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日抗戰 ＆ 國共內戰－>北平故宮文物遷徙】

民國戰亂期間，北平故宮文物遭到了千難萬險的南遷、西遷⋯⋯

【天津「小站練兵」－ 練出了一堆禍國殃民的北洋軍閥】

清末「甲午戰爭」（1894年7月25日－1895年4月17日）之後，清皇族大臣奕劻等人奏請改革軍制，建議在天津成立一支「新建陸軍」，保奏袁世凱負責督練。 他們的用意是為了長保大清王朝不墜，然而，任誰也沒想到，這一奏議竟拉開了「北洋軍閥」登上中國歷史舞臺的序幕......

袁世凱奉命在天津「小站」操演新式陸軍，史稱「小站練兵」。小站練兵是中國從封建軍制向近代軍制演變的重大轉折，是中國近代陸軍訓練的開端。但它以封建倫常關係籠絡軍心，完全承襲並發展了私人軍隊的性質。

「小站」走出了中國的新式軍隊，也走出了中國最大的「軍閥集團」——「北洋軍閥」。 從「小站」練兵起家的北洋軍閥，督軍以上官職的有34人，更有4個民國總統——袁世凱、馮國璋、徐世昌、曹錕，北洋軍閥政府總理、陸軍總長一級的有6人——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貴、唐紹儀、張懷芝、靳雲鵬。

「北洋時代」是一個混亂的時代，它的特色是軍閥割據、軍閥爭權。 從小站練兵開始，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北洋軍閥集團統治了中國30餘年；也是從小站練兵開始，到「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為止，中國的內憂外患，莫不和這個集團息息相關。

民國元年（1912）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時，南京臨時政府與袁世凱共同擬定並商議過才公布的《關於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優待之條件》，與此同時也籌組「清室善後委員會」，以處理溥儀出宮後的有關事宜。

今因大清皇帝宣布贊成「共和國體」，中華民國於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優待條件如下：

（一）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尊號仍存不廢」。中華民國以「待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

（二）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歲用四百萬兩 ，俟改鑄新幣後，改為四百萬元，此款由中華民國撥用。

（三）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侍衛人等，照常留用。 （因為此條一直未被執行，所以溥儀長居紫禁城內）

（四）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其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中華民國酌設衛兵，妥慎保護。

（五）　德宗陵寢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禮，仍如舊制。所有實用經費，並由中華民國支出。

（六）　以前宮內所用各項執事人員，可照常留用，惟以後不得再招閹人。

（七）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其「原有之私產，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

（八）　原有之禁衛軍，歸中華民國陸軍部編制，額數俸餉，仍如其舊。

馮玉祥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馮玉祥參加「灤州起義」。民國10年（1921）7月，馮任陝西督軍，其軍隊被稱為「西北軍」。民國13年（1924）9月，孫中山、張作霖、盧永祥組成「反直系」三角同盟。孫中山方面的國民黨人士徐謙、鈕永鍵、李石曾等，時常與馮玉祥聯繫，勸馮玉祥聯合奉系、皖系，推翻直系軍閥。

民國13年（1924）年10月22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推翻「直系軍閥」控制的北京政府，囚禁了總統曹錕（直系）。馮將所部改稱為「國民軍」，電請孫中山北上主持大計。在孫中山未到京之前，由段祺瑞出任民國政府臨時執政，以黃郛任代理內閣總理，攝行總統職權。

辛亥革命後，「暫居宮禁」的清皇室在北洋軍閥政府的庇護下，一直在進行陰謀復辟帝制的活動，且宮中珍藏亦大量流失於外。民國6年（1917）7月1日，張勳利用赴北京調停黎元洪與段祺瑞之爭，帶領辮子軍擁立溥儀復辟，是為「辮軍復辟」，但12日後，即被段祺瑞討平，溥儀再度退位，仍居住於紫禁城內。

