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處國際金融風暴之中，不禁對馬政府之前喊出的「亞太金融中心」口號覺得有些諷刺。 其實對台灣當權者來說，不分藍綠，過去十多年「亞太金融中心」都是一個滿好用的口號。 可是到底甚麼是「金融中心」？ 台灣如果要成為一個所謂的「金融中心」要付出甚麼代價？ 今天與過去的政府從來都沒有講清楚。 可能畢竟只是畫在天空的大餅，喊喊就好，不用花太多時間精力去研究這種做不到的任務。

姑且先不要談為什麼台灣做不成「亞太金融中心」，我們先略微看一下其他眾所周知的「金融中心」吧。 國際上重要，成交量大的金融中心有紐約、倫敦、東京和香港。 不過既然談到亞太，我們也可以將新加坡與雪梨也包括在內。

紐約與東京靠的是本身國內龐大的金融市場，並不「國際」。 事實上，美國金融市場雖然成熟，但是法規多如牛毛，對產品的限制嚴苛，將國外新金融產品賣給美國人，不論是美國境內或境外交易，都要花費許多時間精力與費用才能得到主管機關的許可，就連美國投資銀行都不敢輕易嘗試。 美國的法規原來的用意是為了保護美國投資人，但是最後演變為防止逃漏稅（美國複雜的稅法是人民與企業的惡夢，資本利得也要扣稅）與洗錢防制。 再加上美國已經有世界上最大的國內金融市場，推動市場成長並不是主管機關的主要考量。

同樣的，資本市場世界第二大的日本也沒有在政策法規上鼓勵國內金融市場的成長。 除了在八十年代，經濟泡沫化之前，日本金融機構曾努力將觸腳伸展到海外，最後多以失敗收場。 因為日本文化本身排外性強，不易接受國外的文化。 這個國家的金融市場也是所有「金融中心」之中最封閉的，多數國際金融機構對於這個獨特的市場都是分別管理，亞洲管理總部也顯少選擇東京，而在東京的子公司或是分行都有獨特的文化。 國際金融機構東京分行的員工，包括外籍員工，多在公司內講日文而不用英文。 東京分行除了日本國內業務，很少碰跨國業務。 東京之所以在國際金融市場占有一席之位，完全是因為她的本國市場夠大。

雄霸世界數百年的大英帝國藏富於民，國內資金原本就已經雄厚，有錢人也習慣將資產委託於專業管理。 有數百年的資金專業管理歷史，英國的金融法規完整，信託制度健全，深受全球投資人信任。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製造業衰退，只能積極開發金融服務業。 英國與美國語言文化類似，法規卻比美國來得寬鬆，美國金融機構首先來倫敦設置交易平台。 穩定的政治，健全開放的法規同時也吸引來自歐陸與中東的資金，倫敦因此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第一個成功的國際級金融中心。 今天金融服務業對整體英國經濟相當重要，占全國的 GDP 10% 之多。

再回來看看亞太的金融中心 …

被英國殖民過的香港和新加坡，法規上基本是承繼英國。 香港 1842 年開始就是一個自由港，殖民者的心態不會考慮本土產業，所以香港在金融市場是採取完全開放的態度，資金進出香港沒有管制，更沒有申報稅捐的問題。 開放的香港，使得她早在七十年代就榮登「亞太金融中心」的寶座。 不過自由開放是一把雙刃劍，香港本土金融機構一開始就直接面臨國際級金融機構的挑戰，使得香港金融市場早就被外資銀行與劵商所把持，今天像樣的本土銀行僅有一家「東亞銀行」存活下來。 小小的香港沒有央行，在市場開放的前提下，香港金融管理局也不可能有獨立的金融政策，由 1972 年開始，港幣對美元的匯率多採用固定匯率。 香港政府索性將紙鈔發行的業務都交由三家外資銀行來負責。

香港遲至 1997 年才脫離英國的殖民，當年香港如果不是一個殖民地，只要有主權的堅持，就不可能有這麼開發的金融市場，也就無法成為「亞太金融中心」。 香港成為「亞太金融中心」之後的好處是增加就業機會，培養本地專業經理人。 一直到今日，香港籍的金融專業經理人足跡遍佈全球，是亞裔的第一名。 市場開放，競爭也就激烈，香港的金融服務業的效率，也可以說是全世界第一，香港消費者因此而受益許多，一般投資人對金融產品的了解與精明度不會輸給倫敦或紐約的投資人。 金融市場都被外資霸佔，但是外資在香港獲利，也增加了香港政府的稅收。 大批高級外籍員工被遷移到香港工作，也成就了香港的房地產市場。

