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政亡國的悲劇皇帝－明朝崇禎皇帝（三）

痛恨結黨，反致黨爭日熾；頻換閣臣，反為奸臣所誤

       崇禎初年，奄黨遭罷斥，入朝之內閣閣臣多為東林君子，史稱「東林內閣」，較其著者有李標、錢龍錫、韓爌及劉鴻訓等四人，崇禎皇帝在他們輔政下，先後平反冤案、頒布「欽定逆案」以懲治奄黨、對軍政弊端進行部份整飭、撤回監軍宦官並停止派遣旗校偵查邊事之舉；一時朝政頗有起色。但崇禎其生長背景，歷經萬曆末期及天啟年間朝中長期且激烈的黨爭，從此在心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因而他深恨朝中大臣結黨，且崇禎帝本身性格固執、多疑，遂與「東林內閣」逐漸產生衝突，導致閣臣一一遭到罷黜。首先遭崇禎罷黜的劉鴻訓，其性格剛直且勇於任事，僅因劉鴻訓一句「皇上畢竟是沖主」，與崇禎產生嫌隙，後即藉故將鴻訓議罪，原欲處死，幸在大臣營救下始改為謫戊，這是第一位折損的「東林內閣」成員，劉任閣臣時間僅為半年而已。崇禎二年十月，皇太極率後金軍進薄北京城，袁崇煥遭下獄，與東林為敵者藉機紛紛上疏謂袁崇煥之罪行皆為錢龍錫所指使，崇禎皇帝乃命龍錫回歸故里，隨後又將他下獄議罪，下場同樣是遣戍。崇禎三年元月韓爌也引疾致仕；是年三月，「東林內閣」最後一位閣臣李標終於也上疏乞休，至此，東林內閣徹底瓦解，朋黨之爭又起；最後黨爭勝利者多為善於逢迎的官僚與奸佞柔順之小人，在如此循環之下，直至明亡。        

        崇禎年間閣臣如走馬燈般更替，十七年間共更換了多達五十位，故有「崇禎五十相」之譏。著名明清史專家孟森便在其著作「明清史講義」中提及：「宋開國至元祐初百三十年，至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為相時，始為五十一人。…，而崇禎中則置相如奕棋，十七年恰得五十人。再論其人格，…，入奸臣傳者有溫體仁、周延儒二人。明史奸臣傳除馬士英之奸，在北都亡後，其餘只有胡惟庸、陳瑛、嚴嵩三人，佔二百數十年，十七年獨得奸臣二人，亦極見促亡之效。」也就是說崇禎朝不僅更換閣臣數量之多，歷史上罕有其匹；就是重用奸臣之比例，在歷史上亦是難得一見，更印證崇禎無知人之明；其中溫體仁、周延儒二人便是最受崇禎皇帝重用之首輔，在十七年間他們兩位恰是唯二久任其位的閣臣（周延儒兩次入閣，共在任六年；溫體仁任閣臣更長達八年），在關外大清強敵窺伺且不時內侵之威脅下，在中原大地烽火時起流寇蔓延之關鍵時刻，周延儒與溫體仁兩位首輔只務逢迎揣測皇上的心意，排擠正人君子以鞏固自己權位，對於大清與流寇提不出任何對策，終使大明江山潰爛而無法收拾。當然崇禎皇帝的責任也是無可推卸的，他猜疑多變而不能推誠納諫，他汲汲邀譽而事敗諉過於下，他吝於獎賞而果於誅殺大臣。故百官人人自危、文過飾非，惟有善伺君意、逢迎柔順之高手，才能得到寵信，久居閣臣之位。   

        崇禎十七年初，崇禎皇帝在位的最後幾個月，也是李自成率軍即將攻入北京的前一刻，崇禎還連換兩個首輔，新用五個閣臣，但明朝氣數將盡，更換再多的首輔與閣臣已無濟於事。我可以體會崇禎帝即將自縊前所說：「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的無奈心情，但崇禎帝本身急於求治，講求速效，求治不成則歸罪或誅殺閣臣；於是再有能力的閣臣也無法勇於任事，更換閣臣成了家常便飯，留下來的閣臣皆是善於逢迎上意的奸臣及庸臣；無止盡更換閣臣的結果便是崇禎愈頻頻更換閣臣，中樞政事就愈趨紊亂與敗壞，同時也加速明王朝的覆亡。

『政值小心得』：

        崇禎皇帝以其生長背景，極為痛恨朝中大臣結黨，即位後並力求防範。但崇禎此種心理為臣下所掌握後，便有大臣加以利用，作為攻訐其他朋黨之藉口，且無往不利，像溫體仁即是箇中高手。就如韓非子「主道」篇所說：「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也就是說若君主好惡太過明顯，臣下自會雕琢君上之心意，並逢其所好，君主反會成為臣下利用之對象；唯有君主不表現其愛憎好惡，使臣下無法自衿才能，以異於他人之作為贏取上位寵信，如此君主才能看到臣屬真誠質樸的本性，不為其矇蔽。崇禎皇帝即位後一心想革除朋黨相爭之弊，凡其認定結黨者，皆立予重懲；認定無黨者，皆立予重用。但崇禎並未深思「無黨者」乃以「無黨」作為排除異己之手段，贏取信任；其實他們本身還是有黨者，只不過崇禎遭矇蔽不知而已。如此循環之下，黨爭在崇禎朝反愈烈，閣臣更換也愈頻繁，有作為的大臣皆遭排斥而去，留下來受重用者僅為周延儒、溫體仁之流，國事每下愈況也不足為奇了。

        崇禎朝的名士劉宗周曾於上疏勸諫崇禎皇帝時，寫下一段話，可為崇禎一朝頻換閣臣，國事日非作一最佳註解：「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醞釀而為功利；功利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不已，流於猜忌；猜忌不已，轉為壅蔽。」崇禎帝求速成、講功利；不成則以刑名加於臣下，以猜忌疑眾臣不可用，如此之下諸臣各求自保、無所作為，自然下情壅蔽而無法上達，崇禎中興之夢真的僅是「夢」而已。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