北京政變兩星期（11月5日上午）後，馮玉祥派出國民軍包圍紫禁城，強將溥儀及其小朝廷驅逐出宮。執行此項任務的首都警備總司令鹿鍾麟，向清室宣布了攝政內閣議決的《修正清室優待條件》五項。

修正條文包括：

第一條　大清宣統帝從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尊號，與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權利；

第二條　自本條件修正後，民國政府每年補助清室家用五十萬元，並特支出二百萬元開辦北京貧民工廠，儘先收容旗籍貧民；

第三條　清室應按照原優待條件第三條，即日移出宮禁，以後得自由選擇住居，但民國政府仍負保護責任；

第四條　清室之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民國酌設衞兵妥為保護；

第五條　清室私產歸清室完全享有，民國政府當為特別保護，其一切公產應歸民國政府所有。

面臨從景山砲轟紫禁城的壓力，溥儀被迫召開最後一次御前會議，並交出皇帝印璽，收拾私物，遣散了太監和宮女。於當日下午，被監護離開紫禁城，搬到「醇親王府」。遜清皇室小朝廷遂宣告滅亡，清王朝亦被徹底終結。

11月6日，國民政府代表李石曾、京師警衛司令鹿鍾麟、警察總監張璧接管紫禁城並封存文物。李石曾當即建議設立「清室古物保管委員會」，及「清室善後委員會」，後經攝政內閣核准，經一年之整理，國立「故宮博物院」於民國14年國慶節（1925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其後，易培基被任命為院長。然而，故宮博物院成立之前，遜帝溥儀早已將1200餘件書畫精品、古籍善本和大量珍寶偷運出宮。

溥儀被逐出紫禁城，不是馮玉祥無端地趕他走，只能說他不安分守己。馮是對以溥儀為代表的前清皇室先後參加「張勳復辟」、「盜賣文物」、「勾結軍閥」等行為的懲罰。

〈溥儀出宮〉

〈日寇侵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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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國可復，物毀難還，文化滅則家國盡滅】

〈從民國22年（1933）2月到民國38年（1949）1月，故宮博物院文物先後經過南遷、西上、東歸、北運、遷台，歷時十六年的長征，其時間之長、數量之大、艱辛之巨，在世界文物史上堪稱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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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20年（1931）9月18日，日本在華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了東北三省，緊接著又逼近華北，平津形勢危急，北平故宮內的文物瀕臨險境。故宮博物院高層慮及故宮文物有被日軍炸毀或擄掠劫奪的危險，遂向（南京）國府提議搶運故宮國寶，盡速遷往南方儲藏。

易培基

國府考慮到這些珍貴的瑰寶，民族歷史文化中的精華，不能落入倭寇之手，乃指示故宮院長易培基，將院中文物，選其精華，擇其重器，集中裝箱，先運上海，再存放南京博物院。

民國22年（1933）1月上旬，日軍攻入山海關，平津危在旦夕。故宮博物院高層決議從1月31日開始，將已經裝箱的文物分批南遷上海。

故宮文物將南遷的消息在報紙上刊登後，一時間引起社會輿論譁然。有些人認為：故宮文物在兵臨城下之際運出北平，勢必會動搖人心，引起社會不安。這些人呼籲政府以保衛國土為重，以安定民心為重，停止故宮古物南遷。況且古物「一散不可複合」，不宜輕易他遷，以免散失。

1月23日，反對故宮文物南遷的人在「中南海」成立了「北平市民眾保護古物協會」，他們隨即發出通電反對故宮文物南遷。

面對此情，國府對文物南遷公開表態：「故宮文物是國家數千年的文化結晶，毀一件就少一件。人民留在北平可以協助政府抵禦日寇，文物留在北平只有被掠奪和毀滅的可能。國亡還有復國之日，而文化一亡，將永無補救。」

