个简单的民间快递行业为例，表面上看影响很有限的经济行为，但是却会间接的影响到很多行业的交易效率。6月份开始实行的签证政策提高了签证门槛，导致民航，旅游，住宿等相关行业经历了一个“奥运严冬”。

不过对于中国经济体来说，最糟糕的时刻还没有到来。随着欧美的金融海啸向实体经济蔓延，这些国家的经济开始收缩，消费需求下降，中国的出口产业将面临更黯淡的前景。另外，毒奶粉丑闻已经引起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产品质量以及质量监管体系的怀疑，使得中国的出口产品声誉不佳，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未来一两年，中国的出口增幅将非常有限，甚至是负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将大大下降。而与此同时，欧美的金融风暴引发的金融体系逆向杠杆化也将导致国际资本大幅度撤离中国，这也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打击。

因此那些对于美欧金融海啸幸灾乐祸的官方舆论是浅薄的，以为中国能独善其身的说法是天真的。中国的经济危机已经发生，更糟糕的场景正在到来。并且正如许多观察者所评论的，在当下中国畸形的社会政治结构背景下，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就必然带来社会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

当然，在面对这种威胁的的时候，中共当局倒也不是完全就无可作为，束手待毙。胡温当局正确的意识到了中国原来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无法持续下去了，也在各种场合提到了要拉动内需，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这种模式的转换谈何容易！虽然，从道理上来说，拉动内需，意味着推进结构性变革，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其实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复杂，最近数年以来，经济学界和媒体对此已经有许多讨论，并形成一定的共识。其中比较重要的选项有：推动要素市场发展，尤其是土地和金融等基本要素在交易中创造财富和价值。仅仅土地，金融等这几个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就能提供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空间。另外一个选项就是打破行政垄断，尤其是把国资委和它名下的100多家巨无霸企业进行市场化改制，引入充分的竞争。因为这些通过权力依附在经济体内的特殊利益集团本身已经成为毒瘤，吸收无数资源，毁坏市场价值。打破这种垄断，将让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具备普惠性和公正性。

不过对于中共威权体制来说，引入这些变革意味着彻底放弃旧的意识形态，放弃对于经济体的行政控制，也意味着剔除权贵集团的特殊利益，这几乎相当于中共的一次挥刀自宫。目前看来，胡温当局既没有这种政治智慧，也没有这种政治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