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3月30日

俄烏戰爭還在進行，西方對俄的全面經濟制裁迫使全球分工體系重組，對市場與資源兩頭在外的歐盟各國打擊甚大。在世界GDP前十的國家當中，只有排名第1的美國與排名第10的加拿大對外市場依賴與資源依賴程度相對較低，其餘八個（中國、日本、德國、印度、法國、英國、巴西、意大利）國家都有嚴重的對外依賴，而且多是市場依賴兼資源依賴。和平年代，這種依賴沒有問題，但一旦發生戰爭，對外依賴較強的經濟體就會遇到極大問題。2月24日，為回應普京對烏克蘭發動戰爭，美國與盟友和夥伴一道對俄羅斯實行全面的金融制裁以及嚴厲的出口管制。這一制裁除了對俄羅斯經濟、金融系統及其對尖端科技的獲取產生重大影響之外，亦導致歐盟能源對俄依賴的脆斷。

全球化的兩大基石

全球化初起之時，只限於經濟層面。經歷過1999年WTO西雅圖會議，美國5萬左派群聚抗議的所謂「西雅圖之戰」（Battle in Seattle）後，美國左派從反WTO到支持全球化，從此，全球化承載的價值觀隨西方主要是美國左派的政治主張變化而變形。在「阿拉伯之春」後變成漫長的「阿拉伯之冬」後，以推廣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為主體的顏色革命黯然退場，加載上西方世界的兩大烏托邦訴求：一是和平主義，一是基於氣候變化的綠能主義。俄烏戰爭宣告這兩大主義瀕臨破產，但更嚴重的則是全球化的兩大基石——奠基於比較成本優勢的國際分工體系與資本全球流動必須進行大調整，今後西方將在與俄羅斯有關聯的國家與經濟體當中築起一道牆——BBC有文章說是「鐵幕」，其實按現在的情況來看，因為有中國這一「中立勢力」存在，是道籬笆。 全球化之所以能夠順利推行，在於冷戰結束後，世界迎來了一波長時間的和平時期。當時，美國學者福山的《歷史的終結》為世界描繪了一幅與其老師亨廷頓完全不同的圖景：民主制度將成為人類社會最後一種政治制度，暗含的意思是當時還被普遍接受的白人文明最後同化所有的文明，完全否定了亨廷頓強調的「文明的衝突」，與之相伴行的是「地球村」的稱呼。 經濟學中的比較成本理論被應用於國際分工體系，意指：有的國家具有科技領先的技術優勢，例如西方國家；有的國家具備資源優勢，比如擁有豐富礦產的澳大利亞、擁有石油的中東國家以及委內瑞拉；有的國家具備成本低廉的勞動力與土地，比如中國；有的國家（拉美國家）具備單一產品的農產品生產優勢，而正好鄰近的國家如美國有龐大的需求，為了達到效益最大化，資本無國界，在全球自由流動，尋找成本窪地，讓每個國家都生產自己最擅長的產品或者提供自家的廉價資源，以我之所有，滿足你之所無，這樣全世界都能享受到價廉物美的各種產品。在全球化的前期確實如此，從衣帽鞋食品原料，直到高科技產品，全世界各國從紐約到非洲，各階層人們按自己消費能力，使用同一品牌產品。 國際分工體系必然形成全球產業鏈，而全球產業鏈的安全繫於資本安全，資本安全的要素是自由流動與私有產權得到尊重與保障，這是美國、歐洲等全球大資本集中之國努力讓發展中國家接受的全球化基本原則，是全球化資本安全流動的基礎。

脆弱的全球產業分工被俄烏戰爭結束

從1990年代開始的將近20年，世界各國充分享受了全球化帶來的物質利益。但從2013年開始，全球化的負面後果出現，由於產業鏈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發達國家的製造業陷入衰敗，失業劇增，不少產業工人因全球化而失業、收入下降，生活境況惡化。紐約市立大學（CUNY）客座教授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曾在世界銀行擔任高級經濟學家，他跟蹤研究1998年至2008年間全球範圍內的收入增長變化，得出結論：中國和印度中產階層的收入在1998年至2008年間增長了60%到70%，而美國中產階級和工薪階級的收入卻停滯不前。他的研究表明，全球化一方面使得世界範圍內（或者說國家之間）的不平等下降，另一方面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卻在加劇。前者無疑與亞洲等新興中產階級崛起有關，而後者則主要體現為高收入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典型是發達國家藍領工人收入停滯不前。他的研究引發了一場論戰，三位重量級的經濟學家加入了這場辯論，他們是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經濟學家戴維·奧特（David Autor）、西班牙貨幣與金融研究中心（Center for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udies）的戴維·多恩（David Dorn），還有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的戈登·漢森（Gordon Hanson）。這三位經濟學家分析了全球化貿易和技術進步對就業的影響，得出了相同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