每天紫禁城外聚滿了來探聽消息的民眾，以文物是否出宮作為判斷時局穩亂的標杆。當年曾參與文物南遷的故宮人那志良在其回憶錄中寫道，「有人打電話來，指名要找哪個人，是不是擔任押運古物，當心你的命，」還聲言「要在鐵軌上放炸彈」。總之各種謠言、恐嚇一致壓向參與文物南遷事宜的人。

上述情況，在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給行政院代理院長宋子文的電報中皆有所反映：「于學忠(平津衛戍總司令)轉來各團體反對古物南遷函電，舉座大譁。似此情形，倘地方政府不積極負保護之責，物品一出宮門，即恐發生意外。至個人危險，早置之度外。手槍、炸彈、恐嚇信件，日必數起。 」

南京行政院遂密令京滬鐵路沿線地方派軍警保護；交通部也受命於事先給沿線各鐵路局下達指令，要各站除特別快車按時放行外，其他列車一律為故宮古物專車讓路。

【文物專列悄然開出北平】

〈集聚在午門前預備南遷的故宮文物〉

易培基與張學良（陸海空三軍副總司令）在香山「碧雲寺」晤談了一整天，商討南遷的具體方案。在易培基疲於奔命地統籌、指揮之下，經過幾個月的清點、裝箱工作，從幾十萬件故宮館藏中精選了20多萬件珍貴文物裝箱（註一），共13427箱又64包，其中包括歷代名人真跡、字畫和器具以及圖書文獻等。

民國22年（1933）2月5日，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一場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搶運最成功、歷史影響最深遠的文物大遷徙終於拉開了序幕⋯⋯⋯⋯⋯

當晚，張學良安排了嚴密保安，故宮至天安門、前門的長街上都實行了戒嚴。故宮博物院將第一批南運古物2118箱裝上板車，集中到太和門前。天黑以後，運出午門、天安門，再運到前門火車站。押運者全是一襲黑衣，軍警兩邊荷槍實彈護衛。故宮人那志良回憶說：「他們吩咐我們，要等到天黑才啟運。由幾十輛板車輪流運往車站，由軍隊護送，沿途軍警林立，板車在熟悉的街道上行駛，街上空無一人，除了車子急馳的轆轆聲之外，聽不到一點別的聲音，使人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伴隨著凌晨令人窒息的寂靜，伴隨「奇怪的感覺」，歷時16年，歷經南遷、西上、東歸、北運、遷台，被稱為世界文物史上「傳奇之行」的「故宮文物大遷移」終於邁出第一步。

吳瀛

一度躊躇不定的吳瀛（院長助理，古物審查會專門委員）在易培基多次苦勸下允諾出任總押運官，率第一批南遷古物出發。為了避免日軍襲擊，專列避開天津，由平漢鐵路南下，到鄭州轉隴海鐵路東行，達徐州後再走津浦鐵路，至南京浦口火車站卸車後，裝船運往上海。

然而，反對文物南遷的聲音從未停止過。當夜，北平的學生被有心人士煽動，聚集於前門車站，採取卧軌的方法極力阻止文物南遷。情急時分，張學良不得不親自出面勸説學生，才得以令列車放行。

故宮博物院對南遷的行程採取了嚴格保密的措施。民國22年（1933）2月6日清晨，在吳瀛的帶領下，第一批南遷古物專列駛出北平。專列共21節車，其中三節，為吳瀛和監視、押運人員及憲兵、警察官兵乘坐。除此之外，為確保南遷文物安全無虞，車頂四圍各個車口都架起機關槍，各節車上都布置了憲警荷槍實彈警戒。

專車每到一站，都有地方官派人上車招呼。車行沿線兩旁，逐段都有武裝馬隊隨車疾馳護衛。專列在夜間行進，都不敢鳴笛，遇重要關口時都熄燈駛過。車上所有司員，在夜間都和衣而臥，隨時準備起身應對不測。在土匪猖獗的徐州一帶，鐵路兩側的壕溝裏更佈滿了高度戒備的國軍官兵，為專列提供高度的保護。

