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德先生』

民主要能讓人「達」，也只有文學能完全顯現出民主自由的真諦。

以下這個故事，我曾經說給莫大聽過。

我以前喜歡看一位神父Andrew M. Greeley的小說，他有本書叫作《Virgin and Martyr》（中譯：聖女烈士），講一個叫作Cathy的女孩當了修女，因為把身心都奉獻給教會，就聽信了一名Ed神父的話，遠赴南美洲進行「愛與和平之旅」，結果她被當地的革命份子抓住，過了一段極其悲慘的日子，她被輪暴、被鞭笞、被虐待，傳回她家中的最後音訊是：她被電鋸活生生鋸成兩半；這本書的內容到此只進行了一半，當初領她去的Ed神父，在她「死後」要把她封為「聖女」，並且要申請繼承她的「遺產」，這個故事馬上就走入了一個弔詭的路線。

這位左傾的解放神學家Ed，還有女主角跟隨的神父Roy，其實我算是喜歡他們的，因為他們代表了一種美國六Ｏ年代的主流思潮，他們為了理想主義而奮戰不懈，站在民權的立場遊行、發傳單、被毒打，好讓電視台播出「美國人的豬玀面目」，因此當年的芝加哥充滿了裝甲車、刺刀、傘兵，兩個師的軍隊開進城中，就為了一個被稱為”美國甘地”的人－－Martin Luther King（金恩博士）。

Greeley神父寫了不少的小說，許多都是在諷刺教會的愚昧與偏見，我非常喜歡他不屈服於當權者的態度；我心中的「烈士」，也該是這個樣子的，因為總是要奮戰不懈，總是在尋求一種正道和真理，一個理想主義者當如是，作家亦當如是。

我總是覺得：這種寂寞是必然的過程；有的時候，盲目的追隨者或追捧著，往往是使一個人墮落的主因－－因為他可能掌握了太多別人的夢想和權力在手上。

那麼，「合群」真是件最無聊的事啊，所謂「卓爾不群」，要在一群愚人中站起來，要能提出新的看法和見解，就會找到自己的方向了；寫作沒有捷徑，只有許多必須跨越的障礙，所以「孤獨」是最好的寫作觸媒，特立獨行沒什麼不好，只有僵化的團體纔會要求每個人都一種思維，那就是一種集體霸權；一群人成天在一起扯來扯去，就沒時間寫出好文章，就不能回去反省自己，也就開創不出時代的脈動。

很多人會說這是不合群或個人主義，為什麼要「合群」呢？又不是行軍作戰，要一致槍口對外，在沒有團體競爭的場合，個人的權益最重要，大眾會壓迫實力不足以相抗的小眾是常態，如果不只是壓迫或對抗，轉而變相成一種「消滅」，那是最可恥的一種集體作為。

日本人把「合群」寫成「恐懼和憂愁」的一環。

太宰治的小說或野島伸司的作品就表現出來了，群體的力量是很可怕的，用在欺善怕惡方面，可以成為極惡；用在好的方面，很少，「夾在消極與積極之間」，一些人總是無法對抗無知的群體，正如一個有良知的平凡人，絕對無法改變流氓一樣－－除非能站到拔尖的位置並立於不敗之地，所有眼前的對抗都是無益且內耗的，所以有人選擇「眼不見為淨」，所以有人選擇繼續失落；人類不是絕對理性的動物，還帶著很重的獸性，只要獸性還存在一天，和平就是暫時的，所以在教育家努力消除人類獸性之餘，最好還是把獸欄準備好－－所以我們要用自己的文章來教化他們，把真知傳達給所有的閱讀者－－我們寫作，是為了成就民主與自由的防線。

那種年輕時淡淡的憂愁，還有那些傲慢的理想，可能已經漸漸在文人的筆下消逝了，只剩下些許充滿暴力和愚昧情話的冗言贅語，那些廢紙真是毒害了人心。

寫作者應該是激進的、理想性的，如果只能等待別人前來解救自己，那實在是很可悲，我一直相信「長髮公主最後死在塔裡面」，沒有騎士會穿著閃亮的盔甲、騎著駿馬前來解救自己，那是無謂的幻想；要逃出象牙塔，或是打破偏見和愚昧的藩籬，還得自己爬出去纔行，所以「顛覆」是個好詞，作家就是該用筆去讓讀者對某些事物改觀的。

對著別人呼救，還不如自己救自己；文人可以用書寫「獨善其身」，同時可以把好的觀念傳播給別人知道，在渾沌不明的時代裡，我總是堅信自己能站得穩，如果別人想得著救贖，也得他自己想清楚了纔有機會，強迫他們只會得到反效果－－心靈的腐敗是如此，身體受到毒害，強迫勒戒是沒用的，只能等他自己清醒－－不主動求救的人，我連伸出手都不太願意了。