同樣被英國殖民過，法規上也是承繼英國的新加坡，由八十年代就想與香港爭奪「亞太金融中心」的寶座。 但是 1965 被迫獨立的新加坡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她不但想扶植本國的金融機構，也要保護新加坡貨幣政策。 九十年代後期，新加坡積極爭取外資金融業務，再加上香港的居住費用實在高得離譜，為了費用的考量，有一些外資銀行將交易室搬遷到新加坡。 而對於許多高級外籍員工來說，新加坡有乾淨的空氣與寬廣的居住空間，整體居住環境是優於香港。 另外還有一點，外籍人士普遍認同新加坡人使用英語普遍過香港人。 雖然整體金融環境依然比不上香港，新加坡至今在國際金融市場佔有一席的地位。 同時新加坡還有幾家區域性的金融機構，如星展銀行和大華銀行。

雪梨嚴格說算不上是一個金融中心，但是隨著亞太區在國際金融版圖上越來越重要，雪梨的地位也越來越高。 理由很簡單，國際級的金融機構以美英居多，當然喜歡用同文同種的澳洲人。 更何況澳洲人的薪資比美國人和英國人便宜許多。 九十年代，美英市場成長十分好，一般美英籍員工根本不屑來亞洲工作，就算是要來，也需要許多金錢上的鼓勵。 澳洲人則不然，雪梨市場小過香港許多，有離開雪梨的機會大家搶著要。 也因此，當香港變得太過昂貴時，許多美英金融機構都曾經考慮過將一部份的業務搬遷到雪梨。 可是畢竟雪梨太過偏遠，本身市場規模又不夠大，最後搬過去的也只是會計、電腦資訊等後台單位。

台灣呢？

台灣的資本市場有限，想要成為「亞太金融中心」，就必須像香港或新加坡一樣積極爭取外資來擴充自己。 可是外資來去自由，就是怕被限制。 當亞洲股市不好的時候，香港的短期資金就往往盈溢，是因為香港對資金流通沒有限制，常被外資用來停放（ parking ）閑餘資金。 可是只是比較開放程度對台灣就沒有意義了。 亞洲已經有了一個 100% 開放的香港。 新加坡只因為對本國貨幣多了一些管制，就已經差了香港一截，台灣有可能比香港新加坡更開放更自由嗎？

台灣的金融法規上基本是延承日本。 主管機關是公務員，薪資比起業界低許多不算，也沒有業績的考量，對於任何金融界的改變都是處於被動的，往往是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 台灣主管機關對待企業是以長官對屬下的態度。 業者去推動新產品或者新法規，需要是先教育主管機關，但是仍然要以對長官的態度去報告。 台灣的官場文化使得主管機關與業者之間的雙向交流不夠順暢，而且政治考量大於專業評鑑。 在歐美國家，政府向企業借用專業人才是常態，最近常上國內電視，一舉一動都會影響台灣股市的美國財政部長寶森之前就是投資銀行龍頭高盛的執行總裁。 台灣偶爾進入政府主管機關的專業經理人，因為政治敏感度不夠高，不但無法有所作為，往往還惹禍上身。

央行總裁彭淮南是最可以代表我們主管機關的官員。 像是一個認真負責的威權父親，彭淮南認為台灣的經濟好壞都是自己的責任，所以國內金融業他都要管得乖乖的，國內投資人與消費大眾他都要保護得好好的，外資進來也要聽他的話，管不了的就拒於國門外。 過去十年，彭淮南牢牢地守著台灣的金融大門 – 台幣匯率。 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台灣關緊大門，受到的傷害確實比鄰近國家要低。 可是小孩子被管的太緊就缺乏由錯誤中學習的機會，再聰明的小孩子也會被管笨。 過去十年，國內媒體時常讚揚彭淮南保護台灣的經濟，可是很多人沒有注意到，台灣整體經濟衰退，也是因為政府主管機關「保護」過頭。 台灣金融環境與國外市場的距離越來越大，國內的金融業者也越來越跟不上國外的競爭對手。 只是台灣的經濟已越趨成熟，與世界主要經濟體互動已成常態，台灣主管機關保護得再周詳，最近的國際金融風暴，台灣的金融機構與投資人還是無法置身事外。

