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外座談

    除卻白天精彩的研討會與參觀行程，晚間的節目，同樣令人印象深刻。諸如敦煌樂舞的欣賞，月牙泉夜遊，品嚐敦煌美食等，無一不充滿了濃郁的地方風味。不過其中，獨有一樁插曲，情調與上述活動迥異，無妨在此記上一筆。

    八月十一日晚間，大會臨時通知我們，段院長將分別與美國代表和臺灣代表茶敘，地點就設在下榻的「敦煌賓館」三樓會議廳。對於這項新增的「節目」，大家並不清楚會聊些甚麼內容。但是，面對了東道主的誠意邀約，我們當然得表示欣然接受了！

    九點一刻，率先進行的「中美」會談結束，約莫十多位「臺灣代表」便魚貫步入會議廳。首先，賓主雙方循序做了簡單的自我介紹，接著，院長段文傑針對敦煌研究院近年來的工作情形，向大家做了一番說明，隨即便鼓勵大家自由發言，希望能從不同的角度，提供可供院方日後興革的建議。

    回憶那天晚上，大家倒是真的暢所欲言，把原定一個小時的座談時間，硬給延長為兩個小時。至於座談的內容，則涵蓋甚廣，有跟敦煌研究院息息相關的平和建言，也有檢討大陸現行規章的尖銳質詢。前者比方︰如何由目前純粹學術的探討，擴充至宗教界人士亦能參與的領域，以符合多數佛教信徒的需求；如何讓敦煌的文物及摹本，能夠跨越時空的隔阻，在臺灣及世界各地，做經常性的展出；以及，在不破壞莫高窟的前提下，如何提供學者們更廣泛的便利，俾能參酌原作，從事專題性研究等等。

    另外，也有人提出，何以臺胞到大陸旅行，諸般規費，均被等同「外賓」，繼而索以重金？這類質疑，實質上已經超乎了研究院所能解決的範疇，不過，發言者顯然是積壓日久，才會「不吐不快」。為了化解僵局，記得當晚，段院長唯以雙方生活水平不同，將話鋒輕鬆帶過。事後想想，學術研討畢竟不同於「兩岸會談」，屬於事務性問題的爭議，恐怕還是得期待專責機構，循序漸進地商討，才能歸結出解決之道吧！

    世界的敦煌學

    假莫高窟舉行敦煌學研討會，固然可以盡佔地利之便；其實，從這次提報論文的品類觀之，屬於佛教圖像探源及史料、文獻考據的文章，幾乎呈現與石窟藝術分庭抗禮的局面。足見王圓籙（一八五○–一九三一）所發掘的藏經洞遺書，隨著各國新編目錄的陸續問世，已日益凸顯出主導敦煌學的重要性。

    目前，敦煌遺書的分散地點，遍布於英、法、蘇、日、印、大陸及臺灣的博物館或圖書館。其中，英國大英博物館擁有斯坦因（一八六二–一九四三）自藏經洞「請走」的經卷九千餘件，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則由伯希和（一八七八–一九四五）提供了五千餘卷。光是英、法兩國的收藏，即佔據遺書總數的一半有餘。

    二十世紀初葉，中國正值憂患頻仍之秋，對於外國考古隊接二連三地侵入邊陲地區，從事文物大舉外移的「行當」，國人不僅是無暇顧及，實質上，很多人也極度欠缺保護文物的正確觀念。對於這樁文化界的憾事，究竟責任該由誰擔當？至今無論是中西兩方，依舊有學者在爭論不休。姑不論其間功過如何，至少敦煌遺書的廣泛流布，直接促成了敦煌學的研究熱潮，則是無庸置疑的事實。

    據筆者檢閱相關記錄，大陸而外，如法國及臺灣，均舉辦過與敦煌學有關的研討會。譬如一九七三年，巴黎便召開過「中國中世寫本研究方法與動態」討論會。一九七九年，又舉行了「敦煌、西域文獻研究會國際會議」。臺灣方面，民國六十九年（一九八○），中央研究院在臺北舉行的「第一次國際漢學會議」，其中有四組論文，均屬敦煌學範疇，也可以視之為一次敦煌學的國際研討會。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中央圖書館的漢學研究中心和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聯合主辦了「第一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越五年（一九九一），第二屆會議又再度假臺北中央圖書館召開......。

    敦煌學會議的連番召開，不獨可以為學者們製造面對面交流的機會；而且，經常性地舉辦討論會，更會直接刺激新課題的誕生，也敦促庋藏敦煌文物的機構，及早將目錄，或者顯微膠片公諸於世。

    身為一九九四年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參與者，我很高興此行能載回豐富的收穫；同時，我也有信心，縱使敦煌石窟不在臺灣，只要積極結合各國的資訊，獎勵相關主題的研究，「敦煌學」是絕對可以「在臺灣」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