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一朝不僅東北邊境有旭日東昇的強敵後金（崇禎九年，皇太極稱帝改後金為大清）虎視眈眈，腹心之內更有屢仆屢起的農民起事，且兩者屢次相互配合，每當剿滅農民起事大致底定之時，清軍就越過長城，飽掠京畿之地，導致河北、山東之地皆為殘破，崇禎皇帝為應付此危局，又不得不將在中原剿流寇之重兵撤回，以應付清軍入侵。在此同時，農民軍又取得喘息壯大機會，如此循環，明軍對清軍愈無力對抗，農民軍則愈勦愈盛，山河悲歌，大明欲求不亡而不可得。

        先從腹心之患農民起事說起，天啟七年，陜西澄城縣的農民首先揭起了造反的大旗，各地紛紛響應，全陜遂無寧土。陜西之所以成為農民起事的大本營，天災與人禍兩者兼有之；根據記載，遠至萬曆朝四十八年間，陜西一省有災荒記載的年數即已超過二十五年之多，天啟、崇禎朝時更是天災不斷，陜西各地災情已到人皆相食、食樹皮已盡、繼之掘石塊吞食而死的慘狀，有不願坐以待斃者，只有輾轉為盜；加以地方官員田賦攤派毫不放鬆，追索益急，人民飢寒交迫，官府仍要敲骨吸髓，民變的激起只是時間的問題；還有自萬曆年間遼東戰事爆發以來，軍餉逐年拖欠，且愈趨嚴重，到崇禎初年，不少地方已拖欠軍餉長達三年，逃卒、叛卒大批譁變，亡命於山谷間，倡飢民為亂。當時戶部侍郎南居益便分析「大盜蜂起」的原因：”皆緣飢軍數數鼓噪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數載以來，養成燎原之勢。構成造反大軍的份子除了饑民、難民、叛卒、逃卒外，還有一種是驛卒，這是崇禎二年為節省經費，裁撤驛站所致，被裁撤的驛卒中，最大名鼎鼎的便是後來覆亡明室，攻入北京城的闖王李自成。天災人禍兩者相互激盪下，剿無法盡剿，撫又無能力盡撫，而加派日益沉重，群盜遍及秦中，全陜遂無寧土。

        農民起事初期，流寇意在填飽肚子，凡遇官軍，非避即逃，其後有企圖心者加入後，便志在覆亡明朝，其中最為大家熟知者便是李自成、張獻忠，尤其李自成粗識字，有勇略，百折不橈，能籠絡屬下，崇禎十一年雖在洪承疇、孫傳廷圍剿下，幾乎覆滅，僅餘十八騎逃往商洛山中；同年，張獻忠所部亦受撫；自此，陜西各部農民軍幾被翦滅殆盡，似乎平定流寇已是功成在望。但該年底清軍又內犯京畿，崇禎帝乃決定調洪承疇、孫傳廷入援京師，給予李自成喘息的機會。不久，張獻忠於谷城復叛，李自成所部從深山中走出，隨即突入陝西，農民起事之勢遂無法遏制，即便主張「四正六隅十面網」策略且深受崇禎寵信的兵部尚書楊嗣昌親自督師，也無力回天。崇禎十三年李自成進入河南，力量迅速壯大，十四年初攻破洛陽，那位萬曆年間引起沸沸揚揚「爭國本」案的主角，也是崇禎皇帝叔父的福王朱常洵被殺；崇禎十五年李自成軍三次圍攻開封，雙方互決黃河，致使古都開封盡成廢墟，時人稱：「汴城（即開封）不守是無河南，河南不保是無中原，中原不保則河北之咽喉斷，而天下之勢甚可憂危也。 」此後李自成在中原與明軍之爭戰，已取得戰略主動地位，即便崇禎再度啟用曾大敗李自成的孫傳廷督軍也於事無補，自成軍遂於崇禎十六年底攻入西安，掌握了湖廣西北部、河南及陜西大部，十七年元旦，李自成在西安建國稱王，國號大順，年號永昌，並於元月八日率大軍朝北京進發，明朝滅亡的日子已是指日可數。

