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飛凌 出版日期：2018/11/07

在人類歷史上，帝國的擴張和政治上的泛世界主義／全球主義（political universalism）當然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各個大陸上都曾出現過可以識別為世界帝國或「普世帝國」（universal empire）的政權。中國人的天下概念（即整個已知世界）近似於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的「有人居住的全部」（οἰκουμένη和oecumene），以及後來歐洲人的整個「基督世界」和「文明世界」的概念。帝國統治者們，從羅馬人、西班牙人到英國人，都夢想建立一個統一的世界大帝國，以統治整個已知的有人居住的世界（oikouménē）。但中國人的天下體系即中華秩序，卻是最持久、最獨特的存在，徹底而精緻；在今日中國依然有著無出其右的合法性和實際的影響力。與歷史上許多其他世界帝國（以及想成為世界帝國的政治力量）──如古埃及法老、波斯帝國、穆斯林哈里發、帖木兒汗國、印加帝國，或者世界法西斯主義運動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等等──不同，中華秩序曾連續數百年存在，並統治了其支持者們確信的全部已知世界；在兩千多年內已被世界最大的人群（中國人）深深內化為某種信條：中華秩序不僅可行，而且優越。

作為一個代表特殊社會經濟規範和文化價值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中華秩序是一個仍然活著的思維範疇，猶如歐洲哲學家波普爾（Karl Popper）「封閉社會」（closed society）概念的全球版。 作為一種政體和世界秩序，中華秩序在實踐中可行，經過歷史考驗，在政治上也是誘人的。但在社會發展與經濟成長方面表現不佳，是個次優化的政治制度。它曾被一些史家有些模糊地稱為「中國人的生活秩序」。中華秩序在中華世界裡形成了中華文明，有别於羅馬帝國之後的地中海─歐洲世界（Mediterranean-European World）文明。後者在事實上遵循、隨後在法理上認可一種國際比較和競爭的世界秩序，即西發里亞體系（Westphalia System）。中華世界在十九世紀中期後，也被強力納入了源自歐洲的西發里亞世界秩序。然而1949年以後，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復辟並踐行了秦漢政體。因此，一如以前的帝國君王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命中注定要以自己的面貌去重新規範世界，獲得其政治的合法性和政權安全。也如同以往的秦漢政體，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它的人民實行低劣欠佳的統治，但卻有能力富國強兵，在國際政治上具有很高的競爭力。 在廿一世紀的今天，中華秩序的意識形態，與西發里亞體系特別是「美國秩序」（American Order）──即二戰和冷戰後的世界秩序，觀念根本對立。一個固執不變的、重新崛起的「新秦漢政體」，必將強勢追求一個新的中華世界秩序，從而給全球人類帶來新的選擇。這對政治治理和世界秩序而言，已經非常明確而且意義重大。

中華秩序的源流如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頑強存活

本書的第一部分（一至四章），描述和分析了中華秩序的來源、性質、前景和意義。我也嘗試在政治治理、社會經濟發展、科學技術進步、文化和社會，以及人民生活水準各個方面，評價中華秩序的歷史表現。許多世紀以來，中華秩序對各種威權主義統治者們而言，都極有吸引力，甚至令人上癮；在中華菁英人士中也建立了一種似乎不可動搖的合法性。但它在社會經濟發展上的記錄卻不甚優秀，甚至十分低劣。儘管有過多次王朝興亡，中華秩序下的中華文明卻是長期停滯，形成了「超穩定」結構。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華秩序才因外來力量的衝擊而崩潰，中華世界不再是天下，而被降低為僅僅是現實世界的一小部分。然而，中國的統治者們對此從來沒有滿意，儘管中國和中國人民在這個所謂的「百年國恥」（1840年代–1949）期間其實經歷了偉大的試驗和進步。與中國官方和主流歷史敘事相反，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實際上是中華秩序缺失或者弱化的時期，即中華世界在法理上或者事實上採取了西發里亞體系的時期。這些時期包括：先秦的中華世界、宋代，以及十九世紀後期以來的中國。中華秩序的基礎──秦漢政體──在十九世紀末開始了意義深遠的重大變革，但這一變革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強力中止並扭轉。中共革命的所謂偉大勝利，很快就被證明是一個史詩級的歷史大躍退。

本書的第二部分，即第五至第七章，試圖揭示秦漢政體所固有的尋求中華秩序的內在邏輯和使命如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頑強存活，及其對中國政治和外交政策的決定性影響。剝去掩蓋在中共秦漢政體及其驅使中國去追求中華秩序的必然這個核心問題上的種種有意無意的包裝粉飾，如何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本質、其崛起的性質，以及應該如何應對崛起的中國力量，就變得十分簡單明瞭了。這或許會令許多經常誤報信息、並誤導人們的故弄玄虛的分析家們和過於熱心的辯士們大失所望。詳細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治理上和社會經濟發展上的總體記錄，將是筆者另一本書的任務。在這裡，本書僅簡略地描述中共為了生存、權力和控制而在國內國外的不斷鬥爭。身處一個沒有中華秩序的世界，深受其必需要建立一個中華秩序的艱難命運所驅使，中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本質上就成為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一個悲劇性大彎路：耗費了驚人的生命、金錢和時間，除了維護其政權外卻所獲甚微。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政權本身也只是通過選擇性地接受西方領導的西發里亞體系，才得到拯救並得以致富壯大。

回到1949年以前的社會經濟發展道路上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力量隨著國家資本主義和重商主義的發展，而不成比例地強盛起來；深藏不散的中華秩序意識形態也隨之復甦。因此，中國力量的崛起，代表著對當前世界秩序的一個系統性全面挑戰。這個挑戰包括了國際關係學界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和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理論所描述過的兩種基本路徑：一、國際體系中力量的重新大分布；二、世界政治秩序之各國主權平等定序原則（ordering principle）的改變。北京的新秦漢政體日益強大，由此變成一個「非常不滿足的國家」；中國的經濟模式已經變成一個強大的「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創造的誘人的竊國腐敗官僚政治（kleptocracy），只會令中國對世界秩序的不滿和挑戰更具有結構性、更有力，也更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