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采風台灣存遺 十六世紀中葉朝貢貿易的瓦解與歐洲人的東進，促成台灣從七、八千年的原始狀態一躍進入全球商業體系中。島嶼上的文化與社會急遽地改變，台灣也從東、西文明觀看「他者」逐步有了在地的文字記載與歷史文書。

從今日的角度看來，歷任大員(台灣昔稱)的知名度，卻遠不及一首歌謠中想像的荷蘭船醫－－－〈安平追想曲〉－－－「身穿花紅長洋裝，風吹金髮思情郎，想君船何往，音信全無通，伊是行船遇風浪？放阮情難忘，心情無地講，想思寄著海邊風，海風無情笑阮憨！啊、、、、不知初戀心茫茫、、、。」。這段割詞揣摩的是一位佇立台南安平海邊的金髮女子，她從相思情郎到自己坎坷身世，她母親在二十年前與一位荷蘭船醫相戀，但在那艘荷蘭船離開港口後，這段異國姻緣只留下一個十字架信物，以及「不知爹親二十年」的混血女主角；港邊的船螺聲牽動著兩代安平姑娘的悲哀。

它的傳唱與迴盪在歌謠四周的種種民間傳說，卻隱約地觸動台灣社會潛意識中關於大海與遠航的記憶，從1624年至1662年，那段逝去的荷蘭年代，彷彿是台灣史上最具國際性格的一段時光。

承上述，除了台南一帶留下了建築或文獻上的痕跡外；雖然在荷蘭之後，漢人挾著政治、武力、經濟與教育等各方面的優勢對台灣原住民各族進行同化，但對荷蘭人的記憶似乎並未隨著煙消雲散。無疑的，台灣原住民各族對荷蘭人的記憶卻是不曾消失過，這與台灣原住民各族文化，對漢人對台灣原住民各族的剝削，欺騙有關；另一重要的文明貢獻，就是文字與基督教的傳入台灣。

 荷蘭人來台之初，僅將台灣當作貿易據點，並無打算經營，但因對中國貿易受到挫折，開始打算經營台灣。1625年3月3日，首任大員長官宋克（Martinus Sonck）寄信給巴達維亞當局（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南亞總部），希望他們能夠派遣二、三位牧師或能朗誦經文者來台灣，以便上帝之名能擴散至當地居民心中。1627年，傳教士甘治士抵達台灣，成為台灣島上第一為傳教士。 甘治士在新港社定居時，荷蘭人已與新港人建立良好關係，他們主動教育新港人，並介紹基督教信仰。甘治士在新港居住一年半後，提出一份關於台灣與台灣原住民族的報告，介紹當時西拉雅族的生活習俗、宗教信仰等。之後更主張對台灣原住民各族進行大規模教化。甘治士比較他在台灣與巴達維亞的傳教經驗，發現台灣原住民各族的學習能力比巴達維亞的原住民強很多，而且沒有任何中央政府或強力統治者來壓制外國宗教的發展。此外台灣原住民族沒有文字，他們的信仰沒有被記載，也沒有傳教士來解釋教義，他們無法拒絕外來宗教傳播。他也說明為何不教化在台漢人，中國人有悠久的文化傳統，肩負著繁重的歷史包袱，不似台灣原住民各族容易馴化，且有造反的意圖。

 甘治士雖有滿腹壯志，但因不久就發生荷蘭人與台灣原住民族的衝突，兩邊關係緊張，無法展開大規模傳教。甘治士便投注於以西拉`雅族語（荷蘭稱之為新港語）翻譯《聖經》重要章節，並編纂《新港語字典》以羅馬字母拼音的方式，將西拉雅族語文字化。這是台灣原住民族第一次的文字體驗；在此之前台灣原住民各族僅有繩結記曆或是用簡單的圖形表示，一切傳承都須依賴口述。

當荷蘭人開設學校後，馬上開始正式教授台灣原住民族羅馬字母，鍛鍊學生讀寫能力讓西拉雅語得以被書寫，台灣原住民族開始有自己的文字記載。這些以西拉雅語書寫留下來的文字記載泰半在新港發現，故統稱『新港文書』。新港文書又以基督教書籍和地契為大宗，其中基督教書籍多是傳教教材，地契則是在漢人大量入台後，台灣原住民各族與漢人之間處理土地問題的依據。通常是漢語、西拉雅語雙語對照，讓平埔族得以獲得自己權益。 荷蘭人失去政權（1661__1662）年離開台灣後，荷蘭人的建設並未人亡政息。

引進的水牛和改良的農業技術嘉惠台灣原住民各族的生活(含漢人)，『新港文書』更是台灣原住民各族抵抗漢人巧取豪奪的唯一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