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認識徐宗懋，但是我的看法與立場與他相同。馬英九政府是作繭自縛，缺乏道德號召與正當性，也沒有了主義與中心思想，也沒有可靠的「口與筆」的隊伍在旁支持，一旦黔驢技窮，被看破手腳，豺狼虎豹之徒，必定大幹快上，大快朵頤而後之。

從衝撞立法院開始，破窗效應已經形成。放眼望去，幾乎已經沒有人願意站出來捍衛政府，維護台灣，保衛中華民國。更多人選擇袖手旁觀，這是台灣理性溫和中道力量的挫敗，

然而，要振衰起弊，其實也是一念之間。就看有無有擔當的繼任者可以扛起來，以較高的領導高度重塑道德正當性，組建堅強的理論與宣傳隊伍。如此，民意很快再次彙聚，一個強大的執政團隊就會出現了。接著在民間尋找支持社會力量，把他們組織和動員起來，上下齊心，成為推動重大政策的龐大力量，並讓激進者陷入道德和權力的被動。

其實，支持「中道理性，兩岸和平」的民意基礎一直都在。而且在歷次選舉中屢次證明他們的存在。

徐宗懋專欄－再論如果我是馬英九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428000708-260109

如果我是中華民國總統，在面對學運時，我不會把學生頭頭當小孩子，事實上他們也不是，而是會尊重他們所主張的公民責任，貫徹法治原則。儘管如此，我會萬分重視學運所反映的深刻的社會和政治矛盾，全力解決，讓台灣在全世界的競爭中，取得最大的優勢。

首先，在解決社會和政治矛盾的過程中，政府的合法性是一切的基礎，我是人民直選出來的，具有必然的合法性，但只有選票仍然不夠，每一刻的耕耘也是重要的。人民是否信任我，在於我是否提出國家的道德終極目標？我是否堅持邁向目標的原則？以及我是否有達成任務的能力？這一切都決定於我的勇氣以及鼓舞人民自信心的能力。

中華民國憲法主權包含中國大陸，我們追求在中華民國憲政民主精神和條件下，實現全國統一的目標，這和台獨所指的被中共併吞的統一，意涵是截然相反的。因此，如果我主張「不統、不獨、不武」，顯然是以中華民國總統的身分，接受了台獨對統一的解釋，不僅違反憲法，自我削弱了執政的合法性，而且反映了我怯弱的心理品質，這無疑是失敗的原點。

由於我實質上鼓勵和確認了台獨的合法性，任何有關於促成兩岸交流合作的舉措，看起來必然是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反而台獨取得道德的正當性，必然顯得理直氣壯，少數激進團體更勇於衝撞體制，我因為缺乏道德的正當性，必然不敢強硬反制，只能不斷以退讓換得一時的安寧。

然而，我的致命弱點很快就被對手識破，他們摩拳擦掌，輪番上陣，不管是真正的人格者，或是幾個打著公民旗號的小奸巨滑，或者不知從何而來的山寨版人權鬥士，他們一、兩次遊行衝撞，都能輕易地嚇退龐大卻沒有道德正當性的政府，讓重大政策完全停擺。這時，連我的支持者都搖頭而去，他們知道我的政策是對的，卻再也不相信我有解決任何問題的能力。

如果我是中華民國總統，絕對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不會讓人民白白的投票給我。我是中華民國總統，也是中國國民黨主席，首先，一定會自稱為中國人。有人說，如果這樣，可能一開始連總統都選不上，這正是典型的畏怯心理，可以在某種環境條件下蒙混過關，但絕對經不起嚴厲的考驗。稱自己為中國人，不僅符合中華民國憲法，即使就政治效應而言，我們的中國人主張可以同時包含中國人與台灣人兩種認同，台獨的主張是將中國人與台灣人認同徹底切割，就算以最簡單的算數來說，顯然我們的政治的擴張能量是比較大的。

我當然會面對各種無情的羞辱和謾罵，但我絕不卻步，相反地，我會把種種羞辱和謾罵作為展現政治品質的機會，從而爭取了更多的人心。由於我堅定不移，人民也對我逐漸產生信心，我的合法性鞏固了，不需任何廣告花招，媒體會自然靠到我這邊，政府官員講話也變得理直氣壯。

我在挑選行政首長時，不僅看知識和操行，也重視他們的政治能力，也就是推動政策時，能夠有效處理群眾政治性反應的能力。我會特別不喜歡一些詭計多端有術無學的幕僚，請他們快點離開，以替換成真正有思想有才幹的人士。慢慢地，3、4年間，一個強大的執政團隊就會出現了。接著，我會在民間尋找支持社會力量，把他們組織和動員起來，上下齊心，成為推動重大政策的龐大力量，並讓台獨陷入道德和權力的被動。

宣傳反服貿的文化和產業人士，大多是過去曾有光榮歷史現在卻走下坡的業者，他們不是真正社會弱者，而是面臨競爭淘汰的業者，故意煽動恐懼心理，實行保護主義。我會直接把社會支持服貿的業者組織起來，尤其邀請兩岸和國際貿易的成功者，組織顧問團，宣傳開拓大陸市場的成功經驗，目的在於傳布成功的經驗，以及勝利樂觀的社會氛圍，讓人民能更有自信，開放自己，走向大陸，走向世界。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