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那些損失掉的光陰               北京新浪網 (2009-08-20 17:32)

前門大碗茶，和青春有關的日子

　　『大碗茶，二分錢一碗，不好喝，不要錢。』1979年6月，北京前門月亮灣，一處低矮的木棚里，27歲的返城知青王秀辰高聲吆喝著，與她一起的是20多名從大柵欄街道辦『派來』的待業青年。

　　『一開始沒想過賣茶水，更沒想過賣茶水會有什麼前途，那年月，我們這些人需要活著，就得有份營生。』如今已是北京大碗茶商貿集團公司副總經理的王秀辰，提起往事不禁感慨。

　　『文革』期間，全國城鎮知青下鄉人數達1400萬人。

　　1978年，大量知青開始返城，迎接他們的是不一樣的生活。

　　知青返城後，感覺自己比別人矮半截

　　1966年，《人民日報》發表黨中央的最高指示，要求『知識青年應該到廣闊的農村去，要上山下鄉』，千百萬年輕的初高中畢業生懷揣著建設祖國的理想與激情，被送到各地的農村從事『光榮的勞動』。

　　3年後，17歲的初中畢業生王秀辰成了『熱血青年』中的一員，河北高碑店的一個小村，成了她的落腳點。

　　『那時候很瘦，而且從來沒有做農活的經驗，實在幹不動，』王秀辰回憶，『在那裡心情不舒暢，因為心裡頭老不認同，生活特別單調。』

　　1977年，『下鄉』8年的王秀辰通過一個親戚的關係，在當地醫院辦了一個假的病退，當年6月，終於如願回到北京大柵欄的老家。

　　可是，在王秀辰的眼中，北京變陌生了，『當時覺得比別人矮半截，離開北京前的玩伴都有了正式工作，組建了新的家庭，可自己20多歲了還什麼都沒有』。

　　待業在家的日子，王秀辰每天都做很多家務，盡量不去想找工作的事情，也不再去找曾經的好友。

　　『很理解她的心態，在農村漂了那麼多年，好不容易回城了，急于獲得一種安穩的生活。而穩定生活的前提就是一份穩定的工作。什麼工作最穩定，當然是國家的職工。』王秀辰後來的同事王建輝說。

　　在王秀辰看來，成為一名國營工廠的職工是當時所有待業青年的理想，可是機會太難得了，『工廠的招工指標太少，一個指標有幾十、數百人在搶，有關係有門路的才能拿到，而且還要排隊。』

　　街道辦院子里，站滿排隊搶工作的人

　　其實，回城後苦悶的，不止是王秀辰一個人。

　　1978年，中央調整政策，改變了『文革』中要求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做法，允許中學畢業生留在城市升學和就業，同時放鬆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因病、因家庭困難返回城市的限制(當時稱為病退、困退)。

　　作家梁曉聲把當時知青返城稱為『颶風』。他在小說《今夜有暴風雪》中，描寫了知青返城驚心動魄的場景：『知識青年大返城的颶風，短短幾周內，遍掃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某些師團的知識青年，已經十走八九。百萬知識青年的返城大軍，猶如錢塘江潮，勢不可擋。一半師、團、連隊，陷于混亂狀態。』

　　這一年，40萬的就業大軍湧回了京城，一個新的名詞『待業青年』悄然誕生。　　但他們回城的欣喜很快被現實的嚴峻所淹沒：北京市1979年調查了10個區7萬多名待業青年的情況，其中，家庭平均在15元以下的有7000多個，約占10%。

　　『工廠根本安置不了這麼多人，當時沒有實行合同制，工人都是終身制，父親退休了，子女可以自動頂上去，一個工廠根本騰不出指標來安置這些待業青年。』如今74歲的齊賓，曾是大柵欄街道辦知青科的科長，當時她主要管著知青返城的檔案管理與工作安置，『當時來街道辦申請工作安置的人，站滿了整個院子』。

　　齊賓說，許多知青把美好的青春都交給了各地的農場，千方百計回到城市以後，發現其他同齡人工作、住房什麼都有了，而自己是一無所有，心理很難平衡，給當時的社會治安也帶來了隱患。『有一個30多歲的返城知青找到我，說vp果再找不到工作，他要麼自殺要麼就去犯法了。』這種情況，也引起了高層的注意。

　　1979年10月4日，鄧小平針對回城知青的安置問題提出：要扶助城市安排知識青年就業。國務院知青辦很快提出了具體落實措施：將每年的3億多元知青工作經費，由主要用於安排上山下鄉的知青，轉而逐步用於安置知青返城就業問題。

　　『政府的意見是，能安排工作的要安排工作，沒有永久的工作就找臨時的，沒有臨時的就帶著這些人自謀生路。』齊賓稱，街道辦的任務很重，政府撥付的經費很少，當時區里要求他們必須設法解決轄區的待業青年就業問題。

