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問題已成21世紀經濟的中心議題
2014年06月25日21:31:07
來源：新華國際：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6/25/c_1266720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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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參考消息報道，法國學者托馬斯‧皮凱蒂所著《21世紀資本論》一書，
用翔實數據和生動事例揭露了資本主義貧富差距擴大的總趨勢，在西方許多國家成為暢銷書。
該書中文版即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本報特約請譯者巴曙松摘編該書主要內容，從今天起分八期(每週三刊出)陸續刊發，以饗讀者。

《21世紀資本論》節選(一)：收入不平等已成21世紀中心議題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在21世紀初所處的階段就好似我們的先輩在19世紀初的狀況：
我們正在見證令人印象深刻的全球經濟的變化，並且很難知道這些變化的廣度，
或者說幾十年之後全球財富在一國內或多國間將如何分配
   
　從馬爾薩斯到李嘉圖
   
財富分配已成為時下最廣泛討論和頗具爭議的話題之一。
但是我們是否真正了解其漫長的演進過程呢？
私有資本的不斷積累真如卡爾‧ 馬克思在19世紀預言的那樣，將導致財富被少數人掌握嗎？
或者如西蒙‧庫茲涅茨在20世紀所設想的那樣，
增長、競爭與技術進步之間的不斷博弈將會逐漸降低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不平等程度，
促進其更加和諧地發展？我們對財富和收入從18世紀演變至今真正了解多少？
當下，我們從中又可以汲取怎樣的經驗呢？
   
經典政治經濟學誕生於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英、法兩國，關於社會分配問題的討論貫穿始終。
人口的持續增長———這是以前不曾出現的情況———
再加上農村人口的外遷以及工業革命的來臨，使每個人都深深意識到激烈的變革正在進行。
這些劇變又是如何影響財富分配、社會結構以及歐洲社會政治穩定的呢？
  
 托馬斯‧馬爾薩斯在1798年發表的《人口原理》一書中明確指出：
人口過剩是影響財富分配的首要因素。
他建議要立即停止所有給窮人的福利資助，嚴格控制貧困人口的增長速度，
否則這個世界將會因人口過剩而變得混亂而痛苦。
   
大衛‧李嘉圖於1817年出版了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
主要關注的是土地價格和土地租金的長期演進。
和馬爾薩斯一樣，他的著 ​​作幾乎沒有進行過真正的統計。
盡管如此，他對其所處時代的資本主義知識是非常精通的。
他受到馬爾薩斯模型的影響，但對其做了進一步的發展。他對以下邏輯悖論十分感興趣。
一旦人口和產出開始穩步增長，相對於其他商品，土地會越來越稀缺。
根據供需原理，這意味著土地的價格會不斷上升，支付給地主的租金也會上漲。
如此一來，地主佔國民收入的份額會越來越大，而提供給其他人的份額就會減少，從而破壞社會平衡。
李嘉圖認為，無論是從邏輯上還是政治上來說，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法是穩步增加對土地租金的稅收。
  
這一悲觀的預測被證明是錯誤的：土地租金在較長時間內仍將居高不下，但最終，
隨著農業在國民收入中所佔份額的下降，相對其他財富形式，農田的價值不可避免地下降了。
在19世紀初期，李嘉圖沒有辦法預測未來技術進步的重要性或工業的發展。
就和馬爾薩斯一樣，他不能想像人類會從食物需求中完全解放出來。
   
然而，他對土地價格的洞察仍是有趣的：
他提出的“稀缺性原則”意味著某些價格可能在幾十年後上升到非常高的水平。
這可能足以動搖整個社會。
價格體係在協調數百萬個體的活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實際上，現今新的全球經濟體​​係中有著數十億人。
問題是，價格體係既不能發揮約束作用也不能體現道德觀念。
   
