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1月10日　　 記者 任嬌 任婉晴 羅東駿

三孩時代開啟，與時俱進，逐步放開 　　

從2011年至2021年，我國的生育政策結合國情，從雙“獨”二孩到單“獨”二孩，從“全面二孩”到“全面三孩”，與時俱進，不斷調整，逐步放開。 為什麼要拚三胎？因我國總和生育率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2020年我國總和生育率為1.3，平均每個育齡婦女僅生育1.3個孩子，已跌破國際“高度敏感警戒線”（1.5），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2.24）。 　　隨著年齡的增長，育齡婦女的生育意願也相應上升，45-49歲的的育齡婦女生育意願最高，平均打算生育孩子數量為2.07個。 　　

從老齡化看，由於計劃生育中國的老齡化速度和規模前所未有，2020年中國老齡化達13.5%，2021年左右將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2033年左右進入超級老齡化社會。中國未富先老問題突出，美日韓老年人口比重達13.5%時人均GDP均在2.5萬美元以上，而中國僅1萬餘美元。人口老齡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顯

“晚婚晚育”現象突出 育齡婦女初育、生育二孩平均年齡推遲 　　

大家為什麼不生？任澤平認為有兩方面原因：生育基礎削弱、生育成本約束。 　　晚婚晚育、單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礎，中國結婚率2013年見頂回落，離婚率持續攀升，2013-2019年離結比從26%攀升至44%；因婚姻市場匹配問題及單身主義等，“剩女”規模快速增加至約600萬，學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 　　我國育齡婦女的平均初育年齡從2006年的24.3歲推遲到2016年的26.9歲； 二孩平均生育年齡經曆了先降後升，從2006年的30歲下降到了2012年的29歲，然後持平，繼而從2014年的29.2歲上升到2016年的30.2歲，這是由於政策調整後，較大年齡育齡婦女生育二胎引起的； 三孩及以上平均生育年齡則圍繞31歲上下波動，無明顯變化。 　　

數據顯示，2006年-2016年出生的孩子中，一孩的比例總體呈下降趨勢，二孩的比例呈先下降後上升的趨勢，三孩及以上的占比在10%左右小幅波動。這表明，自2011年放開生育二胎政策，一定程度緩解了由於一孩出生趨勢性下降帶來的出生人口下行壓力，也意味著一孩家庭比例下降，對優化家庭結構、提高家庭發展能力具有重要意義。數據顯示，受訪育齡婦女不打算再生育的首要原因主要是因為“經濟負擔重”，“年齡太大”，“沒人帶孩子”；分別占58.9%，21.8%，5.8%，這三大原因總占比近九成。而不願生孩子的次要原因之首則是擔心“沒人帶孩子”，占比27%，其次是擔憂自己是高齡產婦，“年齡太大”占比21.2%。排名第三位的原因中，“養育孩子太費心”居榜首，占比26.6%。教育醫療住房等直接成本、養老負擔、機會成本高抑製生育行為，“生得起、養不起”。教育成本明顯攀升，特別是公立幼兒園供給嚴重不足，1997-2019年中國公立幼兒園在讀人數比例從95%降至44%。醫療費用持續上升，1995-2018年居民醫療保健支出上漲27倍。房價快速攀升，2004-2018年房貸收入比從17%增至48%，全球前十大高房價城市中國占了一半。“四二一”家庭結構養老負擔重擠壓生育意願。女性勞動參與率高但就業權益保障不夠，導致生育的機會成本高。

窗口期儘早全面放開生育，大力鼓勵生育 　　

任澤平團隊的報告認為，當前正處於第三波嬰兒潮中後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第三輪嬰兒潮的峰值在1987年，中後期出生人口尚處於35歲之前的主力生育年齡，特別是1990年後出生的人口尚處於25-29歲最佳生育年齡。一旦錯過第三輪嬰兒潮，未來再想提升出生人口，則將事倍功半。並且，全面放開，宜早不宜晚，必須盡快。 　　

必須加快構建生育支持體系，大力營造生育友好型社會環境，解除家庭（再）生育的後顧之憂，讓更多的人想生、敢生且把孩子養好。

一是實行差異化的個稅抵扣及經濟補貼政策，覆蓋從懷孕保健到18歲或學曆教育結束。探索建立從懷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歲或學曆教育結束的全面鼓勵生育體系，包括孕期保健補助、住院分娩補助、托育津貼、教育津貼、家庭個稅抵扣、以及對不符合交個稅標準的低收入人群實行直接經濟補貼等。並且，各地根據實際情況可在全國政策基礎上進一步差異化。

二是加大托育服務供給，大力提升0-3歲入托率從目前的4%提升至40%，並對隔代照料發放補貼。

三是進一步完善女性就業權益保障，並對企業實行生育稅收優惠，加快構建生育成本在國家、企業、家庭之間合理有效的分擔機制。

四是加強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權利。儘管不鼓勵非婚生育，但對非婚生育的女性及其子女仍需給予一切平等權利，特別是落戶、入學等方面，不得歧視。

五是加大教育醫療投入，保持房價長期穩定，降低撫養直接成本。將九年義務教育延伸至十二年。加大醫療投入，並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切實降低醫療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