第一批南遷文物安全運抵上海後，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批文物隨後陸續從北平發出，分別由馬衡、袁守和、沈兼士、俞同奎負責監督運到了上海。

這五批文物共計19557箱；故宮博物院13427箱又64包的文物 其中包括書畫9000餘幅，瓷器7000餘件，銅器、銅鏡、銅印2600餘件，玉器無數，文獻3773箱。 此外，來自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國子監等文博單位的數千箱文物精品，也在此次南遷之路。

文物原擬運到南京，但因南京文物保存庫尚未建成，南遷文物首先到達上海，儲藏在租界的臨時倉庫內。3月中旬第二批文物運送開始，直至5月15日，故宮文物分五批運送完畢。

日本關東軍對這批故宮珍寶文物南遷早已獲得情報。關東軍司令本莊繁曾密令特務在北平打探進一步消息，企圖在文物南遷途中派飛機炸毀。但最終因未能得到確切的情報，本莊繁的鬼計就胎死腹中。

就在第五批文物準備運送出宮時，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遭政界小人誣控「利用故宮寶物南遷之際，侵佔及盜賣古物」，國寶南遷因此而戛然而止。當確認第五批寶物安全南遷後，易培基憤然地辭去了職務。民國26年（1937），易培基在上海蒙受冤屈而辭世。

民國23年（1934）1月，馬衡接替易培基出任院長一職。馬衡在上海對文物進行清點，並且編印了《存滬文物點查清冊》。民國25年（1936）8月，南京朝天宮庫房竣工，存在上海的文物又分5批遷運至南京朝天宮的新庫房。 民國26年（1937）元旦，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

然而，故宮文物的輾轉之路並未僅止於此，更為坎坷艱險之路還未開始。

〈南京朝天宮庫房〉

【驚心動魄的文物大遷移】

《故宮守護隊隊歌》

巍巍故宮，古物攸同。

瑰姿瑋態，百代是崇。

殷盤周彝，唐畫宋瓷。

億萬斯品，羅列靡遺。

誰其守之，惟吾隊士;

誰其護之，惟吾隊士！

〈蘆溝橋－七七事變〉

〈平津淪陷後 日軍入侵北平城〉

民國26年（1937）7月7日發生「蘆溝橋事變」，中國全面抗日戰爭爆發。隨後，日軍由東北和日本本土兩路增兵，兵臨北平城下。7月28日，駐守北平的二十九軍宋哲元率部撤離北平，8月8日，大批日軍從廣安門，永定門，朝陽門等處進入北平城，這座古城迅速淪陷。

文物是一個民族文化歷史的凝結，是無法再造或複製的財富，北平是中國地上文物最集中的地區之一，也是遭受損失最慘重的地區。

北平故宮沒有轉移的文物，淪陷後遭到日軍嚴重的破壞。 據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戰後報告，故宮損失古物館文物191箱，文獻館1734箱，前秘書處826箱，頤和園89箱，古物陳列所113箱，總計2953箱。 1942年1月至1944年，在「日偽」強行舉辦的"獻銅"運動中，故宮有66口銅缸、1尊銅炮、91件銅燈等銅質文物2000多斤被日軍強行運走。

平津相繼失守後，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淞滬會戰），同時為摧毀中國之抗戰意志，從8月15日至12月13日（首都淪陷），對當時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城實施無差別轟炸。

〈運輸文物經過的重巒疊嶂的山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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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26年（1937）8月15日，日軍飛機轟炸了南京。南京告急，文物亦告急，形勢極為險峻。國民政府決定遷都重慶，並下令要求文物緊急裝箱，西遷已迫在眉睫。

根據戰時文物「宜散不宜聚」的原則，南遷文物分三條路線（南線、中線、北線）向西遷徙：80箱文物走「南線」，經長沙、貴陽，抵達安順，繼而接運到四川－巴縣; 7286箱文物走「北線」，經寶雞、漢中、成都，抵達四川－峨眉; 9369箱文物走「中線」，經漢口、宜昌、重慶、宜賓，抵四川－樂山。

