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認同是一個社會存在的有機生命力。沒有認同就沒有社會沒有組織，或說這個社會或組織就失去了生命。社會如此，家庭或企業也是如此；認同度愈強，社會的生命力就愈旺，反之則反。最親如家庭血親的家人，也會因認同層次的差異產生在大家族中不同層次的中小家庭。

一個社會會讓其成員產生認同，必定有因原；有些是力量脅迫使人不得不認同、有些是成員沒有選擇所以祇好認同、有些是利益所趨、有些是情感、或有因文化、因血親、因理想、因多種複合的理由。但不論如何，社群內部成員對整個社會的生命共同體的認同度愈高，社會就展現生機勃勃之貌。當整體認同出現了分歧，這個社會生命體就出現了與生存或分裂滅亡有關的問題。

當今台灣或中華民國也面臨了認同分岐的課題；戒嚴時期因為有戒嚴的控制力，認同分歧的現象被壓抑，或說沒有散佈開來形成分歧態勢；中華民國在台灣於五十到八十年代間展現了強健的生命力（這裏沒有對戒嚴是好是壞的價值判斷，祇就認同強度和社會生命力的充要關係做說明）。但由於國家認同問題始終沒有有效解決，加上大陸逐漸強大所造成的認同吸力和壓力，近二十年來提高了原來尚可忽視的國家認同問題的嚴重性或重要性。

中華民國在台灣雖然有認同問題，也因為認同問題產生內部的壓力，乃至影降低了台灣的生命力；但深入觀察分析，台灣內部認同問題的核心，並沒有真正動搖整個台灣社區認同的根本。台灣認同問題的層次多集中在政治認同的層次，而不是強列地文化認同仍至於整個台灣社區的認同分歧。這也就表示台灣社會內部認同的問題，雖然會造成台灣生命力的挫傷，但祇要找到了病灶還是有可能治癒。

台灣內部政治認同的問題錯綜複雜，除了中華民國主權定位出路在上國際受到打壓所造成的政治認同外，亦有三百多年以來台灣內部本來就逐漸長出異於中國大陸的「文化社區認同」。也就是說，台灣這塊土地雖然在政治層次上，有不同的主權主張的歷史事實，但基本上絕大多數的台灣人，不論主張台灣是和中國大陸是一國兩區，還是台灣和是兩國，都共同承認自己是台灣生命共同體的一份子，而且認知到台灣社區是有獨立主體性的事實，也願意為台灣社區在地球上永續成長而努力，這就是台灣生命力真正之核心所在。

想像一下，如果再過二三十年，由於人流、物流、資訊流的全球快速移動，加上全球生態危機與氣候災難，以及全球能源供給與分配的嚴重問題，使得地球村內的各個文化社區以整個地球生態、資源與文化維護為共識形成大聯盟。屆時國家主權的觀念必然已被揚棄（國家主權是主張保障國家對自己領土內的一切有絕對優先的支配權為前提）；但看各今日許多全球生態的課題，開始要求個別國家要共同遵守全球生態保護的協約。相信不久的將來全球一致相關性的課題會愈來愈多，祇是依特定主題項目而訂的國際規約，必然不足以應付。到時候，必然要出現超越現在聯合國機能的全球組織，一方面突破國家主權的硬壁，另一方面又能兼顧到各個文化社區主體性，而的形成一全球性更有效的全方位之聯盟──並建構真正的地球村生命共同體認同。

而在這之前，台灣文化社區認同這個台灣內部的基本共識和當今主權國家的認同分岐的結，應如何解？

若排除掉少數政治野心人士有意利用操作擴大強調政治認同分歧為手段以謀個人或少數集團的利益的因素外。在台灣，政治國家認同（中華民國或不知能否出生的台灣國）的分歧和台灣文化社區認同的一致，事實上是可以並存的。祇要全台灣人民看清楚台灣社區纔是台灣人民最高認同的生命共同體；目前內部有不同看法政治層次的國家認同則是台灣社區要不要、能不能穿聯合國所發的主權制服的問題而已。台灣經濟正式的起飛是退出聯合國之後，當時全台一心榮辱與共，台灣生命力是旺盛的；那時台灣人在世界各地旅遊，除了生活習慣公共場所禮儀較受爭議外，受到世界各地人的歡迎；可見祇要台灣社區生命力強健，免疫能力夠強，即使打赤膞也不會受寒，屆時，還需要在意一身制服嗎？

何況主權國家的國際政治學說也到了該徹底檢討的時候。重視文化經濟和生態以及民主人權的全球整合新時代，與一兩百年前海盜強權的時代已經不同；絕對主權國家觀念祇剩下極權政體和少數強烈民族主義的政治操控者的玩具。面對當今和未來全球性課題的挑戰，我們要用地球村文化社區主體理論來代替國際主權國家承認學說。這個理論可以給受困於虛擬國家主權觀念（雖是虛擬但不否認祗要有人認同還是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一個合理的下台階。

當全民喊出台灣優先時，其實就是台灣社區優先。中國社區和台灣社區本來就是大家族和小家庭的關係，家族大了分家，也是社會自然的演化，分了家之後有各自的家庭主體，但血緣（就社會而言就是語言和文化）的相關性還是不可能否認的。如果政治人物基於某些現實考量還無法完全擺脫主權國家的餘威，那麼就由台灣社區的公民開始自覺。對全世界，我們就是台灣文化社區主體的居民，甚至還到提出全球文化社區主體理論，以平等共生的態度看待一切文化社區主體，如果可能，由台灣發起全球文化社區主體大聯盟，來補強聯合國做了六十幾年都沒做好的全球生態或文化保存的問題。這是台灣極有可行性的全球定位與出路。也會是自認是台灣人對台灣社區生命共同體最有幫助的方式。而這一行動也會影響到台灣經濟結構大轉型是否有機會蛻變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