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來源：

余秋雨、鄭義(2001)。從敦煌到平遙(可點選)。台北市：天下文化。

附錄：王圓籙：敦煌石窟的罪人？(請點選)

一、前言：

1.晉商鑒經：

幾年前在馬公北辰市場買到一本「晉商鑒經」，作者田玉川先生從外患、內省、根性、類比、啟迪等幾個部分分析了晉商由輝煌走向衰敗的秘密。

2.輕商抑商：

田玉川在前言中談到清朝輕商、抑商的既定國策，決定了晉商只是舊官場的附庸和補充，不可能有自己獨立的地位，他們僅能充當垂死亡朝的供血者，根本不會有經商的自由和參政的權利。

3.土魂變奏：

晉商的思維始終未能超出黃土地，他們當年叱吒商場，轟轟烈烈地上演一幕幕商場奇觀，但是並沒有全新的思維，他們雖然首創票號業，但錯過了改組銀行的機會。他們錯過了與世界同在的樂章，只不過是土魂靈的另一種變奏而已。在全球化的今日，晉商起落值得吾人深思！

曾經海內最富的晉商，余秋雨抱憾之餘，其實有太多不忍責之心在內！或許郭台銘這位也是山西籍的當代超級商場大亨，為我們訴說了晉商重新崛起的樂章！

附錄：郭台銘網路蒐尋(Google，可點選)

二、內容摘錄：

(一)山西商人的人格素質：

1.坦然從商：

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沒有什麼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小孩子讀幾年書就去學生意了，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最後連雍正皇帝也認為山西的社會定位序列與別處不同，竟是：第一經商，第二務農，第三行伍，第四讀書。在這種獨特的心理環境中，山西商人對自身職業沒有太多的精神負擔，把商人做純粹了。 

2.目光遠大：

山西商人本來就是背井離鄉的遠行者，因此經商時很少有空間框範。當康熙皇帝開始實行滿蒙友好政府、停息邊陲戰火之後，山西商人反應最早，面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亞的龐大商隊組建起來，光“大盛魁”的商隊就栓有駱駝十萬頭。商隊帶出關的商品必須向華北、華中、華南各地采購，因而他們又把整個中國的物產特色和運輸網絡掌握在手中。最能顯現山西商人目光的莫過於一系列票號的建立，他們先人一步地看出了金融對于商業的重要，於是就把東南西北的金融命脈梳理通暢，穩穩地把自己放在全國民間錢財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

3.講究信義：

山西商人能快速地打開大局面，往往出自于結隊成幫的群體行為。一批又一批的所謂“聯號”。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鄉鄰，組合成一個有分有合、互通有無的集團勢力，大模大樣地舖展開去，不僅氣勢壓人，而且呼應靈活、左右逢源，成一種商業大氣候。其實山西商人即便對聯號系統之外的商家，也會盡力幫襯。其他商家借了鉅款而終於無力償還，借出的商家便大方地一筆勾銷。商業同行互間的道義和商業行為本身的道義加在一起，使山西商人給中國商業文明增添了不少人格意義上的光彩。 

4.嚴於管理：

上世紀許多山西商家的“號規”，不僅嚴密、切實，而且充滿智慧。其中像日升昌票號總經理雷履泰這樣的人則完全可以稱之為商業管理大師而雄視一代。不少山西大商家在內部機制上改變了一般的雇傭關系，把財東和總經理的關系納入規範，總經理負有經營管理的全責；數字不小的高級職員與財東共用股份，到期分紅，使整個商行上上下下在利益上休戚與共、情同一家。 

(二)山西商人敗落的社會歷史原因： 

連續不斷的激進主義的暴力沖撞，一次次阻斷了中國經濟自然演進的路程，最終摧毀了山西商人。 

1.太平天國：

十餘年間，有不少地方太平軍和清軍進行過多次拉鋸，每次又把災難重複一遍。到最後太平天國自己內訌，石達開率十萬餘人馬離開天京在華東、華中、西南地區獨立作戰，重把沿途的經濟大規模地洗刷了一遍。面對這種情況，山西商號在全國各地的分號只得紛紛撤回。面對著在中國大地上流蕩不已的暴力洪流，山西商人只能慌亂地龜縮回家鄉的小縣城裏去了，他們的事業遭受到何等的創傷，不言而喻。 

2.辛亥革命：

本來山西商家的業務遍及全國各地，辛亥革命後幾個省份一獨立，業務中斷，欠款不知向誰索要，許多商家的經理、夥計害怕別人討賬竟然紛紛相率逃跑，一批批票號、商號倒閉清理，與它們有聯系的民眾怨聲如沸又束手無策。“走西口”的旅程，終於走到了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