這樣曲折地行進，著實是不得已而為之。 烽煙四起，哪裡能避敵就去哪兒，三路文物隨著戰局的推進，不斷變換著目的地。

〈南京淪陷第三天（12月15日），日軍在南京市內公開地搶劫〉

當時，從北平故宮南遷的珍貴文物，還有2953箱文物未及西遷，只得滯留在南京。 雖說在抗戰勝利后，這批文物又自日方手裡追回，但是據《故宮文物避寇記》作者歐陽道達記載，接收的文物少了178箱，究竟這178箱裡是什麼寶貝？落在誰的手裡？已經成了一個永遠的謎。（註二）

民國26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日軍進城，將朝天宮庫房來不及搬遷的文物移至北極閣藏匿，將朝天宮屋脊上的裝飾物"吻鸱"拆下佔為己有，將國學圖書館的檔案和圖書或掠或燒...... 。如果當時故宮文物沒有及時轉移，一旦落入敵手，後果不堪設想。

〈文物遷徙水陸並進示意圖〉

〈南線：南京—>漢口—>長沙—>貴陽—>安順—>四川巴縣〉

馬衡

〈南線〉是第一批計有80箱極品文物輸送。民國26年（1937）8月14日，在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的監護下遷離南京，沿長江至漢口，再由鐵路運抵長沙，存放於城郊湖南大學圖書館的地下室。  這批文物中包括甲骨文、鍾鼎、碑拓，還有范寬的《溪山行旅圖》、李唐的《萬壑松風圖》、吳道子的《鍾馗打鬼圖》以及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等一些名家字畫及書法等曠世珍藏。

為了安全起見，馬衡決定在圖書館附近的山邊，開鑿山洞來貯存文物。山洞鑿好卻又接到情報，日軍將在近期大規模轟炸長沙。文物立即向戰火還沒有燒到的貴州轉移。這個決定是如此正確而及時，離開長沙僅3天，湖南大學圖書館便被日軍的飛機炸燬了。

民國27年（1938）春，得到上級批准后，文物走陸路開始向西南方遷移，行政院指定文物車隊繞道桂林以避開湘西土匪，再由廣西轉向貴州，最後安置於貴州－安順的華嚴洞，並成立故宮博物院安順辦事處，任莊尚嚴為負責人。 6年之後，民國33年（1944）湘桂會戰，桂、柳失守，危及貴州，這批文物又於當年12月遷至四川－巴縣飛仙岩，一直到抗戰勝利。

〈中線：南京—>漢口—>宜昌—>重慶—>宜賓—>四川樂山〉

杭立武

第二批文物西遷走的是〈中線〉，當時日軍已兵臨南京。直接得到蔣介石批覆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總幹事杭立武，臨危受命成為此路線搶救文物的負責人。民國26年（1937）11月19日及12月9日，第二批西遷文物9369箱分別由「江安」輪和「黃埔」輪從水路自南京運往漢口，轉到宜昌，分批倒換小輪船，穿過三峽，於民國27年（1938）5月運到重慶。因重慶屢遭日軍轟炸，又經宜賓於民國28年（1939）9月運抵四川－樂山安谷鄉古佛寺和6座祠堂存放，同時成立故宮博物院樂山辦事處，歐陽道達為負責人。

第二批是西遷文物中數量最大的一批，以陶瓷器為主，不僅有商周、西周陶器，還有隋唐時期的白瓷和三彩陶，另外還包括巧雕和文玩精品。

〈北線：南京—>徐州—>鄭州—>西安—>寶雞—>漢中—>成都—>峨嵋〉  

第三批文物於民國26年（1937）11月20（15）日走〈北線〉；從南京出發，經津浦鐵路到徐州，再經隴海鐵路到鄭州、西安，再轉寶雞，最後經漢中至成都。〈北線〉是三條線中最艱苦而驚險的，因為完全是陸地運輸，路上不僅要防備敵機的轟炸，還遭遇了日本間諜和漢奸的暗算與破壞。

