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任何的改革，即意謂著對舊系統政制、官僚作一番變革，因此對一個組織or系統而言都是會牽動整體的官僚體系，連王公貴族的權益，亦會受到波及，故古代中國的改革者，若無皇權強力支撐必會遭遇舊勢力強烈的反撲，使改革者常形成以少敵眾之勢，在改革的過程中，即使方向正確公正無私，但仍有天災地變旱澇之害的干擾，使歷代中國的改革者常以失敗收場，即使成功，亦要保佑背後靠山的皇帝長命百歲，否則只要改朝換代、皇權更替，那舊勢力的反擊將是鋪天蓋地而來，故中國昔日的改革者常落得淒慘的下場，即使在位有非常良好的政績，亦難掙脫這個宿命！ex：衛國國君後裔的商鞅，乃中國古代相當注重在數字上管理的能臣，即使太子犯法亦不寬貸，終使秦國雄霸西陲，日後太子登基時卻不免落個五馬分屍之下場；又如吳起在楚國之改革，亦使楚國躍為南方霸主，最後亦是被王公貴族與新君聯手而亂箭穿心；而漢代的晁錯為皇帝謀而有削藩之舉，卻因此引起「七國之亂」，皇帝為平息眾議，晁錯反而成為替罪羔羊而被梟首街頭；另外桑弘羊倡議塩鐵官賣，以利財政，以正官箴，但阻斷多少特權者的利益，只好身首異處！在皇權獨尊的時代，不僅文官改革者難以壽終正寢，連忠義武將亦是為歷史見證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抗金英雄岳飛，不察高宗心思，一味直搗黃龍，有收復江山之勢，有迎回二帝之志，但創下了十二道金牌被召回的歷史紀錄，終以「莫須有」罪名處死；明末大將熊廷弼捍衛關外，保住大明生機，卻也難逃梟首示眾，傳首九邊之恨【註一】；一代儒將袁崇煥令努爾哈赤退避三舍，讓皇太極避其鋒銳，還是敵不過崇禎的一聲召喚，終以北京城民爭相啖其肉飲其血而收場；譚嗣同看穿了中國歷代改革者的下場，慷慨赴義：「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二、為何在中國舊制下，這些賢臣良相、忠義武將，總逃不過如此淒慘的命運？令後代人讀史總懷千古愁的唏噓不已呢？孰以致之？一言以蔽之：皇權獨大，道德治國也。不講法治，以道德為尊，而詮釋道德的權力，掌在皇帝的一念之間，而皇帝周遭圍聚了多少佞臣權貴在鞏固己身集團的利益，為達天聽，無所不用其極地擊垮任何危及其利益的改革者，而皇帝只要稍有失察或根本是個昏君，這樣的悲劇故事就一再地在中國的歷史上不斷地重演。由此可知，不受監督的權力，不講法治的道德，是多麼的令人不寒而慄啊！古代中國皇朝刑律頂多只有誅連九族而已（夠殘忍囉！），但方孝孺披麻戴孝進朝廷，拒為亂臣賊子起詔，一句滅我十族又如何？明成祖氣不過，竟然下令夷滅九族外，還把這位鴻學大儒所有弟子或與其相親近的儒生親族，殺得一乾二淨，計有近二萬人受波及。古代這些操生殺大權的皇帝，在歷史的長河中，導演出一幕幕血流成河的悲劇，真是罄竹難書啊！或許是報應不爽，或許此皇位太過炫目撩人，競逐者眾，從劉邦即位至溥儀遜位的2000多年間，共有皇帝208人，其中有63人出於自殺或他殺而亡（還不包括親王等皇室貴族哦！），且他們的平均壽命亦僅38歲（黃文雄教授之統計）可見自古帝王如紅顏，最是薄命可憐人，豈容人間見白頭，多少冤魂吶喊著：「願生生世世不入帝王家」！

