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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為人父母或師長者都知道，如果和年幼的孩子「協定」要好好念書、按時入睡、多吃蔬菜、少玩電動，會是多麼難以執行成功的任務。那麼，對於一個不管是一時衝動或承受長期壓力而萌生自殺念頭的孩子，一紙「不自殺約定書」 就能發生什麼效力嗎？
教育部針對國中小學生推動自殺防治計畫，其中包括了測量憂鬱程度的柯氏量表、自殺危險程度量表、「不自殺約定書」等等，要求輔導老師預判學生的自殺行為。結果輿論譁然，有家長直稱「頭殼壞去」，心理衛生專業工作者指「怎麼可能」，同為官方單位的衛生署自殺防治中心也說不了解教育部此一政策細節。教育部和此一計畫的負責人都說外界有所誤解；但就算一般人以常識判斷都看得出來：針對年幼孩子的自殺防治計畫，不能這樣蠻幹！
青少年自殺問題日趨嚴重，不但台灣的父母憂心，世界其他國家更早就注意到且一直在關切處理此一問題。歐洲、北美和紐澳等先進國家，近數十年來，自殺一直高居青少年死亡原因的第二、三名左右，且自殺率逐年攀高，意圖自殺的年齡也趨下降。這是否二十世紀後期以來的「文明病」之一，尚不得而知；但先進國家累積多年的各種防治自殺計畫的得失經驗，顯然值得我們關注參考。
以美國為例，從一九八○年代中期即開始積極面對此一問題的嚴重性，當時全美的校園自殺防治計畫超過一百個以上。其經驗發現，青少年自殺常是各種複雜因素交錯下的結果，風險因素包括了社會和教育的不利處境、家庭逆境和童年不幸經驗、心理和情緒失調、個人人格及認知特質、基因和生理因素，以及特殊的環境或事件誘發因素等等。正因為自殺成因複雜，所以縱然在青少年心理諮商專業發達且資源普遍的這些國家，行之多年的校園自殺防治計畫仍不斷受到質疑，對其遏止青少年自殺的效果、或是否可能具有「反效果」，仍一直在進行檢討。
舉例而言，有些專家就曾提出警告，專門針對自殺議題喚起學生注意的活動，可能反而誤導學生以為自殺是一種處理壓力的慣見反應。媒體不當報導也可能擴大自殺的「感染」效果。成年人的心理諮商可能使用的「不自殺約定書」，對中小學生是否有效，或是否反而可能將對學生造成「標籤化」的負面影響，更是必須謹慎處理的問題。
由此可知，先進國家經驗豐富尚且為之戒慎恐懼的青少年自殺防治計畫，如果被我們的官方機構輕率移植過來，在校園輔導工作本來就人力吃緊而資源有限的背景下，就欲以公權力在校園裡普遍施行，會是多麼形式化的荒謬現象，可能產生的反效果更是危險之至！試想，如果一個小學生因一時情緒問題，而被可能專業判斷不足的老師通報為「高風險因素」的自殺防治輔導對象，則對孩子的心理壓力和「標籤作用」將是何等可怕？教育部對當今校園的教師負擔和各種資源分布情形到底掌握多少？由少數官學界人士所構思、尚未知是否經過嚴格實驗和測試效果的計畫，由教育部一聲令下就要全面施行，難道不怕太過草率，反而傷害了學生嗎？
教育部長弄錯幾個成語，容或只是市井間茶餘飯後的笑話；教育部要進行新式課程改造，師生不堪其擾，則早該檢討改進；如今，教育部竟欲推動不成熟的自殺防治計畫，將此一嚴肅而敏感的任務猛然灌注在資源不足的學校老師身上；學生生死大事的後果，難道是杜正勝部長所能夠負起的責任？杜部長聊聊三隻小豬的「成語」都可能被學生反嗆，手中的公權力可不要拿來做後果不堪想像的事情。為窮學生的營養午餐來源、貧困父母的學費著落、偏遠地區的公平升學機會多費點心盡點力，才是教育部該做的正事！
