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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19 21:02:39瀏覽430|回應0|推薦4 | |
渝展民國卅一年九月,赴莫斯科及列寧格勒展覽的故宮文物,由蘇聯派遣專機載運,從阿拉木圖經蘭州,安全返扺重慶。同樣基於昭信的理由,特別在民國卅年十二月重慶所舉辦的第三屆「全國美術展覽會」中,展出這批赴蘇展覽的作品。直到展覽結束,才運回安順的華嚴洞儲放。 故宮文物第二次到重慶展覽,則是在民國卅二年十二月到卅三年一月間。此次展出全數為書畫,均提選自安順,名為「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書畫展覽會」,簡稱「渝展」(重慶市又名渝)。 根據故宮刊印並免費發放的《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書畫展覽會展品目錄》記載,本次展出總計有一九十六件,共佈置了三間展覽室,並分前、後二期陳列。舉凡東晉王羲之(321-379)〈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唐玄宗(685-762)〈鴶鴒頌〉、宋黃居寀(933-993後)〈山鷓棘雀〉、郭熙(約1023-1085)〈早春圖〉、文同(1018-1079)〈墨竹〉、黄庭堅(1045-1105)〈松風閣詩〉、徽宗(1082-1135)〈蠟梅山禽〉、大理國張勝溫〈畫梵像〉、宋人〈折檻圖〉、梁楷(13世紀前半)〈潑墨仙人〉、元趙孟頫(1254-1322)〈鵲華秋色〉、明沈周(1247-1509)〈廬山高〉、唐寅(1470-1523)〈陶穀贈詞〉等赫赫名蹟,俱在展出之列。 上述作品,現在很多已被納入國立故宮博物院國寶級的限展精品,基於維護珍稀文物的考量,平常絕不輕易選展。抗戰期間,能夠在大後方舉辦如此大規模的展覽,從今日看來,確實讓人驚訝與稱羨。當時任職重慶中央大學藝術系的名畫家徐悲鴻(1895-1953),即曾在民國卅三年一月八日的《新民報》上,發表〈故宮書畫展巡禮〉一文,大力稱頌此次展覽為千載難逢的機會。 重走故宮文物南遷路時,考察隊一行也特別前往位在重慶兩路口的中央圖書館,查看當年舉辦展覽的場地。事隔將近七十八年之久,圖書館的名稱已經改為「羅斯福圖書館」,內部也經過重新粉刷與裝潢,不復當年展覽室的空間格局,所以僅能夠憑藉想像,來模擬其大略了。由於大部分的房間均設有大型玻璃窗,推測當時應該是以布幔先行遮蔽,才有可能懸掛立軸類的作品。至於手卷、冊頁類的書畫,則可能是定製簡易的平櫃,讓作品平放展示。 展覽期間,由於重慶經常遭到敵機來襲,因此在展品目錄後面,還加印了七條「參觀須知」,最後一條即為:「如有空襲消息,請來賓退出。」放眼人類歷史,這樣的展覽說明,恐怕是絕無僅有的吧! 筑展重慶展結束後,故宮院長馬衡又同意貴州省主席吳鼎昌的請求,讓這批文物在運返安順途中,順道假貴陽市的貴州省立藝術館展出。展期自民國卅三年四月十二日至三十日,名為「北平故宮博物院在筑書畫展覽會」,簡稱「筑展」。(筑是貴州省會貴陽市的簡稱) 雖然「筑展」是利用藝術館的上、下二個層樓進行佈置,但因為展品實在太多,遂再分成前、後兩期,更換陳列。館方同樣發行了簡單的展覽目錄,封面印的是《故宮書畫展覽目錄》,內容羅列一九二件展品清冊,包括書法十四件、繪畫一七八件,並附書畫家小傳及作品說明。 很可惜這個位在科學路上的展館,後來難逃被拆除的命運。本次考察隊所走訪的貴州省博物館,則是民國四十七年於北京路另行新建的館舍,已非當年同一地點了。 考察隊在六月六日於貴陽召開的座談會上,根據當地藝文耆老戴明賢的追述,進一步瞭解到,當年的貴州省立藝術館館長陳恒安,本身也是位詞人和收藏家,正因為他積極向吳鼎昌主席建議,才會促成這次大規模的「筑展」。而且展出前,還獲得貴陽商家的熱烈響應,出借櫥窗箱櫃,用以陳列手卷、冊頁類的小件文物。展出時,在貴州造成極大轟動,無論喜愛文物字畫的當地人,以及因抗戰而滯留貴州的外地文人,都紛紛前來觀覽。 G-1q[1]xK‑ 貴陽與故宮文物結緣,除了這次的「筑展」,其實民國廿七年二月至廿八年一月間,貴陽曾經短期安置過第一批南遷的文物。本次考察團也前往六廣門,探訪當年充當臨時庫房的毛公館舊宅。原址雖然還維持著二層樓磚瓦建築的初始樣貌,但已經相當殘破,四周並被任意搭蓋的違建物包圍,顯得凌亂不勘。爲此,考察隊乃特別向市管單位提議,希望儘快將毛公館列入南遷路線文化遺產的保護重點,進行搶修與維護。 民國廿八年初,因為逐漸感受到空襲的威脅,乃將六廣門的八十箱文物遷移到相距九十五公里的安順華嚴洞。這批文物甫撤離不久,二月初,日軍十八架飛機果然向貴陽進行狂轟濫炸,死傷高達數千人,民房亦遭嚴重摧毀,故宮文物幸運地避過了這一劫。 XTX/vbge3m 華嚴洞是一處天然岩穴,距離安順縣城約莫一公里。