台灣金融法規不健全，很多規章不是黑與白的清楚定義，而是大片灰色地帶。 理由很簡單，公務員出身的主管機關不願意承擔責任。 法規訂的太嚴，會被批評壓抑市場成長； 訂的太鬆，會被批評圖利業者。 所以台灣模稜兩可的金融法規特別多，主管機關從來不會主動解釋。 沒事時主管機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出了事就從嚴解釋，反正犯規的責任都在業者身上。

而要改變錯誤的法規也是極端困難。 舉個證券業眾所周知的例子： 認股權證的稅捐，當初因為國稅局對產品的不了解，稅課在營業收入而不是課在扣除費用之後的純利。 主管機關和立法院都知道當初國稅局的錯誤在那裡，可是明明是很簡單的更改錯誤，各個單位相互踢皮球，藍綠相互扣帽子。 無辜的、也是受害的劵商只好東求西拜，花了七八年的時間，政府才在今年初將他們造成的錯誤更改過來。 寫到這裡不禁讓我想起吳思《潛規則》裡面的故事。

當馬總統 9 月 6 號表示， “ 政府所主導的官股銀行不會讓外資、財團所合併 ” ，這就已經跟「亞太金融中心」的概念相互矛盾。 政府所主導的官股銀行不讓外資、財團所合併，那難道政府敢將官股銀行交給市場的專業經理人來管理？ 如果不能合併，又不願交由專業經理人來管理，現有的公務員有能力改革台灣的金融恐龍嗎？ 那第二次金改目的何在？

無可否認的一點是，金融全球化已經是事實。 不論我們的央行與金管會如何嚴厲把關，台灣金融業與國際金融市場已經是環環相扣。 就像是現在美國開始的國際金融危機，政府再如何信心喊話、降低利率、砸錢買股票，對台灣股市的影響也比不上國際金融市場的回穩來的重要。

台灣金融環境像韓日多過像英國香港，沒有自由開放的文化，人治多過法治。 文化可不是十幾年就能夠改變的，所以想要在短時間成為「亞太金融中心」是不切實際的。 更何況開放是一把雙刃劍，開放如香港， 1998 年八月亞洲金融危機時政府也被迫入場買進 1180 億港幣的股票以穩定香港的經濟。 而為了穩定今日的金融危機，美英兩國也同時宣佈禁止某類型的放空交易，國有化某些問題金融機構，以期穩定股市。 台灣主管機關的保守控管文化，在今天混亂的國際金融環境看來，是有一定的道理。

就像台灣許多行業一樣，金融業的未來很明顯是在大中華區。 大中華區的金融市場未來不會小過北美、歐洲或是日本。 大中華區的金融市場也不會自由開放如同英國一般，可能的模式應該是接近現今的日本市場，也就是說有限度的對外開放，但是本身資金充沛，市場龐大，可以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獨立金融市場，也會自行制定符合本土文化，不同於國際市場的遊戲規則。 歸功於主管機關多年將金融業者關在台灣這個日漸縮小的市場，要靠服務與創新才能在這個競爭激烈、低獲利的環境存活下來。 在大中華區，港澳的金融機構無法與我們競爭。 台灣的金融業者雖然規模相對之下小於中國的同業，但是小巧靈活，經濟豐富，尤其在消費金融這一塊。

經過這一次的國際金融危機，未來幾年國際金融市場一定會大幅緊縮，各國的主管機關對金融業者的控管也會更加嚴謹，國際金融業將會有新的遊戲規則。 這對於台灣金融業也許是一個轉機。 台灣的金融業仍屬特許行業，主導權仍在政府手上。 台灣的當權者應該放棄過去的思考邏輯，務實地、主動地與業者好好討論如何改革與規劃本土金融業的未來。 如果政府能夠趁這個機會，克服政治上的障礙，對業者適當的鬆綁，「大中華區金融中心」將會提供台灣金融業最後的一個成長機會。

後記

沒過幾天，香港僅有的一家本土銀行「東亞銀行」也慘遭謠言狙擊，被客戶排隊擠兌。 不過這一波的金融危機也應該接近尾聲了，只是要回復元氣那就不知道要到那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