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零年代，我一直在美國工作。六四時，我也曾響應募款。當時，我對此事件感到深為痛心。

身為社會公民，首先，我個人認為，我們應該秉著對「人類」的關懷（而非對特定人群而已）、對人道的堅持。然後，我們要從各種角度來看事件。二分法就是人自私，罔顧人道，卻又以道德與神聖之名行惡的極致表現。

在事件發生之時，我對吾爾開希非常反感。因為他的傲慢的樣子，還有他完全沒有任何經驗，卻奢談民主，。。。。（透過媒體，我們只被允許用少的可憐的資訊來做判斷）

後來軍隊集結了，我 開始感受到「大政府」對人民的威脅了。──當然，我仍然不以為學生們有任何充分的理由，取而代之成為政權的分享者，也不認為驟然開放的民主，有可能，或有必要發生。戈巴契夫的大開放給蘇聯帶來的災難不是就在眼前嗎？學生們那副初生之犢的樣子，「你做，就是專制，我做，就是民主」的訊息透露，。。明眼人當然知道有大事要發生了。

後來果然出現了武力「鎮暴」。CNN，CBS，。。歷歷在目的，都是血腥的場面。我的父母，當天正在北京（台灣旅遊團）。我不斷的打電話到賓館，得到的全是官樣回答：「外面亂說的，沒這回事」。可是事後，我知道他們被迫在北京機場過夜，還被公安局盤查。

一直到94年之前，美國對六四的報導，完全傾斜。到了94年，美國打算和中國經貿合作了。──想想，柯林頓的新經濟，真的全是「知識經濟」嗎？如果沒有大陸廣大的勞力市場，誰來維持零通貨膨脹？於是，公共電視台PBS一系列的報導事件中流傳已久，沒人證實的故事。「美國之音」與學生領袖們的互動，以及最後的決策過程。

與柴玲的訪談中，瞭解到了，鄧小平要學生們撤退，並答應和學生繼續更進一步的會談。問題來了，「信任」。學生們開了一個會，「全數表決」通過（這不是一個民主過程嗎？），決定要接受此一條件，並在鬲日清晨撤離。但是到了當晚七時，幾個學生領袖覺得不妥，因為，如果大家就這麼撤了，回到校園，中共是可以輕而易舉的將他們一網打盡。「必須要有人流血，我們才能趁亂逃走，美國之音已經幫我們幾個，安排好了逃亡路線和接應的人。」（看官，想一想，美國之音到底幹了些什麼？只有美國之音嗎？）柴玲說。「而且，這次鬧得愈大，血流得愈多，人們會對這個政權更加痛恨，才能蓄積動力。」柴玲說著，滿面是淚，泣不成聲。「我來到美國後，才瞭解，我們做錯了。民主不是這麼容易的。」

訪問者問「那麼，你們就重新表決囉？」「不，這牽涉到太多人，像清大的學生代表就絕不可能贊成。」「我們只徵詢了幾個人的意見。」「美國之音只幫我們幾個安排好逃亡。」「但是王丹堅持不肯，我們也只好不顧他的反對了。」

訪問者問「美國之音有替王丹安排嗎？」「有，但是他寧願坐牢。他也堅持維持原議，撤退。」

節目又訪問了許多參加抗議的民眾，有許多死傷者。多數是勞工。多少上街頭的人是為了民主，和言論自由？當時大家都是無法忍受通貨膨脹，民不聊生。一位老奶奶哭著說「我的孫子啊！就是信他們學生那一套。他回家來老說，有了民主，就有飯吃了。騙人哪！」

六四，南京大屠殺，二二八，希特勒的煤氣室，慰安婦，要談！但是，我們的重點是要瞭解：

我們要緊記歷史教訓，戒慎恐懼，該賠償的要賠償。但是，像那些政客一樣拿來不斷的使用，或是被他們欺騙，那麼後果要自己承擔！而且，我們要看的是所有的事件真相。以及每個人的立場和真正會為為規模的原因。（這不是否認民主的價值！就像愛因斯坦的價值不因為很多人不懂相對論而減少，但是，一個自吹懂相對論，又說不出個所以然的，既不能增加他的光環，也不能破壞愛因斯坦的名譽。但這一切，還看大多數人的反應。所以，民主和科學精神，其實是一體的兩面。）時時不忘「人道關懷」，以及大政府的「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