三、中國以儒術為本的道德治國，乃始於漢代，有陰陽家成分的董仲舒向武帝獻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其目的並非崇尚儒家的仁義道德，而是要樹立漢帝國正規統一的思想，以利朝廷之控制，因為諸事乃披著「道德」外衣便宜行事，而讓朝廷這控制中心掌握詮釋「道德」的大權，此乃穩勝不敗的主意，而皇帝本身即位於這官僚控制體系的制高點，這穩賺不賠的生意，何樂而不為？從此中國多災難，道德治國，表面上是滿口仁義道德，骨子裏慘酷寡恩（漢武帝劉徹，對暫降的李陵其家族之滿門抄斬，也斬斷了李將軍的歸漢之路！對司馬遷的平實直言，亦處以男性之至刑－－去勢），不僅天下士人落入儒術的流毒框架中，像春秋時代諸子百家綻放的思想之花，亦面臨被摧殘枯萎的結局，後來科舉取士，更是把天下菁英囿於一格，整個國家機器都中了儒術流毒，更趨於自大、偏執、保守。士人「讀書期有用，常存報國心」，但儒士再如何優秀大膽，僅管可蔑視君王之權力，仍跨不過取代皇權的倫理障碍，再如何荒淫無道的昏君，也有粉身碎骨的官僚、儒生來捍衛，因為只要保住了這權力來源，甚至獲其授權，則十年寒窗的抱負，就可一展鴻圖。

四、在儒術治國千餘年的醬缸文化中，偶有類似「竹林七賢」之流的省思與反動，但仍只是明哲保身的個人逍遙，鮮有乾坤怒吼去撼動這思想的長城，大明皇朝的十七世紀，一位地方知府（即縣長），拒做被儒術馴化的奴才，以酣暢淋漓之音，化作佛門獅吼，圖喚醒仕途夢中人，衝撞儒家的思想堡壘，他就是姚安知府李贄，一位思想的改革者，人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他卻認為儒家統治下的道德、歷史才是亙古黑漆漆的長夜？直批孔孟之學乃「偽學」，道德之墮落，官員之腐敗及衛道人士之迂腐，直認這些以道德為名治國的皇權高官，其危害遠勝於地痞流氓。他在任內辭官，瀟灑獨行，怡然上路，但民眾仍夾道送行，幾乎「車不得發」，人云：「姚安太守古賢豪，倚劍青冥道獨高」，可見李贄頗孚人望，並非仕途坎坷之輩。他不想被儒學虛偽的霧氣蒙蔽，直言中央的達官貴人早已無心治國，他們的興趣不外春藥及女人，名將戚繼光還是得送「千金姬」予宰輔張居正，連兵部尚書（譚綸）也還附上享用女人的各種玩法予這位相國大人，理學大師朱熹滿口經論，卻也「誘引民姑二人以為寵妾」。而另一位以「餓死事小、失節為大」的理學家程頤，暗地裏卻妻妾成群，……諸如官場，學界瀰漫著虛偽的妖氣，儒術官僚們滿嘴仁義道德，暗地裏失德敗行，卻又擎著「道德」銳刃，剝削著善良淳樸的億萬農民，李贄乃地方官出身，深知百姓所受之苦，更體會過官場的虛偽黑暗，他要撥開雲霧引一道聖光進來，著有＜焚書＞、＜藏書＞（因自認其書終會遭焚，故曰焚書；另一書亦難見容當權，宜藏諸名山，故曰藏書），成為中國思想史上衝撞儒家的力作，他以良心指導，以靈感出擊，重重地狠刮大明皇權的面子，親身力行「天下與亡，匹夫有責」的儒訓，念天地之悠悠，何獨愴然而已，更應出水入火，在思想的殿堂大破大立，此舉令天下士子，耳目一新，趨之若騖，世人有幸見識到儒家以外，對生命的另番解讀，但也震驚儒術官僚集團，必欲除之而後快，他也是女權的先驅者，認為卓文君的私奔「歸鳳求凰，安可誣也？」，並認「大道不分男女」在佛堂講學論述，並廣收女弟子，對狎妓抱著「無善無惡」的中性觀念，只是佛家的「遊戲三昧」，道家的「和光同塵」而已。在「出仕皆為己謀，居官如同貿易」的明代官僚體系，這位五百年難得一見的思想大豪，已知無力震斷這思想長城，亦終究難逃斬決之命運，僅求「將頭臨白刃，一似斬春風」的快意盎然，不欲淪為思想的侏儒，寧可作為精神的巨人，他名雖不揚於中國歷史，但這位博學多才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雖認中國人乃「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卻在李贄熠熠生輝的宏論中驚嘆：「東方的智者！」