這批文物主要包括故宮館藏書畫和玉器，以及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國子監的文物共7286箱。專列除了有配備精良又精幹的押運軍警，還有一個由12名情報、行動和偵察專家組成的特別護衛組隨行。

這批文物遷移一波三折：途中於鄭州曾遇日軍飛機轟炸，運送文物專列開入一個廢舊貨場才得以倖免；在冰雪泥濘中翻越險峻的秦嶺向漢中轉移，近300輛汽車往返300多次，費時48天才把7000多箱文物運到漢中。

漢中至成都由於天氣惡劣，路況險峻，有時一段山巖棧道長2里路，來回傳遞一趟文物卻需要兩三日，這段運輸前後花了10個月時間，直到民國28年（1939）3月才完成。又因成都當地氣候潮濕，多雨多霧不利於文物保存，且鄰近重慶，7月，這批文物又從成都開始往「峨眉山」深處搬遷，藏於萬年寺藏經閣的大殿中，同時故宮博物院峨眉山辦事處成立，那志良為負責人。

在整個文物分五批南遷、三批西遷的過程中，需躲過日軍的轟炸、土匪的攔截、虎狼的威脅、道路的險峻、特務的跟蹤等千難萬險。在運送過程中，故宮職員在參與文物保護的同時，還要展開清點、索引編目工作，以保證文物數量無一疏漏。他們之中有為文物獻身的，也有蒙受不白之冤的。特別是文物西遷的過程輾轉曲折，且意外頻發。

民國34年（1945）8月，抗戰勝利後，分散在四川－巴縣、峨嵋、樂山的三批文物遷移匯聚至重慶枇杷山，等待長江水漲，能行大船，「即從巴峽穿巫峽」，越長江三峽運回南京。

民國35年（1946）1月,文物開始陸續地運回南京。民國36年（1947）12月9日，當年從北平運出的國之瑰寶在各省流落長達15年，終於又集結於南京。第二年春天，勝利後的第一次文物展揭幕，人們從四面八方趕來欣賞這批歷經戰火，卻毫髮無損的國寶。

日寇雖驅，赤難已至。民國35年（1946），國共內戰爆發。南京朝天宮裡驚魂未定的故宮文物，即將面臨著另一次更為驚險與意義非凡的歷史性戰略大轉移。僅僅一年之後，它們中的精華踏上遠去台灣的旅程，並且再也沒有回來。

據《蔣介石日記》研析，徐蚌會戰後，蔣介石就已經考慮撤退地點事宜，擬將中華民國撤到隔海相望的海南島或台灣與大陸的中共對峙。民國37年（1948）秋，蔣介石與幕僚討論研究過將故宮寶物如何遷台事宜。

據檔案記載，民國37年（1948）12月，教育部次長杭立武收到兩封信，一封是來自總統府的公文，公文中蔣介石表示已請海軍軍艦押運3000箱文物赴台；另一封是蔣介石祕書周憲章的信函，信函提及讓杭立武負責運台文物。

民國37年（1948）12月22日，中鼎輪裝載著第一批772箱文物（其中包括320箱故宮博物院的皇家收藏）駛向台灣。為了多裝文物，很多家屬被海軍司令桂永清勸下了船。該輪船於12月26日安全抵達基隆。

民國38年（1949）1月6日，由招商局調派「海滬輪」運載3502箱文物，其中故宮文物有1680箱，1月9日到達基隆。

這是遷台文物中最多的一批：不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銅器，還包括全套文淵閣《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共七部，故宮文淵閣所藏是第一部，也是繕寫得最為完整的一部。這批運走的青銅器和瓷器後來成了台北故宮的鎮館之寶。

