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20 柏林

（三）經濟奇蹟的陰暗面

難怪BBC的一個評論說，中國處理新冠肺炎疫情的方法“幾乎完美再現了一個教科書級別的、有關公共治理的失敗案例。”那麼李世默等吹捧的比西方民主還要有效的治理模式哪去了？難道不是高效的“中國治理”導致了中國的經濟奇蹟嗎？ “集中力量辦大事”不反映了中國體制的優勢嗎？這需要一些說明和分析。 中國的經濟奇蹟背後，是自由的剝奪、普遍的腐敗和環境破壞。

繁華表象的背後是種種黑暗和不堪：權貴的瘋狂掠奪，造成了普遍的腐敗和巨大的貧富差距；中國基尼係數名列世界前茅，是分配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人權和自由被普遍剝奪：勞工工作環境惡劣，低工資、低福利、沒有獨立工會和罷工權；民眾無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沒有選舉權；宗教信仰遭迫害，大興集中營，藏人、維吾爾人生活在人間地獄；制度性的冤案、酷刑、黑監獄、強迫失踪、徵地拆遷、強制墮胎、戶籍制；畸形的發展模式還造成了資源的嚴重破壞、生態環境的急劇惡化，以及社會道德倫理的墮落，如此等等。這種經濟發展模式，既不可複制，也不可持續，而且遠遠不像它看起來那麼光彩照人。 “當作惡者有權有勢，善良人受苦受難，當人們的自由被剝奪，尊嚴被貶低，信仰被消滅，正義遭踐踏，所謂的經濟奇蹟還值得驕傲嗎？”（滕彪：《中國經濟奇蹟的陰影》https://www.poliquads.com/post/the-shadow-of-the-china-miracle） 經濟快速增長，完全不能反推中國治理模式的有效性、正當性或優越性。促使中國經濟騰飛的可能因素包括出口、私有企業、外資、人口紅利、WTO等，只有很小一部分與治理方式有關。但人們常常忽略的一條是“低人權優勢”。恰恰是正常國家不可能容許、也不可能做到的壓制言論與結社、無底線壓榨勞工、官商勾結和無視環境生態，使中國成為資本賺取利潤的天堂，使中國產品價格具有所向披靡的“比較優勢”。

在災難和公共危機面前，專制暴露了巨大的劣勢。雖然有的專制國家經濟發展速度比民主國家更快，但總體上，自由民主更能促進健康、安全和可持續發展。除了石油國與新加坡之外，人均GDP前50位均為民主國家。尤其重要的是，按照著名的阿馬蒂亞·森的對人類飢荒史的考察，沒有一次大饑荒是發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國家。餓死至少四千萬人的“三年大饑荒”這種慘劇，完全是極權暴政下的人禍。無論是唐山大地震，還是汶川大地震，都是死於人禍的人數遠遠高於死於天災的人數。

（四）治理潰敗的製度原因

普遍的、制度性的治理潰敗，並非始於武漢疫情的特殊時期。它一直存在，只是在危機時刻得以全面暴露而已。如果說中國經濟奇蹟有著多種多樣的複雜因素，治理失靈則是中國特色專制政權的必然產物。 專制政權勢必壓制信息，而扭曲的信息或不完善的信息會導致錯誤決定。專制政權沒有經過民主選舉，它的所謂“合法性”，要么建立在經不起推敲的意識形態系統之上，如歷史的必然性，某某階級或政黨的先進性，等等，要么建立在所謂“經濟績效”之上，或者是兩者的混合。這就需要歪曲歷史、掩蓋真相、禁止人們自由出版、集會、遊行；無論如何，沒有對信息和表達的嚴厲壓制，它一天都統治不下去。統治者喜歡“報喜不報憂”，較壞的情形是王小波說的“花剌子模信使問題”：“凡是給君王帶來好消息的信使，就會得到提升，給君王帶來壞消息的人則會被送去餵老虎。”於是壞消息沒了。

有時候飢荒或失序並非因為物質短缺，而是因為信息控製造成的資源配置不當。類似的效應是“狗咬尾巴定律”：審查信息的人也受到審查制度的傷害；當局用來欺騙民眾的虛假宣傳或錯誤信息，把自己也欺騙了。姑且不提殺地主、大煉鋼鐵、人民公社、破四舊、文革、嚴打、天安門屠殺、鎮壓法輪功、新疆集中營等反人類罪行，近幾十年的計劃生育、戶籍制、三峽大壩、任由生態環境破壞的唯GDP主義、驅逐低端人口等等，都是給人民造成了極大傷害、給中國帶來極大隱患的錯誤政策。

出於專制的需要，中共系統性地壓制民間力量。獨立的工會、農會、行業協會、媒體被禁止存在，非政府組織、維權律師、公民記者、社交媒體、家庭教會、志願者團體等，以及任何試圖獨立於政府的社會力量，都受到嚴格限制或者遭受殘酷迫害。情況歷來如此，習近平上台之後就更變本加厲。大量NGO被關閉，維權者被判刑，宗教團體被進一步迫害。這樣，民間在收集傳播信息、公共健康教育、籌措物資、自我組織和協助處理危機等方面的作用完全無法發揮。在這方面，法律不是廢紙一張，就是“一直充當政治的打手”。 （勞東燕）

