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地檢署以犯4個殺人罪及22個殺人未遂罪起訴鄭捷，並向法院具體求處死刑。雖然檢方認定被告無精神障礙致得減刑之情況，卻不代表此爭議，即可因起訴而解消。

在此案偵查階段，檢方為解各界之疑，故委請醫院對鄭捷為精神鑑定，並據此認為，其並無任何精神障礙，致造成是非辨識或行為控制能力等欠缺或顯著降低之狀況。所以，被告具有完全責任能力且犯行重大，致須判處死刑，似已無太大疑義。 
惟須注意的是，偵查中的精神鑑定乃由檢察官所主導，且在被告未請律師的情況下，亦無讓鑑定報告有受詰問之機會，尤其將殺人動機導源於被告國小時與同學的糾紛，就更顯鑑定過程的倉卒性。 
故此結果，不過是種初步認定，就僅能證明被告現在有就審能力，致無庸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1項，以心神喪失為由來停止審判。 
就北捷殺人案來說，由於行為人能清楚知悉殺人後果及能決定行兇時間，故爭執的重點，就不在責任能力的喪失，而在於被告是否有精神障礙，且因此使其辨識或控制能力降低，致可依《刑法》第19條第2項為減刑。 
所以，鄭捷即便沒有任何精神疾病的就醫紀錄，卻不能因此判斷必無精神障礙；甚且從其不斷強調做大事、寫恐怖小說，甚或為犯罪預告及曾受校方輔導等事實，都在在顯示反社會與異常的人格特質。所以，來到了審判階段，法院再委請精神醫師為鑑定，實也無法避免。 

檢方起訴考驗司法

當在診斷出被告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或障礙時，亦須進一步判斷其對行為發生的影響程度，以來確定是否須負刑事責任。精神鑑定並不像DNA鑑定般，具有接近百分之百的精確性，致仍帶有鑑定者的主觀，則法官到底要委請幾位精神醫師，馬上就會面臨問題。
而不管囑託幾位專家，依據《刑事訴訟法》規定，鑑定者都必須出庭接受交互詢問，但是否能因此越辯越明，並提供法官更完整的判斷資訊，恐亦難得知。
去年，最高法院在《刑法》尚未修改下，就以我國已簽署兩人權公約為由，而引用聯合國在1984及2005年所相繼做出，即不得對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者判處或執行死刑之決議，來撤銷高等法院判決之例。這也象徵，下級法院即便如檢方所願，以被告無《刑法》第19條第2項之精神狀態來判鄭捷死刑，但只要鑑定報告或判決書裡，有被告罹患精神疾病之判斷或有教化可能之字眼，即可能遭最高法院發回更審。
可預見的是，鄭捷案的審判，肯定會陷入大眾速審速決的期待及判處死刑與否間的糾葛。也因此，檢方的起訴，只是考驗我國刑事司法的開始、而非結束。 

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台灣永社常務理事 

本文來源：蘋果日報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40723/35974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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