民國38年（1949）1月29日，第三批文物由國防部海軍指派「崑崙號」運輸艦載運，原初步決定運送故宮文物1700箱，但由於艙位緊張，以致有728箱無法裝艦。因此航兼執行其它任務，直到2月22日才抵基隆。

最後兩次的文物運輸是走空中飛行路線。民國38年（1949）11月29日，重慶白市驛機場，國府303、369號飛機載著38箱河南博物館的文物沿昆明、海口一線飛往台北松山機場。此次飛運是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在得到蔣介石「不惜一切代價搶運」的命令後採取的緊急行動。

12月9日，當時畫家張大千帶著78幅私藏敦煌臨摹壁畫，乘坐西南長官張群的坐車急奔成都新津機場，但飛機早已超載，無法再容納壁畫的重量。情急之下，杭立武主動丟棄自己畢生積攢的二十幾兩黃金，換得壁畫登機，乘客數人下機，條件是張大千赴台後須將這78幅壁畫捐給國家。日後，張大千果不食言。

從民國37年（1948）12月21日至民國38年（1949）12月9日，故宮國寶(文物)經歷了五次海、空遷移，最終將38萬件文物與30萬件古籍善本安全運送到台灣。 遷徙來台的文物，起初是借放在台中霧峰的糖廠倉庫。民國39年（1950），霧峰北溝庫房修築完工，全部文物入庫存貯。民國42年（1953），再於北溝庫房附近山地開建小規模山洞，以備必要時緊急收存最重要的文物。北溝山洞庫房呈U字形，內部約可容納文物600箱。

此後15年間，故宮與中央博物院合組聯合管理處，逐箱逐件清點遷台文物，並編製詳細目錄。 民國54年（1965），位於台北外雙溪的故宮博物院落成，北溝庫房文物開始北運，讓文物更完善的公開陳列。

由南京遷往台灣的文物中，2972箱屬於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物所有。其中古物1434箱，圖書1334箱，文獻204箱。南京還存有11178箱故宫文物，其中大部分在五十年代運回北京故宫，剩下两千多箱仍暫存南京至今。

雖然運台的文物若是以箱為計數，僅占南遷箱數不到四分之一，但仍多達數十萬件。最主要的是，台北故宮多是精品重器，具有重要歷史文化價值；若以質論，南遷文物中的精華，大部分已運到台灣。其中玉器就有11445件，如新石器時代的鳥紋玉飾、清代的翠玉白菜⋯等，這些都是無法估計其價值的國寶。

小子痛恨日本當年恃強凌弱的土匪行為，讓承載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國脈的國寶文物橫遭如此大的劫難。小子更對當年歷盡艱辛，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去護衛中華文化遺產的諸多仁人義士鞠躬致敬。

〈台北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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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故宮的專家們就已經找到北平的古玩商人，並從他們身上學會了文物裝箱的方法：選用長三尺、寬高各一尺半的木箱來裝文物，每件文物在裝箱前都要用紙、棉花、稻草層層包裹，再用繩子緊緊捆住，避免路途的顛簸擦掛造成損毀，對於字畫這類文物，還需用油紙包裹以防進水。

註二：儲存於南京的北平故宮文物總數為19557箱。 南京淪陷前，國民政府搶運西遷走逾1.6萬箱，未及運出的還有2953箱。 日軍入城后，立即將其置於魔爪之下。 1938年6月，日軍特務機關命令打開了玉牒、紅檔、實錄541箱、普通檔案1217箱、圖書類475箱和地圖類15箱等，並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清點。 這些故宮文物多是珍貴的國寶，其中有康熙、乾隆年間西洋各國進獻的各種精美工藝品，以及 《大清實錄》、玉牒及清宮內務府檔案。 日方劫走與損壞了其中許多珍貴文物，直到戰後，北平博物院「南京分院」才找回2775多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