在21世紀，對於理解全球財富分配來說，忽略“稀缺性原則”的重要性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為了更具說服力，我們可以用世界主要國家首都城市房地產價格，
或者石油的價格來代替李嘉圖模型中農田的價格。
在這兩種情況下，如果將這一發生在1970～2010年間的趨勢推導至2010～2050年或2010～2100年，
將導致國家之間以及國家內部相當大規模的經濟、社會及政治失衡— ——
這將使我們不可避免地想起李嘉圖的預言。
   
可以肯定的是，原則上有一個相當簡單的經濟機制，可以使經濟恢復到平衡的軌道上：
需求和供給的機制。如果某種商品的供給不足，價格太高，
那麼，對該商品的需求就會減少，這將導致其價格的下降。
換句話說，如果房地產和石油價格上漲，人們就會搬到鄉村或者騎自行車出行(或兩種都做)。
但現在最重要的是要弄明白，
絕不能排除供給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在涉及某些相對價格發生巨大變化的財富分配上，
會有大而持久的分歧的可能性。這是李嘉圖稀缺性原則的主要含義。
   
　馬克思的光輝超越時空
   
在馬克思於1867年出版《資本論》第一卷時，也就是李嘉圖的稀缺性原則發表半個世紀後，
經濟和社會現實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問題不再是農民能否養活不斷增長的人口或是土地價格將瘋狂的上漲，
而是如何理解現在正迅猛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的原動力。
   
當時最引人注目的現實是工業無產階級的悲慘生活。
盡管經濟快速增長，但在人口增長和農業生產力提高的大環境下，
大批農村人口外遷，導致大量工人湧入城市貧民窟。工人們工作時間很長，工資卻非常低。
新的城市悲劇發生了，更為明顯，更讓人震驚，甚至在某些方面比舊制度造就的農村悲劇更加悲慘。
《萌芽》、《霧都孤兒》和《悲慘世界》並不是來源於其作者的想像力，
而是來自於在工廠工作的那些根據法律限制僅大於8歲(1841年的法國)
或在礦山工作的大於10歲(1842年的英國)的童工們。
   
事實上，今天我們所掌握的所有歷史數據表明，直到19世紀的下半葉———
甚至是到後三分之一時間才出現了工資購買力的顯著上升。
從19世紀的第一到第六個10年中，工人的工資停滯在非常低的水平———
接近甚至不如18世紀及其之前的水平。據我們的觀察，
英國和法國在這漫長的工資停滯的階段停留了更久，因為在這一時期他們的經濟增長正在加速。
我們在1870～1914年間看到的充其量是一個穩定在一個非常高水平的不平等，
以及在某些方面不平等程度的螺旋上升，尤其是財富的集中度越來越高。
很難說如果沒有因戰爭引發的重大經濟和政治衝擊，這個軌跡將會向何處發展。
借助歷史分析和一點遠景預測，
我們現在可以把這些衝擊視為自工業革命以來強大到足以減少不平等的唯一力量。
   
無論如何，資本在19世紀40年代繁榮發展，工業利潤增長，但勞動收入卻停滯不前。
這是顯而易見的，即使當時還沒有出現完整的國家統計數據。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第一個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發展起來了。
他們的中心論點很簡單：如果經過半個世紀的工業發展，人民群眾的生活狀況還是和之前一樣悲慘，
而立法者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禁止工廠僱傭8歲以下的兒童，那麼工業發展的好處在哪裏？
技術創新、辛苦工作以及人口流動的好處又在哪裏？
現有的經濟和政治體係的破產似乎是顯而易見的。
因此人們想知道其後的長期演變：你們到底還能說些什麼呢？
   
這就是馬克思為自己設定的任務。
1848年，在“民族春天”運動(這是指在那年春天爆發的歐洲革命)爆發的前夕，
他發表了《共產黨宣言》，一篇簡短而強有力的文章，它的第一章由一句名言開始：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
文章第一部分以同樣著名的革命預測結尾：
“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存的生產和佔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
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在接下來的20年裏，馬克思寫了多卷的論述文章對這個結論進行論證，
同時第一次科學分析了資本主義及其崩潰的原理。
   
