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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曾昭明的「天朝主義」批判和王飛凌的「中華秩序」批判〈上〉
2021/10/17 16:16:57瀏覽266|回應0|推薦0

2021年02月06日

由於「野蠻崛起」時代中國嚴酷的言論環境,劉小楓、汪暉和施展等人鼓吹「天下主義」的黑暗論說,無人公開批評,官方為他們營造了完美的「一言堂」。但是,在自由世界,有力的批判仍可戳破其色彩斑斕的肥皂泡。 台灣學者曾昭明長期致力於批判「天朝主義」,從帝國邊陲向帝國中心發起狙擊。對於中國本土之外的知識人而言,反共是常識;批判「天朝主義」,揭穿中華文化的深層結構和迷思,才是獨立而自由的知識生產的標誌。在曾昭明的「天朝主義」批判中,最見慧眼慧心的部分,是對以許章潤為代表的「天朝主義下的『中國自由派』」的剖析。

許章潤並不反對「復興帝國」的國家策略

中國法學家許章潤因為嗆聲習近平而被中共當局以嫖娼之罪名居留七天,之後被清華大學開除。他與許志永、任志強等人一樣,在中國及海外贏得「一士谔谔」之令名。在對許章潤幾乎一致的讚美中,曾昭明發現了若干令人擔憂的蛛絲馬跡。曾昭明針對許文《中國不是一個紅色帝國》指出,許文開頭發出了一個嘆息:「曾幾何時,大國崛起,文明復興,一手好牌,勢不可擋。」可見,對「復興帝國」的國家策略,許章潤並不反對,甚且極力支持,他反對的只是——「滿手好牌居然被打壞了」!? 以「儒家自由主義」自居(其實,從來沒有「儒家自由主義」儒家本質上反對自由主義)的許章潤,與他的朋友秋風一樣,關心的是「華夏道術的起點和根本問題」,即「如何治理一個超大規模的共同體」,易言之,是「帝國治理的問題」——與希臘哲人如亞里斯多德討論的「城邦治理問題」是絕然不同的事物。用許章潤的話來說,是「撥轉華夏邦國重歸『立憲民主、人民共和』這一近代中國的主流歷史意識和政治意志」。曾昭明一眼看穿其花花腸子:「中國儒家自由派」迄今還是相信,中國可「走出帝制」而無需「走出帝國」。許公開反對「今上」習近平,反對帝制,似乎足夠進步(比起屈原和海瑞來),但其要害是:不僅不反對帝國,而且是「仁慈的帝國」的鼓吹者。

而且,只要習近平回歸鄧小平「韜光養晦」路線,即便是踐踏法治的運動式「嚴打」(一九八三年,鄧小平在其發起的「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中,槍決數萬人,很多人只是犯了輕罪,如跳貼面舞之類的「流氓罪」),作為法學家的許章潤對法家式的「盛世重典」舉雙手讚同——中國盛產這種枉顧法治精神的法學家。 在中國,鼓吹「仁慈崛起」的許章潤比直言「中國做三百年殖民地才能實現現代化」的劉曉波更受歡迎。讚美許章潤而遺忘劉曉波,背後是中國文人和民眾怯懦本性的虛偽的愛國心。既然中國殘存的自由派知識界將牛糞當鮮花,那就只有讓台灣學人曾昭明操刀戳破此一潰瘍——許章潤以「讓自由主義說漢語」而自豪,這點是無需懷疑的。許章潤的文體風格,確確實實有著「崇尚古風」的帝國文人氣派(就連最優秀的漢學家都說讀不懂),合乎天朝學人的帝國美學品味,但其最終的產物,在外人看來,卻或許因而更像是某種心智上的怪獸,心性上的「利維坦」。

換言之,許式風格的半文半白的漢語,只能承載天下秩序之論述,而與基督教文明中的憲政、自由、人權理念背道而馳。許章潤的最高理想,乃是回到「鄧治」,而「鄧治」無非就是傳說中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貞觀之治或開元盛世。 許章潤的道路跟劉小楓、汪暉和施展的道路殊途同歸,正如鄧小平並不比毛澤東和習近平更心慈手軟,李世民與嬴政的相似之處遠大於相異之處。曾昭明的追問,恐怕是許章潤無法回答的: 天朝學人似乎相信,既然中國已經歷過「國家統一的馬基雅維里時刻」,經歷過「展現強大國家的霍布斯時刻」,當下要進入「呈現國家建設效用的洛克時刻」,自然將會水到渠成。許章潤急著要替「中華共和」的「第三共和」招魂。但這個「第三共和」,如何可能不重蹈覆轍?這個「第三共和」,如何可能不會走向俄羅斯式的「再帝國化」道路,使得民主化的過程變相成為蘊生新的「威權帝國」的溫床?最後,如何確保這個「第三共和」,不會依然一路朝向「恢復帝制」狂奔而去,直到如同之前的王權帝國一般頓然崩解?

( 時事評論兩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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