同一個時期西方進入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工業革命的序列，而李贄之死於皇家監獄，也道出儒家思想長城的鐵板一塊，豈是豎子可敵乎？直到200多年後，鴉片戰爭的火炮，也僅不過打壞這長城的一個缺口而已啊！李贄個人死不足惜，畢竟他求仁得仁，且自詡為「天下第一等好死！」但可惜的是他所獻身的思想啟蒙、解放的運動卻無以為繼，這顆思想巨星的殞落，正是西方文明以加速度前進的轉捩點，此消彼長，風雲際會的世界舞台，正等待著換班擔綱的演出，中華帝國開始沒落，淡出…………

五、十一世紀的宋代，在第六個皇帝神宗時，面臨兩大重臣：司馬光與王安石的抉擇，前者保守穩重，朝野俱信服其德望、學識與人品，更服膺其修心治國的傳統儒家思想；但後者卻另闢巧門，以經濟改革的政策，商業革命的手段，為當代打入一針強心劑，他運用金融技術的操作，重視貨幣政策的作用，開古今未有之新局，「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終使神宗獨排眾議，大膽起用，君臣二人相知相惜「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神宗這一著棋，可謂「險著」，但王安石初期的表現確實讓財政碩果豐腴，也的確兌現了對司馬光之狂諾：「不加稅而國用足矣！」可惜荊國公「用心太過，自信太厚」兼之以司馬光為首的反新法派的掣肘，亦削弱了神宗對其信任度，更可況以十一世紀的社經背景及行政結構而言，中國根本沒有能力「在數目字上統計與管理」，下層儘是目不識丁的億萬農民，又乏堅實的中層結構，就算荊國公再如何忠貞謀國，從現代經濟學角度觀之，其失敗是可預期的，但王安石這番主以金融財政代替道德倫理的治國創舉（西元1069年），領先西方資本主義思想600多年，且相對於鄰國日本自十八世紀以來啟動的三大改革：「享保改革」（西元1716－1745年）、「寬政改革」（西元1787－1793年）、「天保改革」（西元1841－1843年），皆是未能因應貨幣經濟擴大，卻沒有相對稱的財政系統及政策而終歸失敗以觀，難怪安石被西方學界譽為奇才，被梁啟超誇為「中國人知金融為國民經濟之命脈者，自古迄今只荊公一人而已！」更盛讚其＜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一文乃「秦漢之後第一大文」，安石亦因此文「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被神宗拔擢任用，雖然安石後有善終，但他掀起的滔天巨浪，讓朝廷新舊黨爭近半世紀，史云：「宋人議論未定，金人兵已過河」這是後代史家把北宋之亡歸咎於安石之主因。王安石的超凡志業，百世驚豔，亡國蒙冤，千古傷心！這位千年難得一現的奇才，用自己的真知灼見尋找表演的舞台，但耿介獨行的自信，用心太過的激情，領先世局的謀斷，連老天爺也不禁大喝一采，豈知那驚蟄春雷，震垮了千仞孤峯上的舞台？時也！運也！命也！亙古長空的歲月，何時再有一顆智星劃過這百年的孤寂之夜，留給我們美麗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