在公共衛生事件或其他重大人權事件中，中國也曾出現不少吹哨人或人權捍衛者：高耀潔、蔣彥永、胡佳、高智晟、譚作人、陳光誠、吳立紅、王淑平、吳淦、劉飛躍、趙連海、唐荊陵、許志永、伊力哈木、黃琦等等，但他們無一能避免被消聲、被判刑、被流亡的命運。 專制體制難以從錯誤中吸取教訓。毒食品、毒疫苗、黑磚窯、艾滋村、癌症村、上訪村、鬼城、霧霾、礦難、非洲豬瘟、聶樹斌死刑錯案、“紅黃藍”幼兒園虐童案、社保黑幕、基金黑幕、p2p騙局等，這類事情一再發生，一錯再錯，背後是根深蒂固的、交錯複雜的製度安排。專制體制的決策沒有經過民主商談、沒有投票、沒有反對黨的監督，必然不斷犯錯；同樣道理，犯了錯也難以糾正、事後也難以吸取教訓。

習近平把中共從集體獨裁變成個人獨裁，“定於一尊”的結果是，犯錯更容易，糾錯更困難。 2003年政府隱瞞SARS疫情四個多月，導致蔓延29個國家和地區。這次疫情，中共沒有任何改進，而是變得更加惡劣，導致武漢肺炎蔓延全球。 官場的逆淘汰與“磨洋工”。雖然中國黨政機關中也有智商高、能力強的官員，但在官場如魚得水的往往是溜鬚拍馬的好手，所以存在“官場逆淘汰”之說：講真話、講原則、潔身自好的人要么淘汰出局，要么沒機會晉升。因為官員對上負責對下不負責，他們只需滿足上級制定的一套考核標準；人民沒有選擇的機會、也沒有問責的渠道。官員選拔中存在嚴重的腐敗：買官賣官、任人唯親、裙帶關係都極為普遍。中共的“政治掛帥”，也使官員把意識形態、政治忠誠、維穩、個人前途等政治因素放在第一位，環境、長遠效益等放在次要位置，而法治、民意、人權更等而下之。多數官員是為了特權、腐敗的機會才去當官的；沒有好處的時候就會選擇“磨洋工”。很多人觀察到，習近平選擇性的、運動式反腐讓地方官員降低了工作動力，“怠政”現像日益嚴重。 專製造成體制性的腐敗以及對民生的忽視。腐敗既是治理潰敗的表現，也是治理潰敗的原因之一。

財政無民主，開支無監督，大量納稅人的錢財被用於維穩、軍費或形象工程，或被官員貪污。工商、司法、稅務、衛生、交通、教育、人事、金融、軍隊等，每個部門都腐敗，這導致了體制性的連鎖式治理失靈，比如豆腐渣工程、冤假錯案、城管暴力、假冒偽劣、黑社會、買官賣官、強制拆遷、黑監獄等，不勝枚舉。即使在公共健康領域，政府也與民爭利，有學者稱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將醫療產業當成了搖錢樹的國家。”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的公共醫療支出佔GDP的比例為4.98 %，不到世界平均水平（10.02%）的一半，遠遠不到美國17.07%的三分之一。考慮到中國公共衛生支出在分配過程中極度傾向少數特權群體，中國的公共衛生醫療的公平度，居全球最差之列。有人計算，到2014年年底，中國財政實際供養人數超過6400萬，中國的官民比達到1：18，行政成本高得離譜。納稅人要養各級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團委、軍隊、事業單位，不堪重負。公款出國費、車輛購置及運行費、公務接待費這三公消費達到9000億人民幣，還有對外的“大撒幣外交”，都大量擠占了醫療、衛生、教育、養老等民生支出。

專制導致對政府的不信任。喬治城大學免疫學專家Alexandra Phelan教授說：“公共衛生依賴於公共信任。”中國的專制體製造成了貧富懸殊、官民對立，既破壞了對政府、法律和媒體的信任，也破壞了民眾之間的信任。信任的缺失極大地增加了管理成本和執法成本，帶來資源的浪費；在出現公共健康、食品、天災人禍等社會危機時，會加劇治理失靈的效應。比如，對官員的長期不滿、對官方數據的懷疑、對紅十字會這種準官方機構的徹底失望、對謠言和假信息的心理依賴，等等。 “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負面效果。建設機場、高鐵、工廠等大項目，可以一聲令下，徵地拆遷，集中資源，迅速完成；不必管什麼可行性分析、法律依據、資源調配、環保、勞工權利等。十天建成一個大型醫院（火神山），被宣傳成“中國速度”、“制度優勢”。但這背後問題很多：人權被踐踏；環境被犧牲；缺少法律依據或程序合法性。在緊急和復雜的局面下，單憑領導拍板容易出錯。很多“形象工程”勞民傷財，造成資源浪費；集中力量所干的“大事”，也很可能是大壞事或大錯事。

中央集權、一把手獨裁，會打擊地方的主動性和專業人員的作用。舉國體制、群眾動員與一刀切，會缺少靈活性，造成民眾利益受損。 從病毒被發現到中央公開疫情，花了好幾個星期；但抓捕網民、刪除真相、驅趕外媒，則毫不遲延；這才是中國速度。本可以消滅在萌芽狀態的武漢病毒，竟然肆虐全球；21世紀了還能把數百萬人關進集中營；在互聯網時代，竟能在人口最多的國家裡建立一個超越《1984》的高科技極權體制，這些才是中國“奇蹟”（China Sh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