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一張地圖上

文╱龍應台

我的名字裡有個「台」字，你知道，「台灣」的「台」。

我們華人凡是名字帶著地名的，它像個胎記一樣烙在你身上，洩漏你的底細。當初給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單純地想以你的名字來紀念他們落腳、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長大以後，人們低頭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為本地人，在這裡生生世世過日子，一切理所當然、不言而喻，沒理由在這地方特別留個記號說，「來此一遊」。紀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來軌道、不同尋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輩人裡，你會碰到不少女孩叫「麗台」或「台麗」，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這「台」字一亮出來，你就猜出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國內戰中陸陸續續流浪到這個島上的外地人。嬰兒的哭聲，聽起來像雨後水溝裡牛蛙的鳴聲，那做父親的，把「台」字整整齊齊用黑墨寫在紅紙上，你可以想像那命名和寫字的手，在一個勉強遮雨的陋屋裡，門外兵荒馬亂，一片倉皇，寫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顛沛流離的困頓，也表達了對暫時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計程車，不妨看一下司機的名字。我每次看，每次都有發現。有一回，碰見一個「趙港生」。

嘿，「港生」啊，你怎麼會在台灣開計程車？

只要你開口問，他就「啪」一下，打開一個流離圖。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動亂中從滇緬叢林輾轉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調景嶺難民營去，一兩萬難民在荒山上那A字形蓋著油布的木棚裡戰避風雨。你知道，難民營裡也是有愛有情有慾的；港生，就出生在調景嶺那遮雨棚下。兩年以後得到入境許可，來到台灣，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台生」反而在香港做生意。

你知道香港影星成龍的本名是什麼嗎？如果我告訴你，他叫「陳港生」，你可以猜到他身世的最初嗎？稍微打聽一下，你就會知道，他的父親房道龍，在戰亂的一九四七年隻身離開了安徽和縣沈巷鎮的老家，留下了妻子兒女，隨著戰爭局勢的漂洗，最後到了香港，改名換姓之外，另外成立家庭，生下的男嬰取名「港生」。和他安徽妻兒的那一邊，是一個生離死別的悲劇，和成龍這一邊，是個患難興邦的傳奇。

今天我從台北的青島東路到太原路，碰到的司機，名牌上寫的是「問中原」。

「問中原」？

中原，是一個地區，指的是中國的核心腹地；它更是一個概念，指的是中國的文化和權力道統。姓「問」名「中原」，激發的想像就是一個氣勢萬千、躍馬中原的光復圖騰。他的父母是江蘇高郵人，在洪水般的人潮亂流中擠上了船，渡海來到高雄，孩子在港口就落地了，取名「中原」，父母把重新收復故土的悲壯期待，織進了小小孩兒的名字裡。

在台北街頭，你只要有一點好奇，開口敢問，一問就是一個波瀾湧動的時代傳記。戰後這一代「台兒」，你幾乎可以說，整個人就是一枚會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打開的歷史地理課本。

我這「台妹」所居住的這個城市，叫做「台北」，更絕了，它是一張大大攤開的中國歷史地圖。地圖有多大？橫走十六公里，直走十七公里，就是一張兩百七十二平方公里大的地圖。

為什麼稱它「歷史地圖」？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歐洲全圖，就是一張「歷史地圖」，它裡頭的「奧匈帝國」，現在沒有了。台北城這張街道大地圖上的中華民國，是一個時鐘停擺在一九四九年的歷史地圖。

你把街道圖打開，靠過來，跟我一起看：

以南北向的中山路、東西向的忠孝路畫出一個大的十字座標，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塊，那麼左上那一區的街道，都以中國地理上的西北城市為名，左下一塊，就是中國的西南；右上那一區，是中國的東北，右下，是中國的東南。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國地理，找「成都路」、「貴陽路」、「柳州街」嗎？往西南角去吧。找「吉林路」、「遼寧路」、「長春路」、「四平街」嗎？一定在東北角。要去寧波街、紹興路嗎？再笨也絕對不會往「西藏路」那頭去找。「甘州街」、「涼州路」、「哈密街」、「蘭州路」、「迪化街」，哈，猜猜看他們在哪個方向？

我們很多人對國民黨的過去的統治歷史是有反感的，我們都說，你看，打仗打敗了，逃到這個島上，便淘空了本地人的記憶，把中國地名強加在台北城上，滿足自己「勿忘在莒」的虛幻想像，充分殖民主義的嘴臉，可悲可惡。

我一直也以為統治者把台北變成一個中國地圖，是一九四九年的一個傷心烙印。失去了實體的萬里江山，就把這海角一隅畫出個夢裡江山，每天在這地圖上東南西北走來走去，相濡以沫，彼此取暖，也可以用來臥薪嘗膽，自勉自勵。

做了一點探索之後，我大吃一驚，唉呀，不是這樣的。你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竟然會錯。

原來國民政府在日本戰敗以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頒佈了「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要求各個地方政府在兩個月內把紀念日本人物、宣揚日本國威的街道名改正。學者還會告訴你，其實用「改名」來稱，是錯的，因為日本人的都市規劃不用街名，只有街廓名，所以一九四五年光復以後，台北的街名不是被「改名」，而是被「命名」。

命名的最高指導原則，就是要「發揚中華民族精神」。

一九四七年，是一個上海來的建築師，叫鄭定邦，授命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張中國地圖來，浮貼在台北街道圖上，然後趴在上面把中國地圖上的地名依照東西南北的方位一條一條畫在台北街道上。

鄭定邦又是哪兒來的靈感呢？

不奇怪，因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國省分和都市來命名的；南北縱向用省分，東西橫向用城市。

把整個中國地圖套在上海街道上來命名的這個「靈感」，又是哪裡來的呢？

那更好玩了。一八六二年，英美租借合併成公共租借，各區的街道都得改名，英美法幾路人馬各說各話，都堅持保留自己原來的街名，英國領事麥華陀於是訂了「上海馬路命名備忘錄」，乾脆用中國地名來命名，以免白人內訌。上海街道，從此就是一張攤開的中國地圖。

讓我意外的是，甚至連「建國路」、「復興路」這種充滿政治企圖的命名，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之後國民政府給上海街道的名稱，而不是為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北所量身訂做的。

　所以台北城變成一張中國大地圖的時候，國民政府根本還不知道自己會失去中華民國的江山。一切竟然是歷史的意外佈局：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崩潰而撤退到這個島，以這個島作為「反攻大陸」的基地，把「光復河山」變成此後最崇高的信條，而台北的街道以完完整整的「河山圖」大大地張開，接受這個新的歷史命運到來。國民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正式遷台在台北辦公以後，就更詳細地把大陸的地名慢慢填了進來。

我，和我的同代朋友們，就在這樣一個已經搭好的歷史架構裡，在這樣一張浮貼掃瞄的歷史地圖上，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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