        除了內部的流寇之亂外，亟欲取明代之的大清也步步進逼，自從袁崇煥死後，崇禎再度啟用老臣孫承宗督師，收復了關內四城，並修築大凌河城以為防禦，惟不久承宗遭罷而去，往後東北邊事只能處於守勢的地位。皇太極為穩固後方，也先後收服了朝鮮與蒙古，並多次派兵繞道蒙古入塞，掠奪明朝人口與財產，造成中原地區極大的破壞。崇禎十四年三月，清軍包圍了錦州，並以遍挖深壕，做長期圍困的打算。錦州告急，薊遼總督洪承疇親率十三萬大軍救援，這是明朝最後一次對東北的大規模用兵，洪承疇主張「以兵護糧餉輜重，由杏山輸松山，再由松山輸錦州，步步為營，以守為戰。」，惟在崇禎的屢次急令催戰下，承疇不得已進兵，致使糧草為清軍所奪，並遭清軍切斷與後軍之聯繫。在軍心不穩下，將領相繼後逃，承疇僅以萬餘人退守松山城；崇禎十五年二月城陷，洪承疇投降，堅守錦州的祖大壽亦被迫投降。從此，明軍主力喪失殆盡，再也無力抗擊清軍。崇禎十六年八月，皇太極暴亡，幼子福臨繼位，改元順治，在多爾袞攝政下，清軍正等待良機，進窺中原。

        面對內外交迫的局面，「攘外必先安內」實為明朝不得不然的選擇，崇禎皇帝也曾想過先與清議和，以挪出手來全力應付農民起事，當陳新甲任兵部尚書時，意在與清議和，也取得崇禎的幕後支持，惟議和之事一旦為朝中大臣所知，在輿論攻擊下，崇禎為避免承擔議和之責任，隨即「棄卒保帥」，諉過於陳新甲，謊稱自己不知情，並以清軍入關丟失城池之罪名，將新甲棄市，此後君臣諱言議和，明朝失去與民休養生息，全力應對流寇之亂的最後機會。當李自成佔據全陜，以西安為都，建國號大順，正舉大軍向北京進發之際，明朝另一個可以避免覆滅的機會出現－即遷都南京，再圖恢復，此時一向果於決斷的崇禎帝反而還在猶豫要不要南遷，汲汲邀譽的崇禎還在等待臣下主動提出遷都之議，就是要避免由他承擔主要責任。等到三月，李自成軍已進入京畿，遷都南遷之時機已稍縱即逝，崇禎只能以身殉國，成為亡國末代君王了。

「政值小心得」：

        中國歷代的外患主要來自北方邊境，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其軍事力量皆勝過中國，即便英明如漢高祖劉邦、唐太宗李世民亦不得不與北方強大的少數民族以和親或歲幣方式暫時取得和平，然後再徐圖之。明朝崇禎皇帝理應瞭解這些歷史的教訓，以「攘外必先安內」為重，但崇禎個人的面子與汲汲邀譽卻使與清之議和屢屢胎死腹中，明朝最後一線生機於焉喪失。

       明朝與清朝的對陣中，後期最重要的戰爭為明清松錦大戰，洪承疇主張穩健推進，而不貿然應戰，這應是當時戰力不振的明軍應對士氣高昂的清軍唯一的作戰方式，惟崇禎愚不見此，多次頒下命令催洪承疇速戰，導致明軍因糧餉輜重為清軍所奪而大潰，將最後的一點家當喪失殆盡，此後明軍再也無力對抗清軍，這正應了孫子兵法謀攻篇所說：「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其言不誣也。

       當崇禎十七年初，李自成大軍正自西安向北京進發之時，朝中大臣應對此一危局，提出南遷之議，即皇帝以親征為名，巡狩至南京，號召天下豪傑士紳募兵勤王，以長江為屏障，保存明朝生機；崇禎心中很願意，但仍因其性格的缺陷所致，他仍希望大臣主動提出此議，避免日後他在歷史上揹負罵名，因此南遷之策在君臣都不願承擔責任下，遂告落空。著名美國歷史學家魏斐德在「洪業」一書中評論此事：「崇禎帝拒絕了南遷的建議，既不遣太子去南京，他本人也不離京。這對後來滿清佔領北京時的情勢產生了深遠影響。滿清比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遂擁有他們缺乏的東西，由此接收了明朝幾乎全部漢族官吏，依靠他們接管天下並最後征服南方。崇禎帝的決定還導致諸多皇室宗親之繼承權利的曖昧不定，以致派系傾軋削弱了南明政權。」因此，崇禎雖以殉國取得後世的美名，但同時也葬送明朝延續下去的最後一絲希望。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