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演唱場域是社會結構的一種象徵，演唱場域的演變可視為是一種過渡儀式（The Rites of Passage）。在台灣台語音樂場域中的演變中，早期階段係由歌手的親友或是專家等少數人作為閾限，但愈接近明星或是天后級階段時，則由廣大眾多的歌迷作為閾限。

以近期正在舉辦演唱會的台語歌手江蕙來說，正是從童年的走唱到西餐廳駐唱過程，慢慢地由一個走唱藝人轉變成駐唱歌手，歷經近三十年的演唱生涯而確立了台灣台語歌壇的「唱將實力」及「歌迷崇拜」的「天后地位」。以著名人類學者維克多.特納的話來說，當前流行的演唱會可視為一種演唱域演變的終點，也是一種歌迷認可的儀式以及明星、巨星誕生的儀式。藝人歌星從一個社會結構至另一個結構的過渡中，勢必經過閾限與交融的過程；而台灣台語音樂的結構層級愈高，閾限的權力就愈不屬於少數人，藝人歌星愈想進入金字塔頂端的社會階層，除了自身實力根基外，還需要這些金字塔底層的廣大樂迷的支持及崇拜，否則就極可能發生地位逆轉的危機。

同樣地，連任後的馬總統從國外學成歸國擔任公職後，也是先從他週遭的親友、長官等少數人作為閾限，但從當選並連任臺北市長成為「政治明星」，到代表國民黨奪回執政權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後，就由台灣具投票資格的廣大選民作為閾限。但不同於台語歌手江蕙不變的天后地位是，馬總統「並未經過基層民意洗禮的儀式」，在連任後的權力地位更是愈受到挑戰，隨著每次的選舉儀式雖然讓馬總統個人從政地位繼續提升，但同時也潛藏對廣大眾多支持選民的地位暫時性逆轉危機。

馬總統的政治地位提升時，常伴隨著的領導人讓被領導人責罵的場面，而在民意高漲至上的台灣政治環境裡，政治明星的權力地位遠不如以往威權時期來的穩固，其權力地位的獲得及鞏固係來自於每次選舉選民動員式的選票支持，權力地位逆轉的風險漸漸拉高。相對地，江蕙之所以有今日歌壇地位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經由歌唱比賽、餐歌廳駐唱、廣播電視傳播等直接訴諸儀式，使其「歌迷崇拜強度」穩定而提升，進而建立屹立不搖的台語天后地位；而「缺乏基層民意的歷練」多半「依賴明星崇拜」而在政治場域競爭中獲勝的馬總統，其政壇地位鞏固的過程剛好與江蕙相反，在歷經連任後的美牛案、油電雙漲、證所稅、年金改革等政策「未經直接訴諸選民」的改革儀式後，不僅沒有掌聲反而更讓馬總統的權力地位受到嚴重動搖，選民對其明星崇拜逐漸減少及消失，甚至衝擊了馬政府執政的正當性，即使台菲漁權衝突產生了強力民意，但馬總統個人民調持續低迷說明了馬總統已落入維克多.特納所說的「地位逆轉」的命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