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司馬光的遠祖可追溯到西晉皇族安平獻王司馬孚。原籍屬河內，今河南沁陽。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曾為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屬翰林學士院），在藏書閣擔任皇帝的顧問，官居四品，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譽。

 童年

司馬光出生時，他的父親司馬池正擔任光州光山縣令，於是便給他取名「光」。司馬光深受其父影響，一位婢女用熱湯替他將胡核去皮，他姐姐問他是誰做的，司馬光回答是自己剝皮的，父親責備他小孩子怎麼可以說謊，司馬光自此便不再說謊。司馬光自幼便聰敏好學，「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七歲時，他便能夠熟練地背誦《左傳》，並且能把二百多年的歷史梗概講述得清清楚楚，可見他自幼便對歷史懷有十分濃厚的興趣。流傳至今「司馬光砸缸」的兒童故事，在當時的東京（今開封）、洛陽一帶就有人把這個故事畫成《小兒擊瓮圖》廣為流傳。小小的司馬光遇事沉著冷靜，機智勇敢，傳為千古佳話。

 仕途

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中進士甲科，從此步入仕林。初任奉禮郎、大理評事一類小官，後經樞密副使龐籍的推薦，入京為館閣校勘，同知禮院，改并州通判。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同知諫院。嘉佑六年（1061年）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他立志編撰《通志》，作為統治者的借鑒。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戰國迄秦的《通志》八卷上進宋英宗，英宗命設局續修，並供給費用，增補人員。宋神宗以其書「有鑒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賜書名《資治通鑒》，並親為寫序。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他竭力反對，與安石在帝前爭論，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神宗命他為樞密副使，堅辭不就。熙寧三年（1070年），自請離京，出知永興軍（現陝西省西安市），次年退居洛陽，任西京留守御史臺，以書局自隨，繼續編撰《通鑒》，至元豐七年（1084年）成書。書成後，司馬光官升為資政殿學士。元豐八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聽政，召他入京主國政，次年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數月間罷黜新黨，盡廢新法，史稱「元祐更化」。

 身後

死後追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賜碑「忠清粹德」。遺著有《潛虛》、《均韻指掌》、《類編》、《傳家集》、《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游山行記》、《續詩治》、《醫問》、《涑水紀聞》、《通鑑目錄》、《通鑑考異》、《通鑑舉要歷》、《稽古錄》（《歷年圖》、《歷代君臣事跡》和《百官公卿表》）、《切韻指學圖》、《司馬文正公集》等37種。

 政治主張

司馬光在政治上是標準的守舊派人士，他跟主持變法的王安石發生了嚴重分歧，幾度上書反對新法。他認為刑法新建的國家使用輕典，混亂的國家使用重典，這是世輕世重，不是改變法律。所謂「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司馬光與王安石，就竭誠為國來說，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體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圍繞著當時財政、軍事上存在的問題，通過大刀闊斧的經濟、軍事改革措施來解決燃眉之急。司馬光則認為在守成時期，應偏重於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制度之內，即使改革，也定要穩妥，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司馬光的主張雖然偏於保守，但實際上是一種在「守常」基礎上的改革方略。王安石變法中出現的問題，如新法不能有效落實和用人不當等情況，從側面證明司馬光在政治上還是老練穩健的。

 編撰《資治通鑒》

司馬光最偉大的貢獻，就是主持編撰了294卷300萬字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鑒》。《資治通鑒》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共記載了16個朝代1362年的歷史，歷經19年編輯完成。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謂，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司馬光為此書付出畢生精力，成書不到2年，他便積勞而逝。《資治通鑒》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司馬君實都親自動筆，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學者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

雖然司馬光為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是傑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但卻不是稱職的政治家﹐其人為中國古代士大夫迂腐思想典型代表。宋代多次戰爭中敗北﹐那種腐敗到骨髓的政府和社會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局勢。但有司馬光反對王安石可以顯示出迂腐保守透頂的本質﹐對他而言宗法及那些所謂倫理綱常比起國家衰亡更重要。

參考資料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8%E9%A6%AC%E5%85%89&variant=zh-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