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實說，知道母校“廈門第四中學”與大同中學的淵源還是近些年的事。我的意思是，那時我們只是一群大人們為社會運動憂煩而無暇管顧的孩子。囫圇上了幾天小學，接著就莫名其妙地“停課鬧革命”了。當了幾年“造反派”哥哥、姐姐的“跟屁蟲”（其實是充當憂心父母的眼線）又糊里糊塗地被召回學校“復課鬧革命”，翌年就小學畢業了。

於是，我們這群來自“東輝小學”、“前衛小學”、“延風小學”三所學校的畢業班孩子，一起被打包，送進當時位於廈門市區的製高點、西山腳下夾在“信義裡”和“勵志裡”（現在叫勵志路）中間的一所空氣清新、景色秀麗的“廈門第四中學”… 哦對了，有好一陣子校方還讓大家用一個更響亮的名字：東方紅中學。

但，我們還是喜歡說自己是“四中的”。不為什麼，只是覺得這樣平易的叫法比較匹配那些不帶書包，把書本很瀟灑地別在腰間、打著赤腳走路去上學的孩子。

當時位於校園中心腹地，有一棟據說始建於1929年的二層樓、由多根石柱撐起長長走廊的“一字樓”（後來才知道“一字樓”是大同中學最早興建的校舍），於是成了我們這幫孩子朝夕相處、一起成長的地方：在那裡，我們一起渡過早請示晚匯報、只讀“小紅書”的鬱悶歲月；一起激情澎湃地用我們老師自己編譯的，誰也聽不懂的“英文”高唱國際歌…我們也很熱衷演樣板戲，集體開會空檔，都要來一下班級間的唱歌比賽。於是便有了某次因為文藝股長起了調，於是全體學生同聲高唱“沙家浜”中阿慶嫂的唱段：…壘起金星灶，銅壺煮三江，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慌得老師們大聲喝止…。

初中二年級時，一字樓又迎來另一批小伙伴——來自“長征小學”的“戴帽班”（那時有的小學不知何因，會越俎代庖，讓畢業班留在原校上初一。初二年才轉送中學，是為“戴帽”）。 “全盛”時期，我們這一屆有十個每班五十多人的“排”（學校軍事化，年段、班級都以軍中“連”、“排”稱謂）。

那時與一字樓對開的是校辦廠和學校食堂，那裡還有一口井，以方便飯後洗刷。

對我們這些初來乍到的小毛頭來說，這裡最具吸引的是那些近中午都會隨著空氣不斷散發過來的米飯香（只供應老師和少數住校學生）。那里肯定也是學生們怯於靠近的地方——停產的校辦廠房間裡還關押著當時的校長。

學生們走過時總會看到老校長那雙憂悒無助的眼睛透過木窗向外張望…

那食堂外的水井最終也因一位學校“走資派”的投井自盡而被封堵起來。

不久，又發生了一件事，使得我們原本不知愁滋味的日子，也隨著徹底改變。

那是一次醞釀了好些日子的戶外活動，全體同學都為此興奮無比：老師要帶領我們仿效偉大領袖暢遊長江，到廈大白城的海灘去游泳，以鍛煉我們堅強的體魄。

那天不知是計劃缺失還是老天突然變臉，活動中我們痛失了一位平日舉止挺溫文的同學。

隔天，我們全體同學在一字樓下的操場上集合肅立，為罹難的同學致哀送行。那個早晨天空陰沉沉的，還下著濛濛細雨：我們第一次感覺到了生命的脆弱和年少天真正悄悄地從自己身上逝去。

這些事兒都發生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

儘管後來學校慢慢地從十年動盪中逐漸步入正軌，一字樓也不再像之前那樣因為師生拉大隊到附近西山林間開政治批判會而放空無人。除了每學年一次短期的到工廠或郊區“學工、學農”，我們也開始了有正式教科書的日子。儘管當時通往高考和就業的路就如通往天堂，都是沒有門的。

我們還是努力學習并快樂著。雖有嚴苛的校規“在校不准談戀愛”的壓制，男女同學間的青春愛慕卻一直悄悄發芽…在短暫下鄉的共同生活間，在學校文藝隊的排練互動中，在男女同學表面互不說話卻默默顧盼交流的眼神裡…那時一字樓後方不遠的低窪處，有一大片帶著泥土味的“耕地”，我們每個班都有自己的一方“自留地”。豐盛時有瓜有豆有菜…我們不僅真的耕耘出了自己的一方“夢田”，畢業後也結褵了好幾對同學夫妻。

短暫的四年多同窗（當時學制為初中、高中各二年），從不曾有過外界物慾的影響和攀比，全身心的投入——這就是我們無邪的青春和同窗情誼。

歷盡幾十載人生風雨，走過異鄉萬水千山，我們都已到了各自的事業領域穩固、家中兒女成材的黃金收穫季節。被時代耽誤了學習機會的我們，卻很用心地培養了優秀的下一代。他們中有許多國內外名校畢業的各行各業專家、長才。我們可以很驕傲地說：我們讀的書不多，但我們努力為社會貢獻了一代優秀的孩子。

如今，早已年過半百的我們，再度相會在互聯網平台上的虛擬“一字樓”，情形有如那年剛踏入中學：有的仍舊“年少輕狂”，有的還是羞怯翼翼，有的依然正經八百…

四十年的情誼在歲月的追逐下兀自涓涓流淌，一字樓青春無恙。

恭祝我們母校的母校——大同中學90大壽，祝福我的高中75屆小伙伴們畢業四十年後情懷依舊精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