在幾個大後方的文物儲放點當中,安順所存的數量最少,但卻盡是參加過倫敦展的精品。故宮並於當地設立安順辦事處,任命莊嚴為主任,並派朱家濟、李光第、鄭世文三人來此工作。此次重走南遷路的成員中,莊嚴先生的公子莊靈,已是第三度重訪舊地,沿途回憶兒時追隨父親逗留過的地點,感觸最是深刻。 故宮文物在華嚴洞度過了將近六年的時光。直到民國卅三年十一月,日軍開始沿黔桂路進犯,這批存黔文物才被緊急地移往四川巴縣飛仙岩。 蓉展民國卅四年九月抗戰勝利之後,故宮已開始計畫將南遷文物集結東歸。當是時,四川教育廳長劉明拘積極提出建議,歸運前,先挑選書畫精品,到成都舉行告別展。遂爾催生了民國卅五年十一月的「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在蓉書畫展覽會」,簡稱「蓉展」(蓉為成都的簡稱),地點設在成都荷花池畔的一處展覽館舍。 與「渝展」、「筑展」一樣,「蓉展」也印製了小冊,名為《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在蓉書畫展覽會展品目錄》。採線裝鉛印本,扉頁有四川書法家謝無量(1884-1964)題寫的「故宮書畫展覽目錄」,扉頁後,附書印刷年代「民國三十五年冬刊于成都」。 根據這本目錄,本次共計展出一百件書畫,包含書法十三件,與繪畫八十七件。展品的時代,囊括了晉、唐、五代、宋、元、明、清。諸如:東晉王羲之(303-361)〈七月都下帖〉、唐褚遂良(596-659)〈倪寬傳贊〉、顏真卿(709-785)〈祭姪文稿〉、五代人〈秋林群鹿〉、宋蘇軾(1037-1101)〈赤壁賦〉、元趙孟頫(1254-1322)〈窠木竹石〉、黃公望(1269-1354)〈富春山居圖〉、吳鎮(1280-1354)〈洞庭漁隱〉、明仇英(約1498-1552)〈雲溪仙館〉、清郎世寧(1688-1766)〈八駿圖〉等,雖然與「渝展」、「筑展」的選目完全沒有重複,但依舊件件都是蔚為一時之選的精品劇蹟。 由於陳列室空間有限,展覽是採取每旬(十天)更換一次的方式,分批展出。在展品目錄中,收錄有〈書畫總說〉一篇,內容包含總綱、書學與畫學之演進及其名家、國畫之特點及其繪畫之法、展品概要等。儘管例言裡謙稱:「是編急就纂錄,涉筆麤疏,掛漏難免,尚冀博雅君子,匡正是幸。」不過該文論述歷代書畫源流派別,條理明晰而文采精雅;舊文新看,仍然深具參考價值。 後記本文之末,還想附帶談一點關於書畫保存與展示的感想。 此次考察隊的足跡,是採取重點探訪的形式,走過四省(江蘇、貴州、陜西、四川)一市(重慶)。行程中,除了設法揣摩當年文物在運送路程裡,所面臨的艱困雰圍,對於幾處現在猶被保留下來的倉儲點,也盡可能地去瞭解當年文物擺放的環境條件。 且以安順華嚴洞為例。故宮南遷書畫一共有八八五二件,裝成一百二十八箱。最精彩的一千餘件,被存放於華嚴洞,參加過英倫展、蘇聯展的選件,盡在其中。此地雖然洞穴極為深邃,但是內部地勢高下崎嶇,而且潮濕黑暗,並不利於保存書畫。稍一不慎,文物發霉長斑的情況,相當容易滋生。所以必須選擇靠近洞口處,搭蓋板房,將文物墊高貯放。遇到氣候較佳的晴天,典守人員還要分批提取文物出來,在戶外進行晾晒的工作,藉以防霉和殺菌。 至於抗戰末期,華嚴洞文物被移往四川境內的巴縣。當地更不乏鼠、蟻、蠹蟲之患,即令庫房人員戮力巡守,難免防不勝防。目前在故宮典藏的書畫上,偶爾會發現舊蛀洞與漬痕,雖然沒有明確的證據說明是何時、何地所造成,但也有可能發生於當年文物播遷的過程中。 續談陳列室的環境。如今,現代化的博物館,無論是庫房或陳列室,因為長年擁有恆溫、恆濕的保存環境,也嚴格控管文物的照度,足以有效地延緩文物老化的速度。但據莊嚴〈倫敦中國美術國際展〉文中記載,百靈頓堂室內因陽光不足,多用巨燭電燈,且暖氣流通。另外,檢視當年的一些老照片,書畫立軸的展示方式,都是採取直接懸吊,並未附加玻璃圍幕保護,表面難免有落塵、過度受熱的疑慮。赴蘇展甚至展期長達一年以上,書畫作品處在長期曝光陳列的情況下,表面會增生出那些劣化現象,在在令人憂心。 卷軸類的古老書畫,其實最忌諱頻繁的捲收、懸掛、搬動,當年文物出國,基於徵信的理由,在出國前和返國後,都會舉辦預展、歸國展,再加上事前徵選、審查等繁複過程,無形中提高了文物蒙受傷損的機率。 固然,放眼任何一個博物館典藏的文物,都不可能完全深鎖在庫房內,謝絕做公開展示。故宮書畫文物在南遷時期的幾次展出,無論對促進國際文化交流,廣泛宣揚華夏藝術等議題,確實發揮了空前而鉅大的影響。未來,只要客觀條件完備,故宮文物重新在南遷據點上舉辦回顧展,也並非不可能的任務。 身為新一代的故宮人,面對如何典守文物的嚴肅課題,唯有抱持更為兢兢業業的態度,克盡維護文物之責,好讓這批劫後餘生的文化瑰寶,能夠在安全無虞的前提下,繼續與更多世人分享它們的絕代風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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