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仲秋事件導致25萬公民薈集凱達格蘭大道示威, 有人認為有政黨在幕後動員. 持此論者必然不了解此次事件前因後果的一個重要連結: 手機. 手機不但是洪案的導火線, 也是廣大公民行動之所以迅速成形的媒介. 這次事件顯示手機已為台灣政治帶來新貌: 當25萬人在總統府前揮舞著發光的手機的時候, 他們不但要為一位義務役士官因手機而死追求公平正義,也宣示了手機的力量終將逼使傳統政治─包括民選政府及政黨組織─在公民行動之前逐漸地邊緣化.

傳統集體行動理論認為個人缺乏足夠的實質誘因參加大型的公民行動. 這是因為渺小的個人不論參加或不參加都不至於影響到集體行動的成敗. 由於一盤散沙的個人容易“白搭” (free-ride), 集體行動必須仰賴有充分資源的組織來進行溝通及協調等凝聚群眾的動員工作. 這或許是認為公民1985行動聯盟背後必有政黨支持的陰謀論者的理論基礎.

然而, 傳統的集體行動理論在時代跨入21世紀就已經落伍了. 2001年一月馬尼拉的愛得薩 (EDSA: Epifanio de los Santas) 大道上薈集了一百多萬黑衫軍, 在四天之內, 便推翻了貪腐的菲律賓總統艾斯特拉達 (Joseph Estrada).黑衫軍凝聚的動力, 來自於一則只有十幾個英文字母的手機簡訊: “Go 2 EDSA, Wear blck” (“赴愛得薩, 穿黑衫”). 這場所謂愛得薩革命及類似由手機媒介的集體行動事件,  引起了美國學者 Howard Rheingold 的注意而在2002年出版了一本深具前瞻性的著作:  《智慧型群眾》(Smart Mobs). 此書探討移動型通訊工具如何能夠克服傳統經濟學所揭示的“囚犯困境”、“公有地的悲劇”、以及集體行動的“白搭問題”. 書名中Mobs一字實具雙關用意: 它不但指無組織的群眾, 也同時指涉手機等移動型溝通工具(mobile communication devices). 簡言之, 手機克服了大規模群眾運動中溝通及協調的問題, 它能凝聚無組織的群眾在同一目標之下達成集體行動. 這個過程, 是不需要仰賴傳統政治力量來動員的.

洪仲秋因手機而送命. 軍營中禁止有照相功能的手機或許有其安全上的必要性, 但對於使用手機長大的年輕世代而言, 為了攜帶一支手機而受到如此凌虐畢竟是不可思議的. 與其把公民1985行動當成義務役士兵的復仇記, 我毋寧把它視為手機世代伸張他們基本權益的行動. 也許在這個世代的潛意識中, 持有手機、在行動中用手機來相互溝通、以及用手機來溝通協調相互的行動, 是他們的天賦人權吧? 傳統的政客們, 小心了: 這個世代不仰賴你們的組織, 他們即使把你選入總統府, 立法院, 他們手中的手機仍將嚴密地監督你; 當你的政黨立場不合乎他們的公平正義, 他們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用手機凝聚集體行動來逼你改弦易策; 你可以靜靜地坐在他們之中和他們一樣揮舞著手機, 但那就是你們被邊緣化的鐵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