　　　　-新觀察

　　那些損失掉的光陰

　　傳統的歷史書寫里，總是一些功成名就者的身影在晃動。知青史本來不是這樣開頭的，因為它借助文學的形式，以傷痕為內容，以控訴為目的，至少記錄了一些小人物被卷進荒誕運動之後的悲慘命運。

　　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這種記錄突然改變了方向。那時候知青一代正好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當年的控訴者中不少人變成了成功人士。他們回眸歷史時，覺得與其把自己的青春描繪得淒淒慘慘，還不如打扮得壯懷激烈。於是一股『青春無悔』的熱潮席捲全國，『傷痕文學』中的苦難記憶，被成功人士的溫情懷舊取代。

　　我並不是要批評這些成功人士的記憶。任何歷史都是敘述者的建構，每個人在不同的處境中『話說當年』都會有不同的內容和色彩。遺憾的是，那些失敗者往往沒有發言的機會，我不知道他們是否也『青春無悔』。

　　歷史有時給人一種錯覺，仿佛當年『上山下鄉』的那上千萬知青，個個都成了知名作家、著名導演、企業老總，事實肯定不是這樣的。

　　更重要的是，我們不應該混淆個人記憶和社會反思、審美立場和制度規範。在個人記憶中，任何人的青春，無論何種處境中，都可能是『陽光燦爛的日子』。

　　但是從社會發展上看，那無論如何都是一場荒唐的運動。具體地說，『上山下鄉』是以一代人的青春來應付『文革』中破壞生產、『紅衛兵』組織鬥爭導致社會混亂及大量失業的危機。這些被稱為『知識青年』的人們，學業被中斷，去到陌生的農村，為農業生產出的力，跟農村為了安置他們付出的努力比起來，當是得不償失。而他們從農民那裡接受的『再教育』，回城之後也沒有用場，被認為是損失掉的光陰。

　　這一代人最令人敬佩的是他們回城之後的拼搏奮鬥，為了『奪回』這些損失掉的光陰，他們付出了加倍的努力，使整個國家都處於置之死地而後生的亢奮狀態中。他們作為社會中流砥柱的這二十多年來，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奇蹟時代。

　　但是這些並不能歸功于他們在『文革』及『上山下鄉』運動中的經歷，別的國家和地區的發展証明，如果沒有那些經歷，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顯然會更好。

　　那一場運動的開始，很多年輕人懷著『滿腔革命熱情』主動去到農村，但是更多的人，則是被政策強迫驅趕。值得注意的是，當一個人的整個青春年代都被綁架了的時候，他很有可能會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征』，也就是對綁架者產生感情和依賴。

　　所以並不奇怪的是，今天在反思『文革』的時候，一些阻礙正好來自當年的『知識青年』。他們以為徹底反思『文革』就會否定自己的青春歲月，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老卡

　　民間記憶

　　女兒曾覺得父親賣茶丟人

　　關於父親尹盛喜和大碗茶扯上聯繫，女兒尹智君是偶然知道的。如今已是老舍茶館總經理的她，依舊記得當初對於父親的不理解。

　　小學5年級左右，新學期開學了，所有報名的孩子都要填一份表。當時，尹智君還是在父親工作單位一欄上，按慣例寫上大柵欄街道辦事處，但是，老師跟她說寫錯了，要寫『大碗茶』。『我當時就愣了，後來才知道父親已經帶領著返城知青和待業青年們賣大碗茶去了。當時覺得特別丟人，自己的爸爸為什麼放著好好的國家幹部不當，要去賣大碗茶呢？感覺特別沒有面子，後來我從不跟同學提起我父親是幹什麼的。父親擺大碗茶的地方，離我們家、學校還有同學的家，都特別近，但是我每次遠遠地看著他在吆喝賣茶的樣子，都會覺得害羞，寧願繞道回家也絕不經過茶攤。』當時尹家家境還是很困難的，因為之前父親在街道辦事處工作的時候，工資雖然不算太多，但至少是旱澇保收，不像賣大碗茶時，每天的收入不固定，風險大。『當時家裡有3個孩子等著他掙錢給交學雜費，母親對父親辭公職很反對，有一天，父親在茶攤忙到了半夜兩三點才回家，敲了老半天門，母親愣是不讓我們給他開門，以此作為對父親更換職業的抗議。』尹智君回憶。

　　在尹智君看來，『當時社會上的人對於父親帶領返城知青創業的事情，我覺得是一個矛盾的態度。　　大家都明白這是件一舉兩得的好事，既解決了青年的待業問題，又解決了前門沒有茶水鋪的難題。但是大家在那個時代會有很多偏見，比如就有人直言：做買賣先富起來的人肯定不怎麼清白。請接『想哭(六)十年一覺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