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現世文學，寫在五四

今天，五月四日，幾十年前一場驚天動地的日子，許多人在紀念或遙想，我卻選擇悲傷地度過；我想要偶一為之哭一下，每天都在笑，好像沒能活出真正的人生。就像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說的：「愉快有益於人的身體，但只有悲傷才能培養心靈的力量。」（Happiness is beneficial for the body ， but it is grief that develops the powers of the mind.）

就是今天，我應該悲傷，或許我該為自己曾經成了個偽君子，而無比悲哀。

所謂『有格的文人』

君子「有所為」，還要「有所不為」，能在「為與不為」之間逐步超越自己，我認為是一種很好的理想，這更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傳統。

不食周粟，不改其樂，亂邦不入，危邦不居，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東漢末年，出現了中國最偉大的隱士群體，徐稚、諸葛亮，到了魏晉南北朝的陶淵明，更把中國人「有所不為」的原則發揮到了極致；民國初年，出現了一批學生團體和老師，蔡元培、胡適、梁啟超，抬出文學和文化改革的牌子，把中國人「有所為」的原則發揮到了極致。

年輕人有的是機會。

年輕就是機會啊！沒有年輕人曉得自己一直在走向死亡。

五四運動，這是一種血氣，一種剛膽，因為學生們知道「天助自助者」，許多人自以為是，造成自己一手弄出來的「悲劇」；文人們寫出自己內在的衝突和成長，從最卑鄙的到最崇高的，我一直認為自己可以藉由「永遠學習認識自己」而能達成「超脫」的境界。

地獄，一直是自己造成的；超人，我想也是，因為尼采在這種論調之中埋葬了自己的神智。

我曾經就是「口是心非的凡夫俗子」，對自己誠實很難，對別人誠實更難，現實其實也並不那麼殘酷，殘酷的是人自己。

因為現在根本沒有幾個人還記得「五四精神」。

「五四」那些人死光了，還有一些後繼者成為了「遺民」，目睹著「悲劇」。

就像我喜愛的雨果（Victor Marie Hugo），他因為反對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而流亡在外，文學或文化中產生了遺民，華人中這「遺民」兩字，能徹底概括的人就是陳寅恪，他在一個「新中國」即將成立之前，舉家南遷，避走到嶺南，卻進退維谷；臺灣他不願意來，因為他對蔣介石政權已經徹底失望；香港他也不願意去，因為是英國白種人的殖民地；既然他連英國人也忍受不了，其他國家自然更不願意去了。從此，這位了不起的人物便終老於嶺南，還死在那兒，作了一個化外之民。他哪裏是遺民了？竟然沒有一個政權可以讓他安心？竟然沒有一方角落可以讓他覺得有希望？在文化大革命中失節的知識分子，在文學或文化範疇中舉棋不定的知識份子，在陳寅恪那座墓碑前面，又情何以堪？

金聖歎的著作告訴我們：批判是最好的情操。金聖歎對清朝康熙大興文字獄，表示出極度憤慨，他奔走呼諭「孔夫子死了」，並帶領學生去哭孔廟，以示抗議，後來被殺頭，這就是真性情、真好漢，而他罵遍古時文人，是我所見過最好的文學和文人批評家。

他同時也是最有「格」的文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