和李嘉圖一樣，馬克思將他的研究重心專注於對資本主義體係內在邏輯矛盾的分析上。
他因此尋求將自己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空想社會主義者和蒲魯東主義者區別開，
馬克思認為這些人只是一味地譴責工人階級的苦難生活，
卻不曾為解決他們的實際經濟困難提出真正的科學分析。
總之，馬克思將李嘉圖的資本價格模型以及稀缺性原則作為強化資本主義動態分析的基礎，
當時資本是工業設備(比如機械、廠房等)而非固定資產主導，因此原則上累積資本數額沒有限制。
事實上，他的主要結論可以被稱為“無限積累原則”，
即資本將不可逆轉地不斷積累並最終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是一個沒有天然界限的過程。
這就是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終將滅亡預言的分析依據：
資本收益率穩定降低(這樣將遏制資本積累並導致資本家之間的激烈衝突)
或是資本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無限制地增長(這遲早將變成工人運動的導火索)。
不論發生何種情況，社會經濟均衡或是政治穩定都將變成奢望。
   
盡管存在局限性，馬克思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還是卓有成效的。
首先，他以一個重要問題開始(關於工業革命期間空前的資本積聚)，然後試圖以自己的方式回答：
現代經濟學家都應該以他為榜樣並從中受益。更加重要的是，
馬克思提出的無限積累原則表現出其深邃的洞察力，
它對於21世紀有效研究的意義毫不遜色於在19世紀的影響。
   
　不平等問題應重回核心
   
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收入不平等在發達國家顯著增加，尤其是美國，
其在21世紀第一個10年收入集中的程度回到了———事實上甚至略微超過了上世紀的第二個10年。
因此，理解在此之前的一段時間收入不平等為何以及如何下降至關重要。
可以肯定的是，貧窮和新興國家的高速發展，特別是中國，
很可能會被證明是一種在全球層面減少不平等的有效力量，
這與1945～​​1975年間發達國家的發展情況類似。
但是這一發展過程讓新興國家產生了深深的焦慮，在發達國家產生的焦慮則更甚。
此外，最近幾十年在金融、原油、房地產市場觀察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濟失衡，
自然引起對於索洛和庫茲涅茨“平衡增長路徑”必然性的懷疑，
他們認為所有經濟變量都以相同的速率在變化。
到2050年或2100年，世界會被交易員、高層管理者和超級富豪所擁有，
還是會被石油生產國抑或中國的銀行所擁有？又或者世界可能將被避稅天堂所擁有，
因為上述角色中會有許多去那裏尋求庇護。如果不問誰會擁有什麼，
而只是從一開始便假定增長在長期是自然而然“平衡”的，這種想法是很荒謬的。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在21世紀初所處的階段就好似我們的先輩在19世紀初的狀況：
我們正在見證令人印象深刻的全球經濟的變化，並且很難知道這些變化的廣度，
或者說幾十年之後全球財富在一國內或多國間將如何分配。
19世紀的經濟學家將分配問題置於經濟分析的核心地位並致力於研究其長期趨勢，
鑒於此，他們理應得到極高的評價。
他們的答案並不總是令人滿意的，但至少他們提出了正確的問題。
   
我們沒有任何根本的理由來相信增長是自動平衡的。
我們從很早就應該把收入不平等的問題重新置於經濟分析的核心地位，
並提出19世紀就已經出現的類似問題。長久以來，經濟學家們都忽視了財富分配問題。
如果不平等問題重新成為中心議題，那我們就必須開始收集足夠廣的歷史數據，
以便更好地理解過去和現在的趨勢。
只有通過耐心地積累事實和樣本，再在不同的國家間進行比較，我
們才有希望識別出發生作用的機制並對未來有一個更加清晰的預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