知識份子應該是對任何的不公充滿了批判的，以前許多寫作的人成了「御用文人」，不然就是成了「市場取向作家」，如果我們能跳脫潮流或主體價值，而選擇寫出自己想要的題材，這不也很好嗎？

我認為這展現了一個知識份子的良心－－因為我們始終以一種理性而感性的目光在看著所處的社會，而不是跟著搖擺不定。

文人膝下有黃金，不跟錢跪的人沒有許多，金庸那張老面皮被人扒了好幾次，他老先生還是喜歡把讀者生吞活剝，我們又能怎麼辦呢？遙想當年，他繳不出連載《天龍八部》，跟倪匡情商代筆連載的事情……雖然不好，可是我就喜歡倪匡寫的那部分；時至今日，金老先生因為隨俗和網友建議，把這部小說改回了譁眾取寵的路線，真是可悲！

文人的理想快沒了，文學的理想也快要消失了，那些五四的靈魂全都死絕了啊！

我非常喜歡哲學家羅素的思維，每個人的「獨特」不應該被壓抑，就像那些要女性不出大門、不邁二門的可憎宋代理學家，那些屠殺猶太人和反動者的納粹黨，還有那些迫害回教徒的十字軍人和殘殺基督徒的土耳其回教徒……回到現代，當我看見以色列開著飛機和坦克車碾過巴勒斯坦人、以飛彈謀殺巴勒斯坦幾位領袖時，這些事情都是分外可憎的；當年的拉賓（Israeli Prime Minister Yitzhak Rabin）因為倡議和平會談而死，有人還記得他嗎？在八九年六四那天，一個無名的大學生站在坦克車前面當了擋箭牌……從最大到最小，並不是絕對的「大眾」就是對的，我們應該學習面對「小眾」的胸襟，也應該瞭解他們的想法，而非以高壓的手段去阻止對方發聲－－有大智慧的人一直都是「小眾」，像當年的金恩博士，他在芝加哥面對美國上萬的軍隊開入城內，還是站上發言台以身相抗；像當年五四的蔡元培，北大的年輕學生們在場中對他叫囂，罵他是個「老匹夫」，可是蔡校長他聽進了學生的要求，但也把真知和勇氣告訴了學生們，他更在五四前後對抗著當權壓制的北洋軍閥。

常常見到文人相輕的場面，每個人都有權利說出自己真實的想法，可是每個人應該都要有點驕傲，有驕傲本事的人沒必要無謂地自謙；謙虛請用在比自己「思考力強」或「認知更深」的人身上，說不定我所見到的許多「推薦」，只是為了要表示一種寫作者或閱讀者的無知狀態，無論是「虛偽」或「壓抑」。

辯論的目的不是在求真理。

交換意見的爭辯，也算是一種積極的溝通，因為這都是基於理性的基礎，特定話題的辯論，雙方也都能吸取新知，也能藉此瞭解對手的個性和心態，無謂的寬容是沒有必要的，如果事事求厚道或寬容而不講道理，那就是偽君子，就是一種無知和無恥，能激發理性思維的辯證，永遠也不該嫌少。

所以，作家心中可別充滿了仇恨啊！我們該做的，就是把這些空虛和憤怒都寫出來；有筆可以寫，是上天給我們的天賦，寫出真實的人生和痛苦，文學不就是在寫這些成份的嗎？

沒有真實人生的感動，寫不出具有理想性的題材，這種並不是文學，只是些無病呻吟的垃圾文句罷了！

寫作是最需要堅持和熱情的，混飯吃的出發點，是比較可能讓內在流於世俗化，不過我也不能去指責他們的出發點，工作的目的就在於「交換同等價值的金錢來過活」，所以我寧可把寫作當成時間夾縫中的興趣，只要能多榨點時間出來寫小說，好像每天都活得很值得呢。

如果都只是著眼在現在極目所見的居多，眼光太短淺了，就只看到那點東西，那真是作家之恥！

寫作不該只是說故事或賣弄文采而已。作家的出發點，應該是讓讀者能從閱讀文章中獲得一些感動或思考的空間，能這樣想的人，不多。

一個人最重要的事並不是瞭解別人，也不是參透世事，重點一直都在怎麼樣能「瞭解自己」，也要「瞭解自己所身處的社會」；小說是活的沒錯，文章也該是充滿活力和批判的，我們若把走向寫成死水一灘，寫成「春恨秋悲皆自惹」，寫成無意義的幼稚「勇者去對抗邪惡魔王」，那就很失敗了。

是不是真的「苦心」造詣寫了書，我想只有寫的人知道，一本書都有六個面，如果沒有兩種或多種見解，寫作內容反而太過於貧乏，以致於沒有更多的探討或感想，畢竟寫作的中心主旨或表達的手法都非常自主性。

隨波逐流和獨善其身之間，還是有些選擇，「達」者要書寫，責任總是自己要想辦法負擔的！

